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佛光寺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千龍網）

距離佛光寺還有11公里，挖土機停下了。

原本，它們要沿著山西忻州五臺山的山脈快速推進，建設上百座電網鐵塔，為即將開通的雄忻高鐵送去至關重要的電流。

但它們停了。接到電話時，國網忻州供電公司建設部專責范佳有些驚訝，“佛光寺，拿望遠鏡才能看見啊”。

擋住挖土機的是一部剛剛生效的地方條例。

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產30多年后，這座被梁思成稱為“國內古建筑之第一瑰寶”的唐代木構，留下了又一個第一——國內首個為單一國保單位的文化景觀量身制定地方性法規。

受到法律保護的不再只是院墻里的文物，還有墻外的山川。幾米高的建設也要經過論證，通過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在佛光寺不可見。

因為沒能做到這一點，剛豎起來的鐵塔拆掉了，2023年6月，規劃好的高速路也調整了方案——繞山改道。

他們要守護的是一個1000多年前留下的景觀——站在東大殿前向西眺望，視線穿過經幢、山門，與遠處山川相接。千年前的營造者沒有只建一座殿堂，而是在建筑與天地之間留下一套完整的秩序。

“佛光寺選址是中國天人合一傳統營建思想的一個偉大的見證。”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研究分院（下稱“中規院名城分院”）副院長王軍說。

在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即將公布第一批文化景觀類不可移動文物前夕，這位參與條例起草的規劃師經常接到學術交流的邀請，他盡量不拒絕，“得趕緊普及文化景觀的價值”。

他愛打一個比方：“佛光寺就像一朵蓮花，寺廟是花蕊，四周的山體是花瓣。如果只保護花蕊，砍掉花瓣，那還是完整的蓮花嗎？”

“以后誰還有這個顧慮呢”

2025年9月21日，又來佛光寺考察的丁垚走上東大殿平臺，習慣性地向西回望，眼睛突然被“扎”了一下——遠處的山脊前面多了四個“尖”，在太陽下抖著銀光。

這位天津大學建筑學院教授記得，前幾天那里還是空的。

那是4座剛剛架起來的鐵塔，500千伏忻州北—陽泉電網線路工程的一部分。工程2024年4月立項，組塔作業從2025年7月底啟動。丁垚看到的是最先架設好的幾個，距佛光寺11公里，還是進入了視線。

聽到消息，王軍從北京趕了過去。幾天前，他剛在佛光寺的一場專家評審會上作了匯報，內容是《探索中華古建第一國寶及其環境的整體保護——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研究》。一年多來，他和中規院名城分院的同事一直在推進這項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條例》（下稱《條例》）。

“作為我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構建筑，過去對佛光寺的關注集中在建筑技藝和文化藝術上，對它如何選址營建關注比較少。”王軍說，但這座寺院的偉大之處，除了建筑，還有它和周圍山水的關系。

《條例》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開篇第三條即寫明：“確保文化景觀的真實性、完整性、協調性和延續性。”《條例》將佛光寺四周山脊線圍合區域劃定為文化景觀保護范圍，12項禁止行為的第一條，就是“進行危害佛光寺文化景觀安全或者破壞景觀、地形、地貌的建設活動”。

盡管線路方案審批在先，鐵塔出現的第三天，依據《條例》，五臺縣人民政府發出停工函，工程按下暫停鍵。

王軍為記者打開一幅地圖，上面一層套一層的線圈，圍著佛光寺。中心三個，是早就劃定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范圍、建設控制地帶和環境協調區，再外一圈明顯擴大了，那是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范圍，最外面的是文化景觀視域敏感區，數百倍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范圍。

500千伏忻州北—陽泉電網線路工程，像一道裂谷，直直切開了文化景觀保護范圍。中規院課題組還發現4處在建或擬建的供電工程，最近處距佛光寺2公里。5條線路，200多個塔基，超過三分之一的鐵塔建成后都將在佛光寺可見。西北側山上桿子高90米的風機，有18個也看得清清楚楚。

未遷改前，佛光寺西北向可見的已建風機。在《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條例》實施后，它們被遷至“看不見”的地方。除署名外本組圖片均為中規院課題組供圖

