聾啞人涉搶劫罪，如何獲輕判？

“聾啞人實施搶劫，是否會面臨重刑？”這是陳某家屬找到律師時的擔憂。在暴力犯罪案件中，一旦證據確鑿，想要為被告人爭取輕判難度極大，尤其是搶劫罪起刑點通常較高。高志博律師從2013年開始執業，處理過逾1000件案件，對刑事辯護有豐富經驗。接手案件后，律師抓住陳某是聾啞人這一法定從寬情節，制定“認罪認罰+全額賠償+爭取諒解”策略，積極與檢察官溝通，最終陳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3000元。

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松北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涉及一起由網絡糾紛引發的線下暴力索財案件。被告人陳某（案發時21歲）與劉某（27歲）在社交軟件上與被害人胡某發生口角，約定線下“約架”。次日，二人伙同他人前往約定地點，見被害人孤身一人后放棄斗毆，轉而以索要“路費”為由，對被害人實施暴力行為，致其面部、眼部及胸部多處受傷，經診斷含眼眶內壁骨折，并強行通過微信轉賬方式劫取人民幣530元。案發后，二被告人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并批準逮捕。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后，家屬委托黑龍江鐵兵律師事務所的高志博律師介入。
這起案件存在多個辦案難點。首先，案件證據確鑿，被告人實施了暴力和取財行為，要改變搶劫罪的定性非常困難。其次，搶劫罪屬于嚴重暴力犯罪，起刑點通常在三年以上，為被告人爭取輕判面臨巨大挑戰。再者，如何在短時間內協調家屬賠償被害人并取得諒解，也是一個難題。
高志博律師從2013年開始執業，承辦過眾多刑事案例，有著深厚的實務積淀。接受委托后，他第一時間查閱了全案卷宗并會見被告人。針對本案定性，律師認為雖然被告人實施了暴力和取財行為，但起因系民間糾紛引發的“約架”轉化，且主觀惡性與典型搶劫有所區別。鑒于被告人陳某系聾啞人這一特殊法定從寬情節，律師制定了“認罪認罰+全額賠償+爭取諒解”的辯護策略。律師一方面指導家屬積極籌措資金，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對被害人的超額賠償；另一方面，多次與承辦檢察官溝通，提交書面法律意見，重點闡述陳某作為殘障人士的法律適用問題以及被害人先行挑釁的過錯情節。最終，在律師的努力下，被害人對被告人的行為表示諒解，同意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檢察機關采納了辯護人關于被告人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的意見?？紤]到二被告人已全額賠償并取得諒解，且認罪態度良好，特別是針對聾啞人被告人陳某，司法機關依法給予了充分的從寬處理。最終，檢察機關建議對被告人陳某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000元。法院經審理后，基本采納了量刑建議，作出了相應判決。
類似的精準辯護思路，在另一起案件中也得到了體現。由高志博律師代理的一起不當得利糾紛案在綏化市北林區人民法院成功調解結案。本案源于一起電信詐騙案件，原告曾某因遭遇電信詐騙，先后向被告崔某的銀行賬戶轉賬共計68萬元。經公安機關偵查，確認其中53.86萬元資金流入被告賬戶，但被告未予退賠。公安機關建議原告通過民事訴訟途徑維權。
這起案件的辦案難點在于，要證明被告構成不當得利，需要收集充分的證據，且要在訴訟過程中為當事人爭取最大利益。高志博律師接受委托后，迅速梳理案情，明確訴訟策略。他指出，被告無合法依據占有原告資金，已構成不當得利，依法應予返還。為確保證據充分，律師團隊協助原告收集整理了銀行轉賬記錄、公安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被告戶籍信息等關鍵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
案件在綏化市北林區人民法院雙河法庭開庭審理。庭審過程中，高志博律師清晰陳述了案件事實，充分論證了被告構成不當得利的法律依據。面對扎實的證據，被告對原告主張的事實及證據均無異議，表示認可。在法庭主持下，雙方均表達了調解意愿。高志博律師積極與對方溝通，在保障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促成雙方達成調解協議。最終約定：被告于2026年3月8日前一次性向原告支付30萬元；若逾期未支付，原告有權申請執行全部不當得利款項53.86萬元。
