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vs2026：兩屆世界杯，兩個美國

北京時間7月20日，阿根廷隊和西班牙隊，將在美國紐約新澤西體育場角逐美加墨世界杯冠軍。

32年，兩屆美國主辦的世界杯，見證了一個超級大國的兩個時代。

1994年6月17日，世界杯揭幕戰那一天，一輛白色福特在洛杉磯高速公路上的“世紀追逐”事件搶走了足球的風頭：當時，足足9500萬美國觀眾在電視上觀看警車追捕涉嫌殺妻的前橄欖球明星辛普森。

盡管如此，這屆世界杯不僅創下約358萬名現場觀眾、場均近6.9萬人觀賽的紀錄，也成為美國向世界展示自身實力的一次大型“國家秀”。

1994年6月17日，美國警察和辛普森在洛杉磯高速公路上演“世紀追逐”；辛普森首次出庭畫面紀錄片《辛普森：美國制造》截圖

那一年，冷戰剛剛落幕，蘇聯解體不到三年，美國正處在所謂“單極時刻”的巔峰。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歷史的終結》一書剛剛發布，吹捧美國模式是人類社會的最終選擇。海灣戰爭的勝利讓美軍“摧枯拉朽”的形象深入人心。

32年后，2026年，世界杯再次來到美國。

美國隊1比4慘敗比利時隊，美國球迷失望 美媒

然而，美國隊在家門口1比4慘敗比利時隊，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幾通電話更是讓美國淪為全球笑柄。賽場上丟人還是小事——鏡頭拉遠，這個國家正深陷通脹、內部撕裂、戰略收縮，以及又一場中東戰爭的泥潭。

如果說1994年世界杯，是美國自信地宣布自己進入“美國世紀”；那么2026年世界杯，更像是一個面臨內外挑戰、不斷衰弱的美國，鉚著勁對世界展示自己依舊存在影響力。

所以，兩屆世界杯之間，美國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

全球化成“牛夫人”

1994年的美國，正處于現在美國人最懷念的一段經濟周期。

克林頓政府1993年上臺后，通過增稅、削減財政赤字以及推動互聯網等信息產業發展，美國經濟進入持續擴張階段，物價穩定，民眾實際購買力穩步提升。

通過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和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發布的1994年與2026年的數據對比，可以清楚地得出結論：美國經濟已從“低通脹、相對均衡增長”轉向“高債務、高物價”的新常態。

美國1994年和2026年關鍵經濟數據對比

通脹與物價方面：1994年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全年平均約148點，通脹率僅為2.56%；2026年5月，受能源價格影響，通脹率回升至4.2%，CPI維持在約335.12點。

國債規模則是最直觀的警鐘：1994年底，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為4.693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約65%左右；2026年，聯邦總債務已接近39.4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已超過130%。這意味著美國財政越來越依賴舉債，未來利率環境或增長放緩都將放大風險。

另一個變化則更加具有象征意義——制造業。1994年前后，美國雖然經歷產業升級，但制造業仍是重要支柱。世界銀行數據顯示，當時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約占GDP的16%左右；近年來，這一比例已降至約10%。

全球化曾被視為“雙贏”，如今卻被許多美國選民視為“工作流失”和“供應鏈脆弱”的根源。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上臺，并提出“制造業回流”。

美國內撕不斷

實際上，美國這屆世界杯辦得不算差。16座場館全是改造舊館，成本控制到位；場均上座率超99%%，創歷史新高；商業運作成熟，轉播與贊助收入讓賽事大幅盈利。更難得的是，美國順手干了件“人事”——亞特蘭大和達拉斯投入巨資，安置了數千名無家可歸者。

但時隔32年，美國已經沒有幾分像從前了。

在1994年世界杯開幕式上，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講話中強調，足球是一種連接人們的普世語言。如今，特朗普對39個國家的球迷實施世界杯入境禁令，包括已獲得參賽資格的伊朗、塞內加爾和海地。

1994年的美國，有著所謂“冷戰勝利者”的從容，向世界輸出全球球化、自信和開放。

克林頓試圖按“華盛頓共識”——個人主義價值、資本主導的自由市場、多黨競爭民主——塑造世界。美國兩黨雖有分歧，但共識遠大于撕裂。當時，美國國內普遍相信，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不僅適用于美國，也將逐漸成為全球共同的發展方向。