在隨后的《關于解決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面臨突出問題的建議》里，中規院課題組寫道：“這些設施一旦建成，將會嚴重損害文化景觀的視覺完整性。”建議對影響佛光寺文化景觀的已建、在建、擬建項目，盡快進行整改。

“我們一開始也不太理解。文物保護我們一直都很重視，辦理線路手續的時候，都要遵循文物單位的意見。”范佳參與了全過程，他告訴記者，線路方案是在《條例》出臺之前審批通過的，取得了文物部門工程選址的專項協議，都是合規的。“當時征詢的過程中沒有提出佛光寺文化景觀的要求。”

特別是其中幾條線路承擔著雄忻高鐵的送電任務，工期一天不能晚。“最擔心的是重新調整線路，趕不上高鐵的試車送電要求。”范佳說。

9月28日，各方坐下來開了第一次座談會。課題組成員、中規院名城分院工程師汪琴記得，一開始的分歧并不小。原有電網方案已經在建，改線造成的前期損失和后期追加投資都很大，而且事關高鐵送電，相關單位有很大的顧慮。

“風機在那兒很多年了，輸電工程的批復也在《條例》出臺之前，嚴格講并不算違法建設。”王軍說，但電網實際建設行為是在《條例》出臺之后，不符合《條例》要求。他們只能不停解釋，為什么離得“那么遠”的幾座山這么重要。

汪琴很忐忑：“這事能不能辦成？佛光寺文化景觀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整體保護？如果這次不改，以后的建設誰還有這個顧慮呢？”

很快，山西省省長作出重要批示。省政府副秘書長組織召開佛光寺周邊線路遷改專題協調會，忻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多次作出批示，市政府成立遷改專班。

11月8日，國網忻州供電公司提供了優化后的方案，包括286個塔基的數據。沒多久，佛光寺5個觀測點的數據和風機遷移方案也到了。線路調整至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范圍外通過，中規院課題組要從觀測點進行視覺模擬分析，判斷遷改路線是否還能被看到。

驗證時，塔如果70米高，關鍵的幾座山頭，汪琴甚至會把塔的設計高度加到500米，還看不見才算過。286個塔基，要逐一分析，每個核驗遠不止一次。她上學學的是規劃，佛光寺是教科書上的國寶，“要用最高的標準”。

方案經過反反復復的修改，直到中規院課題組確認，286個鐵塔和18個風機的新點位，在佛光寺任何一個角度均不可見。

截至2026年6月，遷改前后的電網項目線路對比示意圖。

“正常確定一條電網路徑要1年以上，這次只用了不到3個月。”范佳告訴記者，雄忻高鐵相關線路變動超過80%，他們增加了5倍施工人員，24小時作業。“政府一直在協調各種保障，周末都在現場集中辦公。”

6月中旬，高鐵試車前的線路架通完成，比原計劃提前半個月。

汪琴打開電腦，里面是幾十個版本的修訂稿，“第一次改線方案”“風力設施的問題”“東邊兩根線第三次說明”，從三四天一更新到一個月一更新——她終于能在前半夜合上電腦了。

“以前考慮的都是文物保護范圍，今后也會考慮景觀的影響了。”范佳后來讀了梁思成的《中國建筑史》，又專門去了幾次佛光寺，“西眺朝山”。

王軍覺得，遷改不只改了線路，“三級政府和相關建設單位達成一個重要共識，佛光寺文化景觀范圍里的所有建設行為都不能影響佛光寺歷史環境的完整性”。

“那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啊”

1500多年前，北魏孝文帝經過這里時，看到的不是高塔，而是一片壯闊的山脈。

相傳他駐足西望，忽見佛光顯現，遂命人在此處建造一座寺院，以資供養。

1937年，梁思成也見到了同一片山脈。他在《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筑》里描述：“近山婉婉，遠巒環護，勢甚壯。”

為了尋找中國唐代木構建筑的實證，他和營造學社的同仁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乘著馱騾進入這片山谷。

初到佛光寺時已是黃昏，他們看到了和千年前一樣的落日。

幾天后，調查組在佛光寺東大殿的梁上發現唐代墨書題記，與階前經幢相互佐證，考證出其建造年代為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打破了日本學者宣稱的中國已沒有唐代及其以前木構建筑的斷言。

