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拴牛繩

1982年2月24日的傍晚，江西萍鄉的浙贛線鐵軌旁，巡道工羅識明像往常一樣巡視著路基。

當走到K850+853處時，眼前的一幕讓他頭皮發麻：路基下全是新鮮的血跡和腦組織，還有粘著血的毛竹片、塑料薄膜和一根竹扁擔。

有時候，命運的改變只需要一瞬間的惡念，而揭開真相，卻需要跨越千里的執著。

羅識明本能地覺得出大事了，立刻用最近的電話報了警。警方趕到后，初步判斷這是一起兇殺案，而且第一現場很可能在一列飛馳的貨物列車上。

經過一整天的排查，警方在長達三公里的鐵路區間里，提取到了六塊蠶豆大小的顱骨碎片、碎竹片、一大塊白色塑料薄膜，以及那根染血的竹扁擔。扁擔上隱約可見毛筆寫的“壹玖柒玖、彭國清”字樣。

更讓人揪心的是，警方在一塊菜地里發現了一個白土布口袋，里面裝著死者的衣物：破短褲、半塊肥皂、西裝褲、手工布鞋，還有一雙廣州產的“天鵝”牌雨鞋。

菜地里的芥菜葉上有血跡，三米外還有一團黃豆大小的腦組織。布口袋、顱骨碎片和腦組織，正好在一條與鐵路呈40°夾角的傾斜直線上。這足以證明，只有在行駛的列車上往下拋扔，才能形成這樣的狀態。

第二天，也就是2月25日，福建埔上站傳來了更驚人的消息。一群裝卸工在卸載磷礦石時，在一輛C62型高邊敞車（車號C62-744874）里發現了一具無名男尸。

尸體被一條粗布棉被蓋著，上面壓著十七塊磷礦石。車廂擋板上全是噴濺型血跡，磷礦石上也有大灘血跡和腦組織。

法醫尸檢結果顯示：死者大約55歲，身高1.55米，頭發花白。頭部有十余處鈍器傷，前額顱骨粉碎性骨折，有一個鴨蛋大小的血洞，這是致命傷。

死者身上穿了五件上衣，最外面的破舊黑布上衣口袋里，有竹制煙嘴、平江牌火柴、常德牌煙盒封口紙，還有稻谷和玉米粒。

下身穿著破舊的藍色斜紋布褲子，里面套著自制的黑色粗布棉褲，腰間系著紅藍破布條結成的腰帶，腳上穿著一雙3518廠生產的黃色解放鞋。

警方將浙贛線現場找到的顱骨碎片與尸體進行拼接，完全吻合。兩處現場的血跡血型都是B型。最關鍵的證據是那根竹扁擔，兩處現場提取的毛竹片和碎竹片，正好能拼合成一根完整的、有木棍和鐵絲加固的竹扁擔。

至此，江西萍鄉和福建埔上的兩個現場，被確認為同一起兇殺案，那輛C62-744874號高邊敞車，就是第一犯罪現場。

扁擔凹面被血跡覆蓋的字樣，經仔細辨別，確認為：“壹玖柒玖、彭國清”。

“2.24”聯合專案組迅速成立。經過案情分析，警方得出了幾個關鍵結論：

作案時間在2月23日21時40分左右，當時列車正從萍鄉站開出。兇手是在死者熟睡時行兇的，浙贛線現場發現的粘血布口袋，應該是死者睡覺時用的枕頭。

兇器就是那根毛竹扁擔，上面的“壹玖柒玖、彭國清”很可能預示著死者的身份。死者身上有被翻動的跡象，錢財和貴重物品都不見了，案件性質很可能是謀財害命。

從死者的打扮和身上發現的湖南產香煙煙盒紙、《湖南日報》碎片來看，死者很可能是湖南本地人，或者長期在湖南逗留的外地人。

兇手作案手段狠辣，傷口集中在頭部，現場沒有搏斗痕跡，很可能是身強力壯的青壯年，甚至可能有犯罪前科。

專案組兵分兩路，一路沿著鐵路沿線查找線索，一路前往湖南查找死者身份。

前往湖南的偵查員將現場提取到的稻谷和玉米送到農科院化驗。結果顯示，稻谷是中晚雜交品種，湖南省每個縣都有公社在試種；玉米是湘西一帶的品種，玉米粒上有煙熏痕跡，符合湘西土家族農民收割后掛在屋檐下或灶前熏干的特征。

死者的衣著特征也很像湘西懷化、溆浦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帶群眾的衣著。

偵查員們以湘西為重點，走訪了32個縣、700多個鄉和50多個裁縫站，尋找叫“彭國清”的失聯中老年人。雖然發現了五個叫“彭國清”的人，但一一查證后全部否定。

通過《湖南日報》登載認尸公告，有十幾戶來認尸，結果也全部否定。排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兩個多月過去了，死者的身份依然成謎。專案組重新梳理線索，最終查出兩條重要線索：

一是死者穿的3518廠黃色解放鞋是湖北武漢軍工廠的產品；二是2月23日下午，株洲北站派出所曾查獲兩名扒車人員，其中一個是55歲的彭興發（原籍湖北安陸），另一個是34歲的葉道明（原籍也是湖北安陸）。

雖然值班民警否認這兩個人中的任何一個是死者，但警方還是決定將調查重點轉移到湖北。

5月9日，偵查員在一趟前往武漢的旅客列車上，向列車員辨認死者遺留物，辨明粗布料是湖北孝感地區農民穿的衣料。

偵查員立即在孝感站下車，請求當地公安處支援，最終認定粗布確系孝感地區產品。專案組隨即前往安陸縣查證彭興發和葉道明的線索。

在安陸縣公安局的配合下，專案組很快在李店公社大棚大隊找到了葉道明。他34歲，退伍軍人，曾因犯罪被判刑五年，1980年刑滿釋放。1981年12月26日外出，1982年2月才返回，去向不明。

