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寫家史︱舊酥油桶與新生活：雪域高原上的百年家史

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舊酥油桶

我家柜子最上層，放著一個舊酥油桶。它不是現在常見的不銹鋼壺，而是木頭做的，外面被煙火熏得發暗，邊緣有幾道細細的裂紋。阿媽（母親）每次擦柜子，都不讓我把它拿下來玩。她說，那是外祖母格桑年輕時用過的東西，里面盛過酥油，也盛過一家人從苦日子走到好日子的記憶。

酥油桶

小時候我不懂，一只舊桶有什么可珍惜。后來上了大學，我才第一次認真聽阿媽斷斷續續講起我們家的來處。很多名字已經模糊，很多年份也記不清了。高原上的人說往事，常常不按時間，而是按一場雪、一條路、一盞酥油燈來說。

我的家族世代生活在西藏。祖輩里，有人曾是舊社會里沒有自由的農奴，有人成了道班工人，守著高原公路；父輩在改革開放后參加工作，靠工資和雙手養家；到我這一代，能坐在大學教室里讀書，寫下這些故事。這樣的變化，在歷史書里叫時代變遷，在我家里，就是一碗越來越熱的酥油茶、一盞越來越亮的燈、一條通向遠方的路。

我覺得，寫家史不是為了說自己家有什么了不起。我們家一直都是普通人，祖輩沒有顯赫身份，也沒有驚天動地的事跡。他們只是活著、勞動、養孩子，在每一個年代里盡力把日子往前推。可正是這些普通人的命運，連在一起，才讓我明白，西藏從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到改革開放，再到今天的新時代，不只是課本上的章節，也是我家飯桌邊、火爐旁、舊照片里真實發生過的故事。

沒有名字的人

阿媽講到最早的祖輩時，聲音總會低下來。我的外高祖父母連名字都沒有完整留下，不是他們不重要，而是那個年代識字的人太少，普通農奴和窮苦人家的姓名，很容易像風吹過山口一樣散掉。家里的老人只記得，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前靠給別人做苦力謀生，搬石頭、背糧食、修土墻，日子沒有保障，也沒有多少選擇。

我的外曾祖母旦增措姆出生在1931年。她八歲起就在舊西藏噶廈政府所屬的差役和農奴制度下受役使。阿媽說，老人晚年不太愿意細講那些苦，只偶爾說：“那時候人像牦牛一樣，被人牽著走。”她沒有自己的土地，也不能自由決定去哪里。冬天冷，衣服薄，腳上的藏靴破了也舍不得補，能吃上一碗熱糌粑，已經算一天里最好的時候。

我的外太姥爺扎西才仁出生在1929年。他年輕時也做過農奴，給別人干活，能不能吃飽常常看天、看主人的臉色。他們那一代人最怕欠債，怕差役，怕家里有人病倒。可即使在那樣的日子里，老人們還是守著自己的信仰。清晨，他們會面向雪山合掌，嘴里念著六字真言；家里若有一點酥油，也要在小小的酥油燈里添上一點，祈求一家人平安。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傳到家鄉時，老人們并不一下子懂得這意味著什么。真正讓他們命運改變的，是1959年民主改革。阿媽說，外曾祖母后來提起那一年，會反復說一句話：“人終于是自己的了。”廢除封建農奴制度后，祖輩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抬起頭說話，可以參加村里的會議，可以有自己的勞動所得。

民主改革后，村里分到土地和牲畜的人家，像過藏歷新年一樣高興。外太姥爺扎西才仁在黨和政府安置下進了房建隊，成了正式勞動者。他不會講大道理，只知道每天按時出工，學著砌墻、搬木料、和泥。他說，過去給人干活，心里是空的；后來給國家建設、給自己家過日子干活，哪怕累，心里也踏實。

外曾祖母旦增措姆第一次參加村里選舉時，穿上了新編造的曲巴（藏袍）。她不識字，工作人員耐心給她講，告訴她婦女也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她后來把這件事說了很多年，說自己那天手心全是汗，但心里很熱。對今天的我來說，投票、上學、看病都是平常事，可對她來說，那是一個人從被安排命運，到開始擁有尊嚴的時刻。