林徽因在佛光寺測繪經幢。資料片

梁思成難掩激動地將之稱為“我國第一國寶”，認為在一座殿堂中同時擁有唐代壁畫、唐代書法、唐代雕塑和唐代建筑，至為罕見，是為“四絕”。

80多年后，研究者發現，這里或許還藏著第五絕——唐代山水環境。

“佛光寺的選址和營建是古代的大工程，北魏肇始，唐代極盛，佛寺山林，沿襲的還是中國古代人工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傳統。”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工程建筑學中心副主任黨晟告訴記者。

佛光寺東大殿坐落在佛光山半山腰人工開鑿的平臺之上。“古人跋山涉水而來，遠遠就能看見大殿，再到踏入山門后抬頭仰望，見七間大殿雄踞高臺之上，是多么震撼。更動人心魄的是登上平臺之后，順著佛像的目光向遠處眺望所見到的。”黨晟說。

中國傳統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整組建筑群坐東朝西。梁思成描述這里：“東南北三面峰巒環抱，惟西向朗闊。”每至日暮，站在平臺，西眺落日沒入群山。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契合千年前中國佛教流行的“日想觀”的空間意象。

佛光寺東大殿平臺西眺日落。王鈺淼攝

一條由東向西的軸線，從東大殿穿過唐代的經幢、清代的山門，一路西奔，直抵4公里外的朝山。研究者發現，這條軸線左邊的南側大梁略高，右邊的北側小土木梁略低，正對峨盂山也就是朝山，背靠佛光梁，遵循了中國傳統營造中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特別是“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馴頫”的傳統四象。

“佛光寺的選址營建契合中國傳統的山水人文智慧。”王軍說，“巧借山水形勝，形成了四象齊備、藏風聚氣、形勢完密的理想格局。”

四象即二十八宿的四宮——東宮蒼龍、西宮白虎、南宮朱雀，北宮玄武。專家說，中國古人通過觀測二十八宿測定時間，這套觀象授時的知識體系，是農業文明發生最重要的基石之一，而佛光寺的選址就是把二十八宿的四宮落在了地上。

不僅如此。黨晟進一步解釋，這條軸線東向遠端，正對著南臺主峰，顯示出佛光寺與整個五臺山地區山水格局的密切關聯。佛光寺在中國文化史和建筑史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的選址既因藉地勢坐東朝西，很好地契合中國佛教的觀想傳統，而且，又和中國傳統四象方位巧妙結合在了一起。

佛光寺坐東朝西的文化景觀。

“這是佛寺在營建最重要一步——選址上的中國化，是歷史上外來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一個重要見證，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他說。

即使從現代勘測角度看，這個選址都十分合理。汪琴解釋，四面的山川形成環抱，可以把寒風擋在外面，小氣候十分宜人，選址半山腰排水快、不返潮，這些都為佛光寺提供了存續千年的環境條件。

“站在東大殿的平臺向西看，你看到的還是唐朝人看到的景觀，那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啊！”王軍說。

規劃之外

在鐵塔出現之前，這片景觀已經幾次差點失去完整。

2018年，有專家來佛光寺考察，望見對面的山上多了塊“禿斑”，植被沒了，黃土翻在外面。一打聽，那是西向2公里閆家寨村的磚廠在挖山取土。

2009年，五臺山以文化景觀類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佛光寺成為其中唯一的文化“飛地”。同年，《山西省五臺縣佛光寺文物保護總體規劃》發布，在文物建設控制地帶以外，劃定了6.6平方公里的環境協調區。

磚廠在建設控制地帶之外，卻在環境協調區內，后者的“管理要求”明確規定“禁止開山采石、開山取土的行為”。當時的規劃者已經注意到磚廠對景觀的破壞，提出整治措施，但沒能執行下去。

“怎么可能不著急呢。”時任佛光寺文物保管所所長胡俊英提到當時，音量一下子高了。但作為文保機構，他們的管理職責只覆蓋文物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工作重心在“圍墻之內”。環境協調區不是文物保護法規定的法定文物保護區劃，沒有法律約束力。