在查找彭興發時卻遇到了困難，安陸縣根本沒有周港公社新中大隊。警方擴大排查范圍，注意發音近似的地方和人名，意外地在孝感縣皺崗公社新沖大隊發現了與死者同名的“彭國清”。

更讓人震驚的是，彭國清父親的名字正是彭興發，時年剛好55歲。

1981年底，彭興發因為買耕牛的問題和兒子彭國清發生了口角，隨后賭氣攜帶棉被和衣物外出，說“買牛的事不用你們管，我出去買到牛才回來”，走的時候還帶了30元錢和30斤湖北糧票，之后就杳無音訊。

彭國清一見照片就嚎啕大哭：“那是俺爹。”他也確認那根扁擔是他父親的。

死者身份確認，接下來就是查找兇手。與死者一同扒車的葉道明，成為了重大嫌疑人。

警方調查發現，葉道明平素好逸惡勞、賭博成癮，1981年12月外出時已經因為賭博輸得傾家蕩產。但1982年從外返回時，卻戴上了手表，身穿新的滌綸制服，還當著大家的面歸還了之前欠的200元賭債，吹噓自己這次外出到湖南搞了不少錢。

更關鍵的線索來自嚴士芳姑嫂二人。1982年2月初，她倆在湖南石門縣境內“討米”（討飯）時，曾遇到葉道明和一個50多歲、身體矮小的老頭也在“討米”，四人結伴十多天才分開。嚴士芳曾問那老頭身上有多少錢，老頭說：“不多，只有百十來塊。”

2月下旬她倆和葉道明他們分手后，就再也沒有遇到過這兩人。

警方申請搜查令依法搜查了葉道明家，當場查獲2月24日由長沙開往武昌、2月25日由武昌開往安陸的火車票各一張，帶有血跡的線手套一副，帆布提包一只。葉道明被當場拘留審查。

因為擔任過生產隊的治保主任，葉道明有相當的反偵察和反審訊經驗。到案后他竭力避重就輕，回避同彭興發在株洲扒車被查獲的經歷。

但在專案組一件一件擺出的證據面前，葉道明撐了六個小時，終于招供了殺害彭興發的罪行。

葉道明交代：1981年他因賭博輸欠了200元賭債后無力償還，于12月26日外出躲債，扒乘貨物列車到湖南，在石門、望城等地“討米”。

1982年2月初，他在石門火車站旁的小旅店結識了彭興發，兩人遂結伴“討米”，一路同吃同住。2月22日兩人從石門坐長途汽車來到長沙，打算扒乘貨物列車去廣州倒騰電子表“掙大錢”。

2月23日，兩人從長沙扒乘貨車到了株洲，又被檢車員發現帶到派出所，記錄姓名地址后被放走。彭興發還耍了心眼，謊報了地址。

當晚，他們又扒上一輛裝滿磷礦石的貨車。彭興發把棉被解開蓋住兩人的腳，包棉被的塑料薄膜擋在車板處，隨后各點了一支煙抽了起來。抽完煙后，彭興發很快就睡了過去。

列車從萍鄉站發車后，葉道明想著廣州去不成了，自己身上才一百來塊不夠還債，因此心生歹念，想要將彭興發身上的一百多元也占為己有。而彭興發知道他的住址，于是起了殺人劫財的邪念。

他悄悄起身拿起彭興發的扁擔，照著熟睡的彭興發頭部就是一陣猛砸，彭興發哼都沒哼一聲就死了。

由于太過緊張，扁擔一頭砸到車廂擋板上發生碎裂，葉道明就將扁擔和塑料薄膜順手扔下了車廂。

他將彭興發所有衣褲口袋搜了一遍，從罩褲內的棉褲口袋內掏出了一只包著錢的塑料紙包，又從外衣里面的粗布襯衫口袋里拿出了一只小錢包，然后將裝有衣服的布口袋也扔下車。

最后，他將彭興發的尸體挪到車廂中部靠門的凹處，用棉被蓋上，又在棉被上壓了一層磷礦石，整個“藏尸”過程持續十多分鐘。

待列車在下一個車站停車時，葉道明跳下車，又扒上了一列朝萍鄉方向的待發列車。到了萍鄉老站停車后下車，沿著鐵路線步行到了萍鄉新站，開始清點搶劫所得——138元現金和17斤全國糧票。

葉道明將空錢包和沾有血跡的衣服全部扔在萍鄉新站的站前廣場上，又去買了一身新衣服，于2月24日從萍鄉坐旅客列車到長沙，又于25日早晨轉車到了武昌，當天中午由武昌乘320次旅客列車返回安陸。

在集市上找到方保有歸還了200元的賭債后，他于15時左右回到自己家中。

葉道明的供述與現場勘查情況完全一致。從他家查獲的血手套和帆布包上的血跡，經檢驗血型為B型，與死者彭興發的血型吻合。

至此，全案真相大白。葉道明最終因搶劫罪和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

138元，買斷了一條鮮活的生命，也買斷了自己的生路。

這起發生在1982年的兇殺案，雖然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但依然讓人唏噓不已。彭興發為了買一頭耕牛，賭氣離家“討米”，卻沒想到在旅途中遇到了葉道明這個惡魔。葉道明因為賭博欠債，起了殺人劫財的邪念，最終走上了不歸路。

人性中的惡，往往就藏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欲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