福山當時興奮地宣布“歷史終結”。

但到了2026年，歷史顯然沒終結，倒是美國自己先“卡住了”。

全球化帶來的產業外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社會創傷、新冠疫情暴露的供應鏈風險，以及非法移民持續增加，都不斷削弱普通民眾對傳統政治精英的信任。

特朗普2016年當選總統，正是這一趨勢集中爆發的結果。

“美國優先”、邊境安全、制造業回流、限制非法移民、反對“政治正確”等議題，從曾經的邊緣聲音，逐漸進入美國政治主流。

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長期調查顯示，近年來，兩黨支持者之間在移民、槍支、墮胎、種族、教育等議題上的分歧持續擴大，政治極化程度已達到數十年來高位。

又一場中東戰爭，美國從容不在

1994年的美國，軍事自信幾乎達到頂峰。三年前的海灣戰爭，是美軍“降維打擊”的教科書。這場戰爭不僅展示了隱身戰機、精確制導武器和全球投送能力，也讓世界普遍意識到，美軍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

彼時，華盛頓相信，美國不僅能夠維護國際秩序，而且有能力塑造新的國際秩序。

1991年6月8日，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沙漠風暴行動中的一群身著戰斗服的男女老兵在海灣戰爭勝利游行中游行。 東方IC

然而，這種自信并未持續太久。

“9·11”事件后，美國深陷中東泥潭。根據美國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統計，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等戰爭上的總支出累計超過8萬億美元，并造成數千名美軍士兵死亡。

2021年，美軍倉促撤離阿富汗，更成為美國戰略信譽的一次重大打擊。

進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越來越強調避免長期、大規模地面戰爭，而是更多依靠空襲、遠程打擊、盟友分擔和技術優勢維護戰略利益。

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數據，美國2024年軍費支出超過9900億美元，占全球軍費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仍居世界第一。但與1994年的“主動塑造世界”相比，如今美國軍事戰略的關鍵詞已逐漸變成“大國競爭”“威懾”和“成本控制”。

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沖突爆發。美軍對伊朗發動了多輪打擊，彈藥和戰機等軍事損失巨大。但伊朗毫不示弱，雙方打得有來有回，僵持至今。

開局炸毀伊朗小學、期間飛行員被困伊朗、迄今十多名美軍陣亡、盟國全都置身事外……特朗普挑起的戰爭本就不得人心，隨著戰損增加，國內輿論更是雪上加霜。美媒近日報道，美國國防部內部評估顯示，這場戰爭的財政代價正逼近1000億美元，遠高于五角大樓公開承認的300億美元。

對特朗普政府來說，更糟糕的是，因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美國國內油價和通脹飆升，恐威脅共和黨在今年11月中期選舉的選情。

這與1991年“沙漠風暴”的摧枯拉朽形成了鮮明對比。當年的美國，打一場仗像做一場手術；如今的美國，打一場仗好似踩一片沼澤。

對中國，美國從“接觸”到“競爭”

1994年的美國相信：擴張就是秩序，干預就是責任，美國治下的和平是“歷史終結”的最好注腳。到了2026年，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詞已經變成了另一個詞——“收縮”。

1994年世界杯舉辦時，克林頓政府奉行自由國際主義，大力推動全球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正式生效，世界貿易組織（WTO）即將成立，北約繼續東擴，美國希望通過自由貿易、資本流動和民主制度塑造一個由自己主導的國際秩序。

這一時期，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美式“自由民主”已成為人類政治發展的最終形態。這一觀點雖然后來不斷遭到修正，卻成為上世紀90年代美國戰略自信的寫照。

進入21世紀后，“9·11”事件、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大國競爭回歸，逐漸動搖了美國對全球化的信心。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推出“美國優先”：盟友要交保護費，對手要加關稅，國際組織能退就退，多邊協議能撕就撕。2025年重返白宮后，特朗普進一步強化這一思路，外交政策更加突出交易性和現實利益，被外界概括為“唐羅主義”。

與此同時，美國的對華政策更是從“接觸”徹底轉向“競爭”。

1994年的美國，一方面關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另一方面總體堅持“接觸戰略”，認為隨著中國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中國將逐漸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這一思路持續多年，并最終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但近年來，美國兩黨已基本形成共識，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長期戰略競爭者”。