有關專家提交了一份建議，呼吁停止破壞佛光寺朝山山體，建立文保與環保相結合的工作機制。磚廠最終遷走，但問題沒有跟著走。

2020年，一座位于山門前的大型停車場又出現在建設方案里，專家認為這將改變佛光寺山門外的景觀格局，再度聯名反對，項目叫停。

2022年，忻州市啟動了繁峙至五臺高速公路項目前期工作。按照規劃，設計時速100公里的雙向四車道，將從佛光寺環境協調區、東大殿正對面的朝山下部山體穿過，處于佛光寺東大殿平臺的可見范圍。

忻州市交通運輸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雖然文物保護法未對環境協調區作出規定，但考慮到佛光寺的特殊性，為統籌做好繁五高速建設與佛光寺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他們主動將涉及的佛光寺環境協調區納入文物影響評估及保護方案，經山西省文物局審核同意后上報國家文物局審批。

丁垚是評審專家之一，他提出意見，認為佛光寺大殿對景是“重中之重”，“不容有失”，“不可以有高架路穿過”。

2023年5月，故宮博物院專家組赴佛光寺調研唐代大殿結構安全，得知高速公路將穿過佛光寺朝山山體，開工在即，有關專家隨后起草《關于避免繁五高速路建設破壞唐代佛光寺朝山的建議》，呼吁調整設計方案。

當年6月，國家文物局辦公室復函山西省文物局稱，暫不同意該高速公路項目方案，認為所選線路將對佛光寺所在的地理單元景觀環境產生無法逆轉的重大改變。

相關部門組織交通、文物等行業專家，經過反復論證，最終同意采用完全避讓佛光寺環境協調區的繞行方案，從朝山最高處山脊線西側通過。為此，線路多走了7.681公里，工程造價增加約9.5億元。

“一旦景觀視域被破壞，將造成不可逆的文化損失，留下千古遺憾，這是任何經濟收益都無法彌補的。”王軍認為，這關系著“代際公平”，不能為了現在的利益，“犧牲后代享受文化遺產的權利”。

“不光是院墻內”

2023年11月，高速改線方案還在審批，故宮博物院專家組應邀赴佛光寺、南禪寺考察，忻州市委書記帶隊前來，接受了專家組的建議——為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立法。

也是在這個月，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啟動，首次明確將文化景觀納入普查對象。

談到立法的初衷，《〈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條例〉(草案)立法過程說明》（下稱《說明》）寫得很坦率：“近年來佛光寺的保護工作遇到了新的困境，尤其在對歷史環境完整性的認知上存在嚴重不足。”

很長一段時間，和所有文物保護單位一樣，對佛光寺的保護遵行文物保護法規定，保的主要是“廟門以內”的文物本體。《說明》寫道：“保護工作側重文物本體，忽視周邊環境，致使近年來在文物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外，陸續出現閆家寨磚廠、繁五高速選線等建設活動，嚴重影響佛光寺文化景觀的遺產價值。現行的相關規定與規劃難以對此類現象進行規范與約束。”

很快，相關部門提交了第一版《忻州市佛光寺保護條例（草案）》。忻州市人民代表大會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賈建軍看過后，感到“落后很多”，“還在老的文保范圍里，在廟門之內保護，而廟門之外不涉及”。

專家咨詢會上，幾位專家都建議，要將佛光寺周邊自然山水納入保護，起草《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條例（草案）》。中規院名城分院受委托參與起草。

沒有太多先例可以參考，他們試圖重新回答一個問題：佛光寺的價值到底有什么？中規院課題組與西安建筑科技大學中國本土城市規劃研究團隊共同研究，將答案分成了四個層次：身之所處，即文物本體；行之所達，即歷史聚落；目之所及，即文化景觀；心之所悟，即靈臺圣境。

“以前我們只聚焦在第一層次。但分析每條價值就會發現，保護對象不光是院墻內的。”王軍說，這意味著，保護清單上還要有山體水系，周邊閆家寨村和佛光村的傳統格局、歷史風貌、人文環境，梁林考察路線……不僅在東大殿平臺等位置能看到完整的歷史景觀環境，從山下道路、重要節點、峰回路轉處，也能“像古人那樣”看到群山環抱中的佛光寺的輪廓。

