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痛中心,在一群志同道合的心血管專家全力推動和國家衛健委的大力支持下,持續提升著我國心血管疾病防治的新高度,曾獲泰山獎“診療方案獎”(現更名為醫療創新獎)。
2026年8月9日,第七屆“泰山獎”將在上海舉辦,歡迎掃碼報名參加(文末附“泰山獎”日程和報名鏈接),了解更多價值醫療案例。
撰文 | 燕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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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是心肌,時間就是生命。”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而言,送醫每快一分鐘,壞死的心肌就少一分,生的希望就多一分。
就在十幾年前,中國的胸痛救治還相當“粗放”——標準跟著國外走,患者從發病到打通血管,常常被耽誤在途中。
15年后的今天,這套一度“跟跑”的體系,反過來給世界定了一回標準。
2026年4月3日至4日,第十五屆中國胸痛中心大會首次走出內地,移師香港,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并與深圳“雙城聯動”,吸引了來自香港、內地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約3000名專家。
會上,《胸痛中心建設與認證標準(國際版)》正式發布。這意味著,中國用15年沉淀出的胸痛救治方案,正式從“本土探索”邁向“全球輸出”。
五年前,“醫學界”曾把第二屆泰山獎的“診療方案獎”授予中國胸痛中心,以表彰其構建起標準化、同質化的救治網絡,大幅縮短急性心梗等心血管急危重癥的救治時間;五年后,這套方案走向了世界。
從跟著別人跑,到帶著別人跑,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中國胸痛中心建設又將通向哪里?近日,“醫學界”專訪了中國胸痛中心建設的主要推動者、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血管內科首席專家霍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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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次對話的主要內容:
“中國方案”走向世界
醫學界:今年4月,《胸痛中心建設與認證標準(國際版)》(以下簡稱“國際版”)正式發布。這背后的宏觀考量是什么?
霍勇:“國際版”是在中國胸痛中心建設走過15個年頭之后發布的。它既建立在中國經驗模式的基礎上,也建立在不同國家、地區持續交流的基礎上,尤其是與香港的交流。
2023年5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按國家標準啟動胸痛中心建設;2025年,首家胸痛中心在香港瑪麗醫院落戶,并獲得國家認證。
眾所周知,香港與內地在醫院管理、社會救助體系、公眾認知等方面都存在差異。胸痛中心建設能在香港落地,并在不到3年內取得豐碩成果,本身就是一次積極的適應性探索。
“國際版”的發布,不僅標志著中國方案走向世界,也說明我們在醫療衛生服務模式中摸索出的經驗和規律,可以推薦給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這種輸出,對全球重大疾病防治、對完善各國醫療服務體系,都是一種有效的補充。
“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是中國提出的重大全球治理倡議,旨在倡導國際社會團結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共同守護全人類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這需要中國方案、中國智慧,而“國際版”正是其中的一個體現。
醫學界:制定“國際版”時,如何在普適性與靈活性之間尋找平衡,以適應不同的醫療體制?
霍勇:任何標準都受區域、時期和客觀條件的限制,適用范圍都有局限。這一點,在此前15年的中國胸痛中心建設實踐中,我們早已體會到。
比如,我國東部地區人口密集、經濟和醫療條件較好,當地建成的胸痛中心,和西部、邊疆地區并不一樣。正是基于這種現實差異,我們逐步摸索、推出了“邊疆版”“中醫系統版”等不同的胸痛中心建設與認證標準。
需要強調的是,這類調整有一條底線:強制性細則不能動,只有針對各地客觀差異的條款可以微調。
所以,討論一個標準的普適性與靈活性,拿捏其中的平衡點,最根本的依據只有一條——它在具體實踐中,能不能切實提高救治效率、改善救治效果。
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此前了解到,當地不少醫生在值班期間是不做急診手術、不做急診PCI(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院前急救由消防系統主導完成,不同于內地由急救中心和醫療機構派出專業人員;當地的信息化建設、病人轉運的信息傳輸,也與內地存在較大差異。
那么,在香港推進胸痛中心建設,就必須貼合當地實際。
效果是實打實的。據瑪麗醫院介紹,在籌備和建設胸痛中心的過程中,該院推行了“院前心電圖先導計劃”,患者在抵達急診室之前就能完成心電圖,并實時傳輸到急診室;
醫院還打通了“綠色通道”——院內設有清晰指示和專門的胸痛患者心電圖檢查區域,并開通“信息綠色通道”,把心電圖及時傳給心內科,確保整個流程順暢;同時建立員工培訓機制,幾乎所有CCU(冠心病監護病房)護士都能參與導管室的啟動工作。
幾方面合力之下,香港瑪麗醫院的門球時間(即從患者進門到導絲通過病變的時間),從100多分鐘縮短到53分鐘,優于國家標準。這既是香港在心臟急救領域取得的重大成果,也說明:守住基本原則,再針對香港實際作出調整,這條路是站得住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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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是為了更好地優化自己
醫學界:將如何推動國內現有的心血管救治體系完成新一輪的底層邏輯迭代?
