一場持續數年的竊書迷局,終于在2026年7月畫下句點。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名39歲男子因精心設計多重身份,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圖書館盜走一批價值逾20萬美元的珍稀中文手稿,被聯邦法院判處已服刑期加上一年居家監禁、三年監督釋放。據《紐約時報》記者Ali Watkins報道,洛杉磯聯邦地區法院法官于7月8日作出上述量刑裁決。
這名男子名叫Jeffrey Ying。根據加州中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Ciaran McEvoy向SFGate網站透露的信息,Ying在2025年10月已對重大藝術品盜竊罪表示認罪,承認竊取了一件17世紀的清代手稿。McEvoy還指出,Ying當庭承認他還盜竊了其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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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案件的離奇與精密程度,讓長期追蹤藝術品犯罪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探員也感到意外。據《今日美國》記者Marc Ramirez引述FBI藝術品犯罪調查組成員Allen Grove的說法,Ying施行盜竊的手法相當老練:有時他會“把假書偷偷帶進閱覽室,當場調包”;另一些時候,“他聲稱自己是研究人員,把書借出,還書時交回的卻已是偽本”。
整件事的起點,需要回溯到數年之前。根據《紐約時報》所梳理的時間線,最先是一位名叫“Alan Fujimori”的男子,從UCLA圖書館珍本部借走了兩本數百年歷史的中文手稿。四年之后,又一位名叫“Jason Wang”的人士,以借閱者身份取走另外六份歷史中文文獻。到了2025年8月,“Austin Chen”再次出現,一次借出八份古籍。
然而調查揭示,這三位姓氏、身份迥異的借閱者,其實都是Jeffrey Ying一人在幕后扮演。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證實,Ying用這三個不同的化名分別進入圖書館,有時配合出示偽造的身份證件,以獲取信任。每次他將真本留在自己手中,再將外表經過刻意仿制的“替身”文本交還給圖書館——這些偽書甚至貼有偽造的資產標簽,足以在短時間內蒙蔽圖書館工作人員的眼睛。
這些珍貴文獻的存放與調閱流程,也因為這起案件而被置于放大鏡下重新審視。按照洛杉磯時報記者Katerina Portela的報道,調查人員查明,Ying每次都是向UCLA設于校外的遠程儲存書庫——南加州區域圖書館設施(Southern Regional Library Facility,簡稱SRL)提出調閱申請。圖書館員工依據他的要求,將手稿從SRL運送至校內的查爾斯·E·楊研究圖書館(Charles E. Young Research Library),再由Ying在預留的閱覽室內進行查閱。
依照圖書館的規定,任何一位讀者在閱覽室內翻閱這批特藏珍本時,都必須有一名工作人員在場陪同。《洛杉磯時報》在報道中提及了這項政策,但同時也點出了一個關鍵疑惑:目前尚不清楚Ying多次進出閱覽室的那段時間,該項規定是否得到了嚴格執行。正是這個可能的安保疏漏,給了調包計可乘之機。
Ying的偽裝并非沒有露出破綻。最終引起圖書館員工警覺的,是館藏中多件中文文獻不翼而飛的異常情況。工作人員調閱了閱覽室及周邊的監控錄像,進行逐幀比對,這才驚覺“Fujimori”“Chen”和“Wang”三張借閱證背后的面孔竟然是同一個人。緊接著,調查人員調取了Ying的出入境記錄,發現他幾乎在每次盜竊發生后的數天之內,都有出境前往中國的行程。這一令人不安的對應關系,迅速將嫌疑指向集中。
2025年8月,Ying又一次出現在UCLA圖書館。這一回,等待他的不再是待取的手稿,而是登門抓捕的執法人員。據公開信息,Ying當時身上持有機票,預定即將飛離美國。盡管當局并未公布他攜帶古籍出境的具體方式,也未透露那些珍貴的清代文本及其他中文手稿是否已經成功追回,但檢察官辦公室確認,Ying的落網直接中斷了他再度離境的計劃。