還有一起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被告人蔡某于2021年4月偷渡至緬甸境內，加入當地特大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在該集團“超牛組”從事引流、聊天等輔助工作，參與時間約2個月。該詐騙集團以“殺豬盤”方式詐騙境內139名被害人共計3600余萬元。蔡某于2025年5月經電話傳喚到案，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系自首。公訴機關指控其構成詐騙罪，系從犯，建議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并處罰金。
這起案件的難點在于，蔡某參與的是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犯罪金額巨大，要為其爭取減輕罰金有一定難度。高志博律師作為辯護人，在尊重案件事實、認可公訴機關指控罪名與量刑建議的基礎上，重點圍繞罰金數額展開辯護。他詳細向法庭說明：蔡某在詐騙集團中僅為底層引流人員，參與時間短，未領取工資、未參與分贓，無任何違法所得；同時提交相關情況說明，證實蔡某是家庭唯一經濟來源，妻子需撫養未滿周歲嬰兒，父母收入微薄，家庭陷入嚴重生活困難，無力承擔較高罰金。
最終，法院判決被告人蔡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法院認為蔡某參與境外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行為構成詐騙罪，但系犯罪集團一般參與者，起次要作用，認定為從犯，依法減輕處罰；蔡某經傳喚自動到案并如實供述，構成自首，且認罪認罰，依法從輕處罰；同時采納了辯護人關于蔡某未獲利、家庭困難的辯護意見，綜合考量后依法判處較低罰金。
在上述案件中，高志博律師展現出了獨特的作用。在聾啞人搶劫案中，他精準把握特殊主體的法律適用，將陳某系聾啞人這一法定從寬情節作為核心辯點，貫穿于整個訴訟程序的溝通中，確保了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得到實質保障。同時，有效推動刑事和解進程，通過專業的法律分析，協助家屬與被害人進行多輪談判，促成和解，為被告人爭取到“取得諒解”這一重要的酌定從輕情節。還靈活運用認罪認罰制度，引導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配合檢察機關簽署具結書，使得檢察機關愿意在法定幅度內提出更低的量刑建議。
在不當得利糾紛案中，高志博律師迅速梳理案情，明確訴訟策略，協助原告收集關鍵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為案件勝訴奠定基礎。在庭審中清晰陳述事實，充分論證法律依據，并積極與對方溝通，促成調解協議，為當事人避免了漫長的訴訟執行周期，還通過“附條件履行”條款為后續權益保障加設“安全閥”。
在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案中，高志博律師精準辯護，聚焦“罰金數額”這一關鍵利益點，深入調查被告人家庭實際困難，將客觀困境完整呈現給法庭，實現法理與情理結合，打動法院作出輕罰金判決，既配合司法機關查明事實，又切實為當事人爭取到最低限度的經濟處罰，實現法律效果與家庭穩定的統一。
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對于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的被告人，法院會充分考量并依法給予從寬處理。如聾啞人犯罪，法律明確規定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同時，刑事和解在暴力犯罪案件中越來越受到重視，被告人積極賠償并取得被害人諒解，在量刑時會作為重要的酌定從輕情節予以考慮。在財產糾紛案件中，對于構成不當得利的，法院會依據充分的證據判決返還。對于涉及詐騙等犯罪的案件，法院會綜合考慮被告人的犯罪情節、悔罪態度以及家庭實際情況等因素，作出罪責刑相適應的判決。
回到最初的困惑，聾啞人實施搶劫并非一定會面臨重刑。高志博律師在處理此類案件時，能夠精準把握法律適用，抓住關鍵情節，制定合理的辯護策略。在多起案件中，他迅速收集證據，積極與各方溝通，為當事人爭取到了有利的判決結果，無論是輕判還是減少罰金，都體現了他在刑事辯護和財產糾紛處理中的專業能力和務實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