霍勇:推出“國際版”,不只是因為我們有了標準和經驗,能夠幫助別人;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區之間的分享、借鑒與相互促進,能在教學相長中,推動我們自己的救治體系進一步優化和完善。這是胸痛中心建設中很重要的一環。
還是以香港為例。建設胸痛中心之后,當地公眾從胸痛發作到首次醫療接觸(FMC)的時間,約為兩三小時;而內地則從原來平均6個多小時,縮短到5個多小時。
香港之所以能取得比內地平均水平更優異的成績,靠的是公眾對胸痛救治的廣泛認知、更高效的急救體系,以及全港已建成的7個醫院聯網——它能按區域分配醫療資源、提供持續護理。這種布局和效率,都值得內地學習。
醫學界:在2021醫學界價值醫療大會暨第二屆泰山獎頒獎儀式上,中國胸痛中心建設獲授年度“診療方案獎”(編者注:該獎項現已更名為“醫療創新獎”)。如今回望,這對我國胸痛急救體系的發展,起到了怎樣的推動作用?
霍勇:那一年,我代表中國胸痛中心領下這個獎,這是對我個人,也是對整個胸痛中心建設工作的高度肯定。
這背后,有國家主管部門的支持,有專家和醫療機構的共同努力,也有社會各界的力量。大家攜手,一步步鑄就了胸痛中心建設的“中國模式”。
從2021年到現在,又過去了四五年,中國胸痛中心建設不斷拓展、提質。
回顧過去15年,我國胸痛中心建設成果顯著:全國胸痛中心建設數量已超過6100家,其中通過認證的有3325家;在農村地區,建成了2萬家胸痛救治單元和4萬個胸痛救治點。依托胸痛中心建設,我國心臟急救的救治時間大幅縮短,救治效率顯著提升,救治結局明顯改善。
如今,我們站在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胸痛中心建設,正從國內的幾家醫院、一個區域、一張網,一步步邁向國際。
我們欣慰地看到,中國方案或許能夠幫助國際社會,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破解重大疾病的防治難題。這些成果未來將惠及更多國家和地區,也是在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建設,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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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救治體系未來如何發展?
醫學界:我國胸痛救治體系已形成多元化格局,既有胸痛救治單元、卓越胸痛中心等不同類別,也有基層版、標準版、國家版等不同標準。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您如何看待這張胸痛急救“矩陣”?
霍勇:中國胸痛中心網絡已經基本成形:省級實現100%覆蓋,地市級和縣級的覆蓋率達到96%至99%。
但織成這張網,并不是終點。
此前,我們提出了胸痛中心的“三全模式”,即全域覆蓋、全民參與、全程管理,希望讓急救網點更密、反應更快、聯動更有效,同時讓公眾、院前轉運、急救人員、院內各科室醫生,在每一個時間節點上都參與進來。
接下來,我們要把胸痛救治向兩頭延伸。
一是在社會層面解決預防問題。我十幾年前就說過,胸痛中心建設的終極目標,是“沒有胸痛”——要盡可能早地篩查、識別出高危人群。
二是強化院后的長期慢病管理,讓心血管病患者少發病、不再發病,并回歸社區和家庭,去影響身邊的人,把救治和預防意識一層層傳遞下去。
醫學界:眾所周知,如今胸痛救治的核心痛點在于“院外延誤”。下一步,中國胸痛中心將如何從公眾教育、院前急救體系聯動等宏觀層面,破解這道“第一公里”難題?
霍勇:我們已經公布了胸痛中心建設的未來五年規劃。
一是提質量,向更高水平的卓越胸痛中心發展;
二是向基層延伸——除了在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建立胸痛中心,還要在一級醫療機構、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推進胸痛救治單元建設,把整個救治體系向下鋪開,真正落實醫改提出的“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
我們也會加強信息化建設,推進人工智能在心電圖識別、患者分診、救治流程等環節的應用。還有很關鍵的一點:要真正讓中國的胸痛中心、胸痛救治單元,成為社會疾病救治網絡的重要節點。
我國每年有60多萬例心臟驟停,搶救成功率卻僅有1%至2%。我們要把它提升到10%、20%,甚至更高。這就需要胸痛中心發揮更大作用——通過專業機構開展心肺復蘇(CPR)培訓、教會大眾使用自動體外除顫器(AED);而作為專業救治機構,則要更高效地接診心臟驟停患者,讓他們活下去。
總的來說,胸痛中心的未來,是一張充滿想象力的藍圖。我們希望建成三個體系:從急診急救,拓展到慢病管理,再延伸到健康篩查,以覆蓋更廣泛的人群,讓更多人擁有可期的心血管健康。
8月9日,上海
第七屆“泰山獎”
完整大會日程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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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醫學界
校對:蔡 菜
運營:莉 莉
責編:汪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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