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被迫長征，罪魁禍首并非老蔣

1934年10月，八萬六千名紅軍戰(zhàn)士連夜渡過于都河，離開了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qū)。這支在四次反“圍剿”中屢戰(zhàn)屢勝的隊伍，這一次不是主動出擊，而是被逼上了絕路。

有人翻開歷史書籍，首要的反應便是蔣介石調集數量達到百萬的軍隊、建造數量有千座的碉堡，把紅軍圍剿出了中央蘇區(qū)這個地方。這樣的一種說法僅僅講述了一半的情況。要是蔣介石所使用的招數真的有那么神奇，前面四次進行圍剿的時候他怎么每次都撲了個空呢？第一次是十萬的兵力對陣四萬的兵力，紅軍取得了勝利；第二次是二十萬的兵力對陣三萬的兵力，紅軍又一次取得了勝利；第三次是三十萬的兵力對陣三萬的兵力，紅軍照樣把對方打得丟盔棄甲。依靠的是什么呢？是毛澤東在多年實際作戰(zhàn)過程當中摸索出來的一種作戰(zhàn)方式，也就是運動戰(zhàn)——把敵人引誘到內部、把兵力集中起來、攻打一路就吃掉一部分、打完之后就撤離，絕對不跟敵人進行硬碰硬的消耗戰(zhàn)。

真正把紅軍逼迫到懸崖邊緣的人，恰恰是隱藏在自己家屋檐下面的人。

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之后，黨內的領導權力發(fā)生了重大的改變。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直接支持的情況之下，迅速地掌握了中央的實際權力。王明本人前往了莫斯科，在臨走之前把國內的工作交給了24歲的博古。博古是留過學的學生，閱讀過不少有關馬列理論的書籍，但是從來沒有帶領過軍隊、參與過戰(zhàn)斗，在軍事方面完全是一個外行。

1933年，臨時中央遷移進入蘇區(qū)，毛澤東被完全排除在軍事指揮的崗位之外。同一年的秋天，有一個德國人走進了中央蘇區(qū)——這個人是奧托·布勞恩，中文名字叫做李德，是共產國際派過來的軍事顧問。這個連一句中文都不會說的外國人，被博古推崇成為了“太上皇”，獨自掌控紅軍軍事指揮的大權。

李德在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軍事方面的知識，了解的是歐洲平原大兵團作戰(zhàn)的那一套方式。問題在于，中國并不是歐洲，紅軍也并不是擁有重型火力的正規(guī)軍隊。紅軍的優(yōu)勢是靈活并且機動，劣勢是裝備比較差、沒有飛機和大炮。讓紅軍去跟擁有飛機、擁有重型火炮的國民黨軍隊進行陣地戰(zhàn)、比拼消耗，這就像是拿著步槍跟大炮比誰更加扛打。

李德喊出的口號是“御敵于國門之外”——在蘇區(qū)的邊界就把敵人阻擋住，一寸土地都不能夠丟失。他逼迫紅軍修建土堡壘去跟蔣介石的鋼筋水泥碉堡進行硬碰硬的對抗，推行“短促突擊”的戰(zhàn)術，拿紅軍的血肉之軀去填充火坑。彭德懷當時就著急了，說紅軍過去打仗依靠的是靈活機動，現在丟掉自己的長處跑來進行死拼硬打，肯定是要吃大虧的。

更加致命的是，有一個非常大的機會被硬生生地踢開了。1933年11月，國民黨十九路軍在福建發(fā)動了反蔣的事變。毛澤東緊急發(fā)電報建議：紅軍應該立刻向東進發(fā)去配合十九路軍，從背后打蔣介石一個措手不及——這是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李德一口回絕了，還斥責十九路軍比蔣介石更加危險。紅軍按照原來的狀態(tài)不動，蔣介石在兩個月之內鎮(zhèn)壓了福建事變。歷史就是這么殘酷，窗口一旦關閉就不會再打開第二次。