從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到拜登政府延續高科技出口管制，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繼續強化半導體、人工智能、關鍵礦產等領域限制，美國對華政策已經從“接觸”全面轉向“競爭”。在供應鏈重組、降低關鍵產業對華依賴等問題上，兩黨政策連續性明顯。

回頭看福山。

這位以“歷史終結論”聞名全球的學者，近年來不斷修正他在冷戰結束時期的判斷。

他今年接受采訪時坦言，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套“相當令人印象深刻的體系”，需要重新思考此前“西方民主必然勝利”的假設。在美國建國250周年前夕，他直言：“美國可能走上一條長期衰落的道路，最終將領導地位讓給其他國家，例如中國。”

平視美國后，才發現…

1994年，美國還被視作所謂“山巔之城”。

那時，美國對外援助“慷慨”，聯合國會費不拖欠，全球民調對美好感度處于高位。1998年，美國前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提出，美國是“不可替代的國家”（The Indispensable Nation）。

但實際上，美國的“慷慨”一直只是假象；30多年后，美國已經裝不下去了。

早在1970年，發達國家就做出了每年至少應將其國民總收入（GNI）的0.7%用于對外援助的承諾。

但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統計，自有記錄以來，美國從未兌現這一承諾。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美國每年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僅占其GNI的0.1%至0.2%，遠低于0.7%的承諾目標。

2011年，聯合國通過最不發達國家《伊斯坦布爾行動綱領》，發達國家承諾將GNI的0.15%至0.2%用于對最不發達國家援助。美國從未履行這一責任，其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占GNI的比重長期低于0.1%。

即便如此，特朗普仍深感“全世界占美國便宜”，上任后高喊“美國優先”，大刀砍向對外援助項目。

更甚者，美國越來越不想在國際組織中擔責任。

1994年，美國是聯合國常規預算的最大貢獻國，貢獻比例為25%；30多年后，這一比例不增反降，約為22%。如今的美國，仍是最大貢獻國，同時也是最大“老賴”。今年2月，有聯合國官員告訴美媒，聯合國常規預算的欠款中約有95%來自美國，累計已高達近22億美元。

相較之下，中國貢獻比例從1994年的不到1%，大幅上升至如今的約20%，成為聯合國常規預算的第二大貢獻國。這反映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在聯合國規模評估中的份額增加。

1994年至2026年，中美在聯合國常規預算中的分攤占比

約瑟夫·奈去世前曾警告：制度吸引力一旦喪失，美國依托軟實力構建的領導權威將面臨系統性崩潰。

這一警告正在應驗。

冷戰結束至今的三十余年間，美國在世界格局中的綜合實力演變與全球影響力變遷，呈現出一條極為清晰的拋物線軌跡。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型外交”更是讓其盟友深刻意識到，美國的保護不是免費的，自己隨時可能成為被出賣的籌碼。

據皮尤和蓋洛普民調數據，美國國際形象大幅下滑，而中國形象不斷上升，尤其在全球南方，各國民眾更看重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今年1月，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公布的一項全國民調顯示，近四分之三（74%）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最終會在實力和全球影響力上全面超越美國。

其間，中國輿論對美國的姿態，也從“仰視”變成了“平視”。

19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深化，大量留學生赴美，“美國夢”流行。進入2020年代，中國經濟總量逼近或部分領域超越，民族自信增強，視美國為可對話的競爭對手而非絕對榜樣。

47%受訪者認為，中國已超過美國，或將在未來五年內做到這一點；另有27%認為這一轉變需要更長時間。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32年，兩屆世界杯。改變的不僅是參賽球隊數量，不僅是足球版圖，更是美國與世界相互凝視的方式。

1994年的美國，自信心爆棚，希望世界變得更像美國；2026年的美國，則更加關注如何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繼續維護自身優勢。

今年2月，中東戰火重燃。美國《紐約時報》評價，美以聯合打擊伊朗是“美利堅帝國走向衰落的分水嶺”。美國歷史學者阿爾弗雷德·麥科伊則稱，眼前可能就是美國霸權的“蘇伊士時刻”。

也許美國霸權還將持續一段時間，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已進入“霸權黃昏”。世界不再是美國“一言堂”的世界，國際社會正加速走向多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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