我的另一支祖輩與高原公路有關。母親的爺爺，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洛桑邊巴，出生于1947年。他的父輩在新中國成立后參加邊疆建設，成為道班工人。所謂道班，就是守著一段路，修補塌方，清理碎石，冬天鏟雪，夏天防水毀。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建成后，許多普通藏族工人就在路邊扎下根，把一生交給了高原的風雪。

洛桑邊巴從小看著父輩在路上勞作，長大后也接過了道班的活。那時條件很苦，住的是簡陋的土房或帳篷，燒的是牛糞火，吃的是糌粑、土豆和咸茶。遇到暴雪封路，工人們要頂著風把積雪一點點鏟開。車燈從遠處亮起來時，他們就覺得自己的辛苦沒有白費。阿媽說，外曾祖父常講：“路通了，鹽巴、茶葉、布匹進得來，孩子也能走出去。”

人民公社時期，祖輩們參加集體勞動。農區種青稞、豌豆和油菜，牧區放牦牛、綿羊，大家一起出工、一起記工分。婦女們背著背簍去拾牛糞，男人們修水渠、筑土路，孩子們放學后也幫著割草、撿柴。那時物資不富裕，但村里辦起了小學，合作醫療也慢慢有了。老人們說，最讓他們高興的不是分到多少東西，而是孩子有機會識字。

祖輩的生活里，信仰從未離開。藏歷新年前，家里會打掃房屋，炸卡塞（油炸面食），煮古突（除夕面疙瘩），擺上切瑪盒，里面裝青稞和酥油花，祝福來年豐收。大年初一清晨，家人互道“扎西德勒”（吉祥如意），向老人獻哈達。村里有人轉山、朝佛、煨桑，把桑（柏枝煙）獻給天地山川。祖輩告訴后人，要敬畏自然，也要珍惜勞動；要心中有佛，也要相信日子靠雙手創造。

切瑪盒

路燈亮起來的時候

我的外祖母格桑出生于1952年7月。她的童年趕上新舊時代交替后的艱苦歲月。她沒讀過多少書，很小就跟著大人外出做民工，背土、搬石、修房子。她個子不高，手卻很有勁。阿媽說，外祖母年輕時把曲巴袖子往腰上一束，就能干一整天活，晚上回家還要給一家人燒茶、揉糌粑。

外祖母常說，她小時候最羨慕背書包的孩子。村小的教室不大，木桌子舊舊的，墻上貼著漢字和藏文字母。她有時路過，會在窗外聽老師教孩子讀書。可家里需要勞力，她只能把這份羨慕藏在心里。后來她為了不讓兒女也有這樣的遺憾，再苦也要讓孩子們上學。小時候我天真地問她為什么不去上學，并覺得非常的羨慕，她只笑著說：“我們那時沒機會，你們不能再沒有。”

我的母親邊巴卓瑪出生于1982年9月，成長在拉薩。那時的拉薩已經是城市了，有學校、單位、街道和來來往往的人，但普通人家的日子并不寬裕。阿媽小時候住的房子不大，家里東西也簡單，窗臺上常放著暖水瓶和搪瓷杯，早晨外祖母煮好酥油茶，茶香一散開，一家人就圍在桌邊吃糌粑。拉薩的清晨有寺院傳來的誦經聲，也有街巷里自行車鈴聲和小商販的吆喝聲，這些聲音混在一起，成了阿媽記憶里的童年。

阿媽從小在拉薩上學。她的學校里既學藏語，也學漢語。她說，小時候寫藏文字母覺得親切，寫漢字卻總要慢一些，橫豎撇捺像一根根要扶正的木條。老師很耐心，一遍遍教他們讀課文、寫作業。那時候家里雖然不富裕，但長輩都明白讀書的重要。外祖母自己年輕時吃過沒有文化的苦，所以常對阿媽說：“能讀書就好好讀，書讀進心里，別人拿不走。”