大部分內容很快取得共識，一個爭議出現在對“目之所及”的定義上。

起初，《條例》沒有劃出文化景觀的具體保護范圍，而是授權給五臺縣。這是一個常規做法，由當地通過制定規劃來確定范圍。

但函審時，多位專家提出，應當在《條例》中對保護范圍作出明確規定。課題組模擬人在佛光寺360度掃視的視域范圍，建議將保護范圍設定為四周山脊線圍合區域。這將覆蓋約84平方公里，是文物保護范圍的125倍，建設控制地帶的20倍。

有人提出質疑，在法中寫明范圍沒有依據，而且從來沒有一個范圍是四周山脊線圍合。但課題組“咬死”這個意見，他們的理由是，如果范圍不在法中明確而依靠規劃，可能會被調整，再嚴格的保護也或許無濟于事。

賈建軍記得，敲定范圍的四至時，有人提出可能有礦藏的地方能不能不劃進去，被當場回絕。

這個范圍最終得到采納。“你劃，我所有的保護措施在你這個框架里發生作用，原來是這個思路，對我們立法機構來說比較輕松。現在責任就在我們這兒了。”但賈建軍覺得，“需要有一定擔當”。“既然立法了，這個法就應該管用。”

專家和課題組堅持的另一點是，把“進行危害佛光寺文化景觀安全或者破壞景觀、地形、地貌的建設活動”列為禁止行為的第一項，因為這“對景觀的破壞最為劇烈”。幾輪討論下來，原有的7項禁止行為增加到12項。賈建軍說：“可以想到的幾乎都有了。”

最終出臺的《條例》共6章32條，明確佛光寺文化景觀的保護范圍為四周山脊線圍合區域。保護對象分為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六大類，包括自然山水、空間格局和景觀視域、文化線路和歷史聚落、文物古跡、文化藝術遺存、精神文化。管理主體是忻州市人民政府和五臺縣人民政府。

王軍反復強調：“保護范圍內不是不能建設，但要嚴格管控，其實就三個字，看不見。”

就在《條例》起草期間，《山西省五臺山文化景觀保護條例》發布，成為又一個專門出臺文化景觀保護法規的文化景觀類世界遺產地。

“從全國來看，為一個國保單位的文化景觀單獨立法，佛光寺這是第一次。”王軍說，“整體都可以管住了。”

“任何其他的文化所沒有的”

在為《條例》提供學理依據后，《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研究》還在打磨。執筆者希望再回答一個問題：支撐文化景觀的，是什么樣的中國建筑環境思想。

“文化景觀跟古代中國的規劃設計思想相關。我們大到一個城市小到一個村子，再小到一個建筑群都帶有一以貫之的整體規劃思想。”故宮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長王南說。

1992年，在美國圣菲召開的第16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文化景觀被正式認定為世界遺產類型，代表了一種“自然與人類的共同作品”。

這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兩個大類之外又一次增加新類型。在此之前，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世界遺產一個顯見的缺口——文化和自然是分離的。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國際風景園林師聯合會文化景觀科學委員會副主席韓鋒曾撰文說，《公約》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初的西方，自然和文化分離體現了其時代和文化的局限性。早期世界遺產中，文化遺產聚焦歷史的、遺址的、古跡的，自然遺產則偏愛宏大的、純凈且無人的地域。她將文化景觀的出現，視為“架構自然與文化的價值認知革命”。

世界走到20世紀末，開始重新理解中國古人一直生活其中的營造方式。2003年世界遺產中心報告《世界遺產文化景觀1992—2002》寫道：“我們今天認識到的文化景觀，尤其特指由中國人在紀元初開創的對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表述。”

1996年，廬山國家公園作為文化景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截至2024年，中國已有五臺山、杭州西湖等6項文化景觀類世界遺產。

