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第59屆東盟外長會議在菲律賓舉行,近期日本不僅明顯加大與東盟國家的互動,甚至直接干涉南海問題。在東南亞,日本長期經營的“和平主義”偽裝須引起高度警惕。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中外學者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尼西特·潘塔米特:泰國清邁大學東盟研究中心主任
張 云: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彭 念: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
東盟不歡迎地緣政治角力
【泰】尼西特·潘塔米特
東南亞已成為全球最具戰略意義的地區之一。該地區擁有逾6.8億人口,地處印度洋與太平洋交匯處,東盟由此成為全球貿易、制造業和海上互聯互通的重要樞紐。隨著地緣政治競爭加劇、全球供應鏈持續演變,經濟利益、技術創新與安全考量日益在此交匯。
在東盟的外部伙伴中,日本長期占據獨特地位。過去50年時間里,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外國直接投資(FDI)及產業合作,為東南亞經濟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如今日本對東南亞事務的參與已超越傳統發展合作范疇。通過“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亞洲零排放共同體”、供應鏈韌性建設及關鍵礦產伙伴關系等倡議,東京正推行一項將經濟合作與戰略目標相結合的更廣泛戰略。
這一轉變反映了亞太地區的一個更廣泛趨勢:經濟與安全日益緊密交織。日本雖然仍是東盟最重要的發展伙伴之一,但其不斷擴大的“戰略角色”也帶來了新的挑戰。換句話說,日本實際還是為了自己的經濟發展攫取資源和市場,同時向外界展示自己所謂“和平主義”的外表。
日本與東南亞的伙伴關系歷來以經濟合作而非軍事影響為基礎。1977年提出的“福田主義”通過強調相互信任、和平合作以及支持東盟發展,為雙方關系奠定了基礎。20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成為東盟最大的發展援助和外國投資提供方之一,推動該地區發展成為汽車、電子和機械制造的重要基地。
這種經濟參與同區域工業化的“雁行模式”密切相關。在這一模式下,生產網絡由日本逐步擴展至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繼而延伸至東盟成員國。對基礎設施、技術轉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投資,使許多東南亞經濟體得以融入全球價值鏈并加快工業增長。
然而,過去十年間,面對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日本的地區戰略也隨之演進。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上升、新冠疫情后供應鏈中斷,以及日益激烈的技術競爭,促使東京重新界定其對東南亞的參與方式。經濟合作如今越來越被東京視為實現其戰略目標的重要工具,這一演變集中體現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上。該戰略原本致力于促進海上互聯互通、高質量基礎設施和安全可靠的供應鏈,但今年5月底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第23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提出所謂新版“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構想,主張日本進一步強化防衛能力、加強與地區國家安全機制合作,稱日本決心在地區防務裝備與技術合作中承擔“新角色”。結合近期日本與部分東盟國家在安全領域的合作,該構想大幅強化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項目,借安全支援之名輸出軍事影響力。
可見,日本在東南亞的角色已由傳統發展伙伴演變為戰略性行為體,日本如今的現實做法是在既有基礎上拓展參與范圍,包括軍事與安全領域。
對東盟而言,核心任務既不是在相互競爭的大國之間選邊站隊,也不是淪為地緣政治角力的舞臺。相反,該地區的長期繁榮有賴于維護東盟中心地位、保持戰略自主,并推動構建開放、包容、以規則為基礎的地區秩序。
當前大國競爭使東南亞成為印太地區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競爭也已從傳統制造業延伸至半導體、電動汽車、數字技術和關鍵礦產等新興產業。一些國家加強了同資源豐富的東盟成員國之間的伙伴關系,以保障未來產業所需戰略性原材料的供應。然而,這種競爭不應演變為零和式的地緣政治較量。從東盟視角看,美國、日本及其他伙伴的積極參與更應聚焦于經濟和發展領域,為實現經濟關系多元化、增強韌性并加快產業升級創造機遇。
破壞戰后國際秩序,日本將再陷戰略慘敗
張 云
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將于7月21日至24日前往菲律賓,出席今年的東盟系列外長會。近期日本與菲律賓互動頻繁:5 月 28 日,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訪日期間,日菲發表聯合聲明擅自啟動所謂“海域劃界談判”,而該談判直接涉及中國臺灣以東海域;7月12日,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決”出臺十年發表談話,公然為非法“裁決”張目,攻擊指責中國合法主張,妄稱日本是南海事務的利益攸關方。
為什么日本在南海問題上的介入日益深入,甚至有超越美國之勢?無論是外務大臣談話還是日菲“劃界”,表面為海洋權益爭端,本質是挑戰建立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果實基礎上的戰后國際秩序,圍繞未來東亞秩序尤其是海洋秩序實現所謂戰略突破。
《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書》共同構成二戰后重建東亞秩序和世界秩序的國際法準則。1945年6月25日,聯合國制憲會議全體會議通過了《聯合國憲章》。10月24日,《聯合國憲章》生效,聯合國正式成立。《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國際文件作為基礎,奠定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戰后國際秩序的基本框架。《開羅宣言》寫入剝奪日本自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這是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對南海侵占的直接否定。宣言還指出,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歸還中國。《波茨坦公告》對《開羅宣言》全面確認,《日本投降書》接受《波茨坦公告》。二戰結束后,中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國際公約和協議,依法、公開收復了南沙群島。