拉薩的童年不在田地和牧場里，卻也有自己的忙碌。放學后，阿媽會幫家里買菜、提水、照看弟妹，節日里幫大人擦桌子、擺切瑪盒。藏歷新年前，家里要炸卡塞、煮古突，屋里熱氣騰騰。初一早晨，大家換上干凈的藏裝，給老人敬哈達，說“扎西德勒”。有時親戚會帶她去八廓街轉經，轉經筒一排排響著，老人們步子很慢，阿媽就跟在后面，看著陽光照在石板路上。

我的父親占堆次仁出生于1976年7月。他和我有一點相像，都是從初中開始離開西藏，到內地西藏班讀書。只是他那時候的條件比我后來艱苦得多。家里為了供他出去讀書，賣掉了不少首飾，有些是老人留下來的銀飾和珊瑚、綠松石裝飾；不僅如此，阿爸的妹妹、我的嬸嬸也因此無法去上學。阿爸后來很少主動提這些，只說那時候全家人都希望他能讀出去，哪怕日子緊一點，也要把他送上學。

剛到內地時，阿爸很不適應。氣候、飲食、語言都和家鄉不一樣。食堂里的飯菜沒有家里的酥油茶和糌粑，冬天的濕冷也讓他難受。更難的是想家，那時通訊不方便，不像現在隨時能打視頻電話。家里來信要等很久，打電話也不容易，有時只能排隊用公用電話，幾分鐘就匆匆掛斷。家里給他寄生活費也不是每個月都穩定，有時這個月寄到了，下個月卻因為家中周轉困難遲遲沒有消息。阿爸就省著花，能不買的東西盡量不買，把錢用在吃飯和學習上。

阿爸一直在內地讀到完成大學學業。多年離家，讓他比同齡人更早學會了獨立。他習慣了自己洗衣服、整理行李，也習慣了在想家的時候不說出口。后來他常對我說，讀書不只是為了找一份工作，也是為了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他在內地見過寬闊的馬路、擁擠的火車站、不同地方來的同學，也更明白家里把他供出來有多不容易。

大學畢業后，阿爸回到西藏，進入電信公司工作，成了一名普通職工。那時通信行業發展很快，電話線、交換設備、營業廳、機房，都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高原上做通信工作并不輕松，有時要跟著同事去郊區或縣里維護線路，遇到風雪天氣，路不好走，設備也容易出問題。阿爸話不多，回家常說“還行”，但阿媽知道他忙，也知道他心里一直憋著一股勁，想把日子過穩。

阿爸和阿媽就是在電信公司認識的。兩個人都在單位上班，一開始只是普通同事，見面打招呼，工作上互相幫忙。后來接觸多了，慢慢熟起來。阿媽覺得阿爸做事認真，話少但可靠；阿爸覺得阿媽性格溫和，待人真誠。那時沒有現在這么方便的聊天軟件，感情更多是在一次次見面、一次次幫忙、一次次下班路上的交談里慢慢積累起來的。

后來兩家商量婚事，婚禮按藏族習俗辦得樸素而熱鬧。親友們獻上哈達，老人念著祝福的話，桌上擺著酥油茶、甜茶、糌粑和糖果。大家唱歌、跳鍋莊，祝他們今后的日子像切瑪盒里的青稞一樣興旺。阿爸阿媽沒有什么豐厚的家底，成家以后也是一點一點攢起來。家里先添置小電器，后來有了更穩定的住處。拉薩的變化也越來越快，電話從稀罕物變成普通家庭的日常，街道更亮了，交通更方便了。阿媽有時說，她和阿爸的日子，就是跟著這座城市一點點往前走起來的。

2006年10月11日，我出生了。阿媽說，那天家里點了酥油燈，外祖母念了很久的經，祈愿我平安長大。我的名字叫旦增群培，長輩希望我有智慧，也有禪心。那時父母的工作已經比較穩定，生活不算富裕，但比祖輩強太多。家里有了冰箱、洗衣機，屋頂裝過太陽能板，手機也慢慢普及。阿爸常說：“你們這一代，不能只知道享福，要知道這些日子是怎么來的。”

已經倒塌的舊居

書包里的兩種文字

我的童年是在家人的疼愛里長大的。外祖母格桑喜歡把我抱在懷里，用藏語給我講過去的故事。她講牦牛怎樣認路，講雪山下的草場，講舊社會的苦和新生活的不易。她不識多少字，卻記得很多諺語。她常說：“水從源頭來，人不能忘根。”這句話我小時候聽不懂，只覺得她說話時眼睛很亮。