就在廬山入選的前一年，丁垚考進天津大學建筑學系，古建筑學家王其亨在課堂上講到“風水”，他告訴學生，這不是迷信，而是中國的景觀建筑學，是古人的智慧。

在王其亨等人的價值闡釋下，一批明清皇家陵寢成功申遺。“好多房子都不存了，沒了，依然有價值。價值就在那個整體的山水格局。”丁垚說。

“‘文化景觀’這個詞是外來的，叫Cultural Landscape。但中國所說的文化景觀是對文化的一種認同，不是簡單的‘風景’。”丁垚解釋。

朱熹曾說到古都的選址：“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個風水。山脈從云中發來……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

“這多大尺度？大到整個中國去了。”丁垚認為，不只是佛光寺，幾乎所有中國的古遺址、古建筑都是人類自覺地與自然共生的作品，都蘊含著文化景觀。

在與不同國家文化景觀比較之后，《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研究》寫到中國的獨特性，一種遠為豐富的內涵——相土嘗水、總體營造、整體控制、妙造成景、境從意出，那是“人工建設與自然環境整體生成的承載天人合一、觀象授時等獨具東方文明時空體系的歷史文化遺產”。

“‘建筑’這個詞也是外來的。中國古人講‘營造’，‘營’就是大尺度的。”丁垚說，大自然不是匠人可以雕琢出來的，“這個層面一定就是大文人的、思想的東西。那是一種深刻的世界觀。它所體現的空間的時間性、序列感是任何其他的文化所沒有的特點。”

專家認為，佛光寺文化景觀中所涵蓋的擺在大地上的二十八宿及其四象，正是這種思想之一。“古人通過觀測二十八宿測定了時間，這是我們農業文明賴以形成的最重要的知識。我們這套傳統規劃體系——建筑群及其四周代表四象的山水體系，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時空觀在大地上的映射。”王南說。

“擴這么大攤有什么意義”

今年3月17日，一座新的鐵塔在佛光寺“頭頂”冒了出來。

跟上次不同，鐵塔建在文化景觀保護范圍的東緣。這成為《條例》頒發之后，第一起違法建設。

建之前，這座森林火災監控塔已經通過課題組的審核，確認在佛光寺不可見。施工時，工人覺得原址施工條件差，私自挪了600米。

18日上午，當地召開整改會，晚上鐵塔即被拆除了。可汪琴還是心有余悸，“就怕給的坐標和實際施工時不一致”。

制定《條例》時，賈建軍覺得最大的挑戰就是“觀念”。“包括一些基層干部、鄉村群眾，都認為保護好佛光寺就行了，不認為你們擴這么大的攤有什么意義。”

幾次和相關部門開溝通會，課題組和專家總是先做“自我檢討”。“我們的研究沒跟上，導致大家的認識還停留在過去，這首先是我們學者的問題。”

中規院課題組和相關專家在佛光寺調研。

“目前涉及中國建筑思想的研究仍然非常不足。”丁垚說，“技術性的東西比較發達，但沒有主動學習和繼承中國傳統建筑哲學美學層面的東西，后者恰恰是根本。”

不過，作為山西唐代木構建筑保護研究中心主任，胡俊英也感到另一種“認知的變化”。“從規劃部門到審批部門，都開始越來越重視佛光寺的文化景觀保護范圍。”

五臺縣人民法院發布了全省首份文物保護專項《佛光寺司法保護令》，佛光寺省市縣三級保護管理協調機制也建立了起來，現在遇到問題，胡俊英可以“直通”五臺縣分管副縣長，“鏈條打通了”。

最近，他們買了幾個高倍望遠鏡——3月起，佛光寺南禪寺保護利用所啟動了佛光寺文化景觀巡查機制，8個監測點位，每周兩次。“《條例》出臺后，我們不再只管好‘建筑和土地’，而是要兼顧山水、村落、歷史文脈、人文活動全維度。”胡俊英說。

現在周邊再有新建項目，五臺縣人民政府通常會邀請中規院課題組作視域模擬分析。“連隔壁代縣的項目都主動聯系我們征求意見。”王軍說，他們初步建立了一個技術審查機制，5月至今，共模擬78個風機、5條電網線路280個塔基。

“如果說去年是搶救性保護，今年主要是預防性保護了。”王軍告訴記者，他們正在推動將佛光寺文化景觀的管控要求，納入忻州市和五臺縣的國土空間規劃，“其管控要求要像生態保護紅線和永久基本農田一樣具有不可挑戰的剛性”。