然而,1951年9月美國主導了所謂“對日和平條約”(即“舊金山和約”),但是主要對日作戰或受日本軍國主義侵害最深的國家都沒有參加,中國沒有被邀請,蘇聯拒絕簽字。這個冷戰產物與1945年建立的戰后國際秩序基本框架相悖,尤其是非法無效的“舊金山和約”不僅對東亞海洋島嶼歸屬采取模糊態度而且私相授受,今天我們看到的臺海、東海和南海等所謂東亞海洋問題根本源頭正是“1951年舊金山體制”。
“1951年舊金山體制”在認知上塑造了所謂“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為東亞安全和繁榮提供了基礎”,在此框架下,作為南海域外國家卻頻繁干涉南海問題,日本究竟圖謀何在?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近年來不斷試圖突破戰后國際秩序基本框架。其核心路徑之一,便是在國內推動修改日本“和平憲法”,在國際上借助所謂“1951年舊金山體制”使自己成為一些國際重要事務的參與方和“受益者”。
此外,隨著本屆美國政府將更多精力聚焦于西半球,日本擔心未來的亞洲秩序將會日益以中國為中心演進。日本認為在當前美國相對衰落的情況下,需要日本展示意愿和能力,一方面補充美國意愿不足留下的空缺,另一方面激發美國繼續介入的動力。所以,日本不僅在極力找機會試圖突破戰后國際秩序,同時還想盡辦法護持所謂“1951年舊金山體制”,企圖在美日同盟體系基本框架下,實現美國和日本在亞洲海洋秩序上的“雙軸心”架構,而高調介入南海問題就是具體體現。
在第59屆東盟外長會議召開之際,地區國家一定要認識到東盟成功本身就是戰后國際秩序帶來的成果。只有進一步維護這個秩序的核心地位,東盟才能續寫發展奇跡。而日本若固守所謂只有靠“1951年舊金山體制”才能受益的錯誤認知,終將再次陷入戰略慘敗。
捆綁日本“戰車”,菲必成“耗材”
彭 念
日菲海洋劃界鬧劇還沒收場,軍事捆綁又升級了。如果菲律賓真是鐵了心要把身家性命綁在日本“戰車”上,最后的結果必然是被當作“耗材”。
本月7日,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宣布,菲將從日本海上自衛隊獲得5艘即將退役的“阿武隈”級護衛艦,兩國政府已基本完成協議簽署,僅剩余部分行政安排有待落實。預計全部5艘艦艇將在兩至三年內交付完畢。實際上,早在5月2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舉行會談時就表示,要加快推進“阿武隈”級護衛艦、TC-90巡邏機等防務裝備移交工作。沒想到,才過了一個多月,日菲就迫不及待地完成協議簽署。
2011年日菲確立戰略伙伴關系,雙邊迎來一波“蜜月期”。主導這波“蜜月期”的正是時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前者是釣魚島“國有化”的始作俑者,曾讓中日關系跌入谷底。后者則是所謂“南海仲裁案”的始作俑者,也讓中菲關系劍拔弩張。無獨有偶,日菲“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也有兩個推手,一個是將中日關系越搞越砸的高市早苗,另一個則是南海攪局者馬科斯。不過,別看他們現在“打得火熱”,以后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今年5月26日至29日,在馬科斯訪問日本期間,日菲兩國就啟動《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的正式談判達成共識。早在啟動該談判之前,日菲軍事合作就動作連連。2024年7月,日菲達成便于雙方軍隊互訪和聯合軍演的《互惠準入協定》,雙方成為“準盟國”。今年1月,雙方又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使兩國部隊在演訓等場合,可相互提供燃料、彈藥等物資,以及裝備維護、基地與設施使用。
《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落地后,兩國在聯合演習、海上巡邏、應對突發事件時,不再需要通過美國中轉情報,徹底打通了情報共享渠道。對于日本而言,這將是首次將情報合作延伸至東南亞地區,是日本對東南亞國家軍事合作的重要“突破”。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可以暢通無阻地獲取美菲關于中國南海軍事活動的重要情報,為其對華軍事競爭提供支援。對于菲律賓來說,以情報換取日本軍援是一筆看上去劃算的買賣。
雖然雙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但由情報共享所搭建的“準軍事同盟”危險重重。尤其是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戰時狀態中,這種情報共享機制會將雙方拉下戰場,重演二戰時的戰爭慘劇。
雖然有和平憲法的約束,日本近年來的軍事擴張卻屢屢越過紅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數據顯示,2020年菲律賓從日本訂購3座FPS-3雷達和1座TPS-P14移動式雷達,成為日本成品軍售的首個大單。2023年,菲律賓又向日本陸上自衛隊申請轉讓其預定退役的多架直升機。
如果真如特奧多羅所言,“阿武隈”級護衛艦在3年內移交完畢,則菲律賓的日式武器裝備庫將進一步充實。不過,不管是“阿武隈”級護衛艦,還是協商中的TC-90巡邏機,都是“二手貨”。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日本并非真心實意要幫菲律賓提升戰力,而是“夾帶私貨”給菲律賓反華壯膽,讓其沖在挑釁對抗前線。而對于菲律賓而言,日式武器雖然可以裝點門面,但真要上了戰場就會成為挨揍的活靶子。
菲律賓作為曾飽受日本軍國主義野蠻侵略的亞洲國家,如今卻為一時的地緣政治算計,與昔日施暴者日本勾連,全然不顧后者國內抬頭的“新型軍國主義”逆流。這種背棄歷史、罔顧民族傷痛的短視行徑,無法為菲律賓帶來真正安全,只會使其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深陷危險漩渦。
在周邊國家都在忙著拼經濟保民生的大潮流下,日菲卻逆流而上,渲染安全威脅,破壞地區穩定。這種不得人心的行為不僅無助于菲律賓維護國家安全,反倒會激起菲國內反噬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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