藏歷新年是我最喜歡的日子。除夕晚上，家里煮古突，面疙瘩里包上不同東西，吃到辣椒的人被大家笑，吃到羊毛的人說心軟，吃到了硬幣的人就可以獲得當晚的一筆錢，氣氛熱熱鬧鬧。初一清晨，阿媽擺好切瑪盒和酥油茶，阿爸帶我給家人敬哈達。我穿著小曲巴，腳上是藏靴，學著大人的樣子說“扎西德勒”。屋外經幡在風里飄，屋內酥油燈安靜地亮著。

我也跟著家人去過寺院朝佛。阿媽教我轉經筒要順時針，路過瑪尼堆要心存敬意。她也告訴我，信仰不是迷信，更不是逃避生活，而是讓人心里有敬畏、有善意。上學后，我學習科學知識，知道天氣、地理和生命的規律。家里人并不覺得矛盾。我們既會煨桑祈福，也會看天氣預報；既尊重傳統，也相信醫生和現代技術。

我的小學和中學條件已經很好。教室明亮，冬天有暖氣，圖書角有很多書。老師教我們藏語文、漢語文、數學、科學，也講祖國各民族團結的故事。我第一次在課本里系統學到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改革開放和新時代建設，再回頭聽家里的故事，才發現那些歷史并不遙遠。外曾祖母的自由、外曾祖父的工作、外祖母的遺憾、父母的奮斗，都在這些歷史節點里。

記事后我第一次去拉薩時，站在布達拉宮廣場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心里很復雜。游客在拍照，老人手搖轉經筒，年輕人拿著手機導航，公交車從路邊駛過。后來我考上內地西藏班，為了上學坐過青藏鐵路，望著車窗外的高山、湖泊和草原，想到外曾祖父洛桑邊巴守過的那些公路。路改變了高原，也改變了我們家。沒有路，祖輩走不出困苦；有了路，父輩就能工作；到了我這一代，路又把我送進大學。

現在的我，會用智能手機查資料、上網課、看電影，也會在假期回家幫阿媽打酥油茶、揉糌粑。在外地的漢族朋友們有時會問我，西藏的傳統和現代哪一個更重要。我想了很久，覺得它們不是非要分開的東西。上學時我的書包里有漢語教材，也有藏文書；現在我的手機里有學習軟件，也有阿媽發來的家鄉雪景；我接受過現代教育，同樣也會在節日里祈福。這些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我。

上大學后，我離家更遠，也更常想家。以前我覺得家史只是老人們愛說的舊事，現在才明白，那是一個家庭理解自己的方式。祖輩經歷過沒有自由的年代，所以格外珍惜平等；父輩經歷過物質不富裕的年代，所以格外重視工作和教育；我成長在新時代，更應該知道幸福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很多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經幡還在風中飄

寫完這些文字，我又想起家中柜子上的舊酥油桶。它不能說話，卻像一個沉默的老人，見過外祖母年輕時的忙碌，見過父母成家后的艱辛，也見過我背著書包出門上學。它身上的裂紋不是破舊，而是時間留下的線索。

山上凌亂的經幡

從外曾祖父母那一代的農奴生活，到民主改革后翻身做主人；從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勞動，到改革開放后父母參加工作、建設家庭；再到今天我作為藏族大學生坐在教室里學習歷史、書寫家史，三代人的路越走越寬。我們家沒有傳奇，只有普通勞動者的汗水、信仰和牽掛。

我感恩祖輩。他們在最艱難的時候沒有放棄生活，把善良、堅韌和對家庭的責任傳了下來。我也感恩這個時代，讓普通藏族孩子能安心讀書、走出家鄉、看見更大的世界。作為新時代青年，我知道自己不能只做幸福生活的享受者，也要做家鄉發展的參與者。無論將來走到哪里，我都要記得雪山下的炊煙、經幡旁的祝福、酥油茶里的溫度。

風吹過高原，經幡仍在飄。它們把祖輩的祈愿帶向遠方，也提醒我：一個人走得再遠，都要記得來時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