但還沒到松口氣的時候。雄忻高鐵即將正式通車，這片山谷預計會迎來游客“爆發式的增長”。近幾年，基于佛光寺的整體保護，丁垚正在聯系組織相關專家開展更大尺度的空間研究。

“我們必須摒棄傳統景區開發的模式，建構一種適應文化景觀存續的整體規劃，用更精細且謹慎的動作去實現它。在做好文化景觀保護和修復同時，引導一種更健康、對古跡更加呵護的文旅模式。”黨晟認為，“這不是算兩三年的賬，佛光寺已經立了1000多年，我們得在下一個千年的尺度上考慮這些問題。”

在專家看來，文化遺產保護與地方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促進。“如果佛光寺再經過幾十年，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保護的一個高地，到時候這些村寨作為景觀保護里的組成部分，他們的受益又會有多少？”賈建軍說。

丁垚認為：“我們對文化景觀的認識和研究剛剛起步，還要深入，‘看見’更多。”比如佛光寺和近旁寺院的呼應，比如佛光寺輪廓的完整性——歷史上從遠處的古道到佛光寺山門，都能清晰回望東大殿，這意味著周圍的建筑高度、新增樹木對古建的遮擋等都應納入考慮。

“甚至物理上的‘看見’只是個開始，是底線的底線。還有文化意義的、歷史完整性上的考量。”他說，“我們應當從在佛光寺看不見，到看見完整的佛光寺。”

重新看見

幾個月前，佛光寺老文保碑附近又豎起一塊新碑，上面刻著《條例》劃定的文化景觀保護范圍。

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范圍標志碑。

放眼全國，這是第一塊。

5月21日，這塊碑出現在中宣部主辦的“2026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的大屏幕上。

有關專家談到佛光寺文化景觀保護時指出，整體性、系統性是中國文化及其遺產形態的重要表現，推行全面、系統性的文化遺產保護，是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創新與體系構建面對的重要任務。

“我們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是從西方來的，西方講究二元對立，人與自然是相對獨立的。”王軍解釋，在這種觀念下，保護可以用劃范圍的方式，主要保護文物本體，自然環境更多被視為外圍條件。而中國的情況恰恰是，建筑是從環境里“長”出來的，二者是一體的。

“起步階段借鑒是可以的，但是走向深入就會發現西方跟中國的文明形態不相同，運用西方的手段面對中國最本土的文化遺產，就可能會削足適履、買櫝還珠。我們的文化傳統、文化自信不自覺地就被丟棄了。”他很著急，“現在亟需探討適用于中華文明，以文化景觀為代表的遺產保護新的理念和方法。”

一個現實是，像佛光寺這樣保存完好的文化景觀已經越來越少。“如果蓋很多高樓、電塔，把周圍環境破壞了，最傷害我們中國傳統建筑。因為中國傳統建筑恰恰是沿水平方向展開、匍匐在大地上，和周圍山水完美融合的。”王南說。

學者們擔心的是，能夠保護這種“整體性”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尚未健全，文化景觀至今缺少法律的系統性保護。有學者提出，應該及時啟動專項普查工作，將五岳、五鎮、四瀆、四海人文圣地，佛教、道教名山勝境，皇家陵寢、園林，具有地方特色的風景名勝，納入文化景觀普查登記范圍，制定行之有效的保護政策。

“佛光寺的保護經驗，核心是建立了‘價值引領—空間管控—立法保障—技術支撐’的文化景觀整體保護體系，是具有中國本土文化特色的遺產從理論探索走向實施落地的一次重要實踐。”王軍說。

隨著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成果公布，他認為，應當對普查出的文化景觀分級分類，出臺精細化的技術指南。“比如文化景觀保護或許不光以劃范圍的方式，也可以是動態的，比如說點線面的形式，重點控制某些廊道、線路、重要點位。”

他覺得，佛光寺的保護走到今天，最大的收獲可能不是挪了幾座塔，甚至不是立了一部法，而是讓人重新看見，在中國，一座建筑為何會在那里。

“這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