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
2026年6月20日，在陜西歷史博物館，金石學在陜西展開幕。作為系列展覽的上篇，以“追金”為主題介紹陜西地區自商周至清代民國時期發現的青銅器，斯文在茲，金石不朽——
7月4日中午，在陜西歷史博物館，我參觀了這個展覽。這里位于第六展廳，以不同時期特色的青銅鐘貫穿整個展覽線路，分為“吉金淵藪”“禮樂重光”“楮墨傳古”“文脈延芳”四個部分，金石之聲穿越千年，禮樂文明傳承不絕。
1.吉金淵藪
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陜西是周秦漢唐文化的核心區，禮樂制度的發軔之源，金石學問的淵藪之地。據不完全統計，陜西省內博物館收藏商周青銅器近兩萬件。
1985年，在寶雞市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的西周晚期逨鐘拉開展覽的序幕。作為西周時期的都城，長安和周原一帶多次發現青銅器窖藏，如岐山京當鄉禮村窖藏、長安張家坡窖藏、岐山董家村窖藏、扶風莊白窖藏等。
商周時期的墓葬主要分布于關中腹地的渭河流域，文化內涵豐富，區域特征明顯。在等級嚴格的禮儀制度下，為了顯示墓主人的社會地位，墓葬出土的青銅器非常注重禮器的組合和擺放的位置。
1971年至1991年，在咸陽市涇陽縣高家堡，先后兩次發掘六座商周時期的墓葬。這里出土44件青銅禮器，其中26件鑄有銘文，包括8件戈形族徽。戈氏是夏朝移民，保留商人的習俗，有腰坑和殉狗。
2.禮樂重光
從漢代開始，陜西人以青銅器為載體，持續傳承華夏禮樂的精神。王莽改制，恢復九鼎，唐代寺院和宋代呂氏家族墓地均出土過商周時期青銅器，元代墓葬盛行仿銅陶禮器。
1982年，在西安市東郊三殿村，發現一座西漢時期豎穴土壙墓，印章表明墓主是“王許”。在棺槨的兩側，擺放著4件西周晚期青銅盨和1件春秋晚期蟠螭紋銅鐘。西漢時期，已經發現商周青銅器，并且受到人們的珍藏。
宋元時期，陜西成為金石學研究重鎮，藍田呂大臨編著《考古圖》開創青銅器“圖、銘、釋、評”的著錄體系。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遺風，標志著金石學真正發展成為“格物致知”的學問體系。
明代晚期，陜西學者趙崡和郭宗昌合稱“關中汲古二士”。清代初期，注重實地考察碑石，以畢沅、劉喜海、吳大澂最具代表性。清雍正二年（1724年），川陜總督年羹堯為西安孔廟鑄造全套青銅祭器和禮樂器。
3.楮墨傳古
傳拓之術，起源于東漢，唐代發展成熟。宋代，初立器物學，金石學家拓印文字以便交流研學。清朝末期，馬起鳳首創立體拓，也稱“全形拓”和“器物拓”。墨色濃淡，線條虛實，再現器物神韻。
陜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54件全形拓。其中，有14件附有題跋，清代晚期和民國時期各一半。清代題跋，注重銘文的考釋和斷代定名，詳細記述器物的出土和收藏脈絡；民國題跋，引入考古學方法，關注器物的流傳、功能和族屬。
4.文脈延芳
金石學的發展促進文人雅士追求個人素養，衍生出“尊古”“崇古”“慕古”“悅古”之情，古代青銅器從廟堂重器演變成為書齋的清雅陳設。明清時期，商周禮器均被仿制，乃文人“與古為徒”的精神寄托。
在展覽的結尾處，再現了金石雅趣和生活美學，銅盤貯花，銅瓶生春。南北朝時期，佛教供養儀式中，往青銅器內注水，再插入花朵和枝葉。格古創新，物我同春，古老的青銅器重新煥發光彩，悠久的金石學再次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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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申威隆，陜西師范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專業的“非優秀”畢業生，著名的90后“陜西文博一哥”，被領導和同事們稱為“申局”。長按下方二維碼，關注《關中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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