1934年4月，廣昌保衛(wèi)戰(zhàn)打響了。國民黨7個師加上1個炮兵旅，另外還有幾十架飛機輪番進行轟炸。整整18天的時間，紅軍傷亡的人數達到了5093人，占到了參戰(zhàn)兵力的四分之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根源并不在于敵人太強大，而在于自己走了錯誤的道路。

要是把拍攝的鏡頭往遠處拉一拉，那么還能夠看到另外的一雙手。

1928年的時候，蔣介石才剛剛重新出來任職，缺少一個能夠幫助他把局勢看透的人。擔任外交部長這一職務的黃郛向他推薦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楊永泰。這個來自廣東地區(qū)的人在17歲的時候考中了秀才，曾經讀過法政專門學校，跟隨過孫中山，也跟隨過西南地區(qū)的軍閥，后來又跟隨過北洋勢力，輾轉折騰了半生卻沒有做成一件事情，快到五十歲的時候還在上海這個地方給別人當顧問來維持生計。然而這個人一開口說話就把蔣介石給震懾住了。

他把全國范圍之內的軍閥格局剖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針對不同的勢力采用不同的對付辦法，也就是用經濟方面的手段去瓦解馮玉祥的勢力，用政治方面的手段去解決閻錫山的勢力，用軍事方面的手段去收拾李宗仁的勢力。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蔣介石依照著這一套所謂的“削藩策”，真的把各路的軍閥一個接著一個地給收拾了。

真正對歷史的走向起到改變作用的，是他用來對付紅軍的那一套辦法。

前三次進行圍剿的時候接連都失敗了，蔣介石絞盡腦汁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楊永泰用一句話就把其中的根本原因給點破了，他說蔣介石從根本上就犯了錯誤，紅軍既不是土匪，也不是普通的軍閥，那是和民眾結合為一體的黨軍，老百姓就如同水一樣，紅軍就如同魚一樣，你在水里去撈魚怎么可能撈得到呢。要想取得勝利就必須先把水抽干，然后再去撈魚。

在1932年的時候，楊永泰呈遞了一篇上萬字的文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這樣一個剿共的方針。這一套打法非常毒辣，具體表現為推行連坐保甲的制度，只要有一家和共產黨有聯(lián)系，那么全村的人都會遭殃，用高壓的手段去切斷老百姓和紅軍之間的聯(lián)系；開展全面的經濟封鎖行動，讓蘇區(qū)連一粒鹽、一口藥都運不進去；再配合碉堡戰(zhàn)術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把紅軍所具有的優(yōu)勢全部都給扼殺了。

蔣介石按照這樣的方法去實施之后，張國燾被迫撤離了鄂豫皖根據地。在第五次進行圍剿的過程中，這一套策略再配合上李德在紅軍內部所做出的錯誤指揮，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進行夾擊，最終把紅軍逼到了絕境。關于歷史的教訓方面，在1934年10月的時候，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qū)的時候人數有八萬六千人，等到在陜北地區(qū)安頓下來的時候主力部隊只剩下三萬人了。

在這一路的過程中所發(fā)生的流血犧牲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內部錯誤路線所造成的禍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部經過精密謀劃的絞殺。遵義會議之后所通過的決議明確地指出，博古、李德用單純防御的路線取代了決戰(zhàn)防御的路線，用陣地戰(zhàn)、堡壘戰(zhàn)取代了運動戰(zhàn)，這是第五次“圍剿”沒有能夠被粉碎的主要原因。

而楊永泰所提出的那條“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惡毒計策，從外部一點一點地把紅軍的生存空間給壓縮到了幾乎沒有的地步。逼迫紅軍進行長征的罪魁禍首，并不是蔣介石一個人，真正起到關鍵作用的“幕后高人”，一個是黨內那條脫離實際情況的錯誤路線，另一個是蔣介石背后那個用筆墨布下死局的“毒諸葛”。前者讓紅軍忘記了自己應該怎樣去打仗，后者讓紅軍失去了繼續(xù)打下去的基礎。在內部和外部都陷入困境的情況下，兩萬五千里的長征就成了唯一的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