案件所牽涉的文獻本身,其珍罕程度在這起竊案的量刑與認罪協商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引述的案卷描述將這些古籍定義為“稀有且獨一無二的中國文獻”,總估值超過20萬美元。其中明確被列入起訴書的一份17世紀清朝手稿,不僅年代久遠,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研究價值。這些泛黃紙頁上所承載的,是跨越數百年的語言、思想與社會記錄,一旦流散,對學術機構造成的損失遠非金錢可以衡量。
Ying從認罪到最終判刑的每一步,都在聯邦地區法院留下了一條清晰的司法軌跡。2025年10月的認罪協議中,Ying承認犯下了一項重大藝術品盜竊重罪。2026年7月的量刑聆訊中,法官在考量過檢方建議、被告認罪態度以及已羈押時長等因素后,作出了一項在形式上兼具監禁與社區監控的判決:他將在已服刑期的基礎上,繼續接受一年居家監禁,期間須佩戴電子監控設備,外加為期三年的監督釋放。這意味著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他的活動范圍與日常行為都將持續處于聯邦緩刑辦公室的注視之下。
FBI藝術品犯罪調查組的Allen Grove在接受《今日美國》采訪時,以“調包”與“借書不還”兩類手法形容該案。這些表述雖然簡短,卻勾勒出一幅令人不安的圖景:一位熟悉圖書館運作規則、利用學術身份掩護、反復進出特藏閱覽室的“訪客”,在看似尋常的學術研究程序之下,把一座大學的知識遺產悄無聲息地轉移。而支撐這一手法的,是他準備好的假身份證、假姓名,以及那些足以亂真的仿制手稿。
從南加州區域圖書館設施到查爾斯·E·楊研究圖書館,這條借閱路徑原本為了服務遠程儲存與珍本保護而設計。讀者無法直接進入恒溫恒濕的SRL書庫自行取書,而是需要提前申請,由專職館員負責運送,再在指定閱覽室完成查閱。這個過程里,每一次交接、每一次清點,理論上都是多重核實的安全節點。然而,Ying顯然找到了其中一處關節,使得幾可亂真的偽書能夠順利頂替真本,重新回到流通書架上,而真本則隨著他的行李一再穿越太平洋。
案件曝光后,在古籍收藏界與圖書館學界引發了一系列關于特藏安保的再思考。珍本閱覽室內的“工作人員在場”政策,究竟是以怎樣的形式被落實的?對于長期、反復借閱同一類目文獻的研究者,是否存在額外的比對與追蹤機制?當一本珍本被歸還,館員在入庫核驗時是否足夠仔細,能夠分辨出細微的裝幀差異與資產標簽的真偽?這些問題雖然都還未在法庭文件或官方聲明中獲得最終答案,但已經足以促使許多研究型圖書館重新檢視自己的典藏安全細則。
Ying本人的行為背后,藏著怎樣的動機,檢方至今未做公開說明。無論是出于私人收藏癖好、受人之托的買賣行為,還是更深層的跨境交易鏈條,都停留在外界的猜測層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采取了極其周密且持久的欺騙手段,把一所頂尖公立大學圖書館的特藏閱覽室變成了自己獲取文物的通道。這樣的行為,無論動機為何,都在法律層面上被評價為嚴重的聯邦罪行,也讓他最終付出人身自由受限的代價。
從第一次以“Alan Fujimori”之名借出兩件古籍,到以“Austin Chen”身份一口氣調取八份文本,Ying在數年時間里一步步抬高下手的數量與頻率。直到圖書館發現藏書虧空,三個化名的面紗才在監控錄像的逐幀比對下被層層揭開。聯邦探員同步調取的旅行記錄則像是最后一塊拼圖,把盜竊時間點與出境時間點嚴絲合縫地扣在一起。無論是檢方在認罪協商中的舉證,還是法官在量刑時的考量,這套將化名、偽證、仿制手稿與跨國行動組合在一起的犯案模式,都構成了此案最核心的惡化情節。
目前,這批被盜中文古籍的下落仍然成謎。公開的案卷信息并未明確Ying是否已將真本轉手,也沒有說明聯邦探員是否在后續調查中查扣到任何一部失竊文獻。對于涉事的UCLA圖書館及南加州區域圖書館設施而言,文獻的物理遺失已無法撤回,他們只能寄望于執法部門進一步的追索,同時將這一事件當作安保體系的一次深刻警報。對于每一位曾在特藏閱覽室里潛心查閱的研究者,這一案件也投下了長久而微妙的陰影——原來,在安靜翻頁的燈光之下,掠奪也可能正在靜悄悄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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