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她家窗戶朝東，夏天傍晚，西曬把整面墻烤透了，屋里悶得像蒸籠。我住她隔壁那間，隔著一道磚墻，能聽見她給孩子洗澡的水聲，嘩啦，嘩啦，偶爾夾雜幾句哄孩子的歌，調子軟綿綿的，聽不清詞。
那年我二十，她二十八。鄰居都喊她陳姐，丈夫在省城跑運輸，一個月回來兩三天。我第一次去她家是借醬油，門開了一條縫，她系著碎花圍裙，頭發用夾子別在耳后，露出白凈的脖頸，上面有一顆很小的痣。她遞給我醬油瓶的時候，指尖碰了一下我的，涼的。
后來我就常去了。修電燈、通水管、幫她搬煤球，什么理由都找得出來。她從不攔我，也不多問，每次開了門側身讓我進去，順手把門帶上，插銷輕輕一撥。
她家的客廳很小，一張方桌兩把椅子，桌上永遠擺著搪瓷缸，里面泡著茉莉花茶，蓋子斜搭著。孩子睡了以后，她會把煤爐上的熱水提下來，泡兩杯茶，一杯推到我面前。我們不說話，就那么坐著，聽墻上的老掛鐘滴答響。她的手擱在桌面上，食指有一下沒一下地敲著搪瓷缸沿，聲音細碎，像雨點打在鐵皮屋頂上。
有一回梅雨季，連著下了七天雨，她家屋頂漏水，拿臉盆接著，叮叮咚咚響了一夜。我過去幫忙，爬上梯子把瓦片重新碼好，下來的時候渾身濕透了。她拿干毛巾給我擦頭發，動作很輕，毛巾帶著肥皂味兒，是我在供銷社聞過的同款。她擦到我耳后的時候忽然停了，我轉過頭，看見她眼眶紅了一圈，水汽比外面還重。
“你才二十，”她說，聲音壓得很低，“別總往這兒跑。”
我握住她手腕，瘦的，骨頭硌手。“二十八也不老。”我說。
她沒掙脫，就是盯著我看。那一眼很長，長到掛鐘敲了十一下，孩子翻了個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她才慢慢把手抽回去，把毛巾疊好搭在椅背上。“回去吧，”她說，“明天還要上工。”
我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叫住我，遞過來一個油紙包，里面是兩塊綠豆糕。“下午做的，多了。”
我接過來，推開門，雨停了，院子里積了水洼，映著月亮碎成一片一片的白。我踩過去，水花濺在褲腿上，鞋濕了，但手里的油紙包還熱著。
那年的夏天特別長。傍晚收工回來，我總是在院子里磨蹭，等她窗臺上的燈亮了才敲門。她有時在縫衣服，有時在給孩子納鞋底，針線穿過布料的聲音比鐘聲還清楚。我坐在旁邊看，煤油燈把她的影子拉長了投在墻上，一針一針，把時間都縫了進去。
她丈夫秋天回來那次，我在屋里聽見隔壁的動靜，摔碗的聲音，她的哭聲，還有孩子被嚇醒后尖利的喊叫。我把耳朵貼在墻上，磚涼得刺骨，什么細節都聽不真切，只有震動順著墻傳過來，一下一下，敲在太陽穴上。第二天她開門倒水，臉上沒什么異樣，只是眼角有塊青，拿劉海遮著。
我沒問。她也沒解釋。晚上我還是去了，她給孩子哄睡了，坐在燈下補一件工裝，針腳比平時密，比平時急。我伸手按住她拿針的手，停住了。她看著我，嘴唇動了一下，沒出聲，就那樣握著針停在半空。過了很久，她把針放下了，伸手把煤油燈捻暗了一點。
那之后沒幾天，她丈夫跑長途出了事，車翻了，人沒事，但腿折了，拉回來在省城的醫院里躺著。陳姐收拾東西，褥子、臉盆、孩子的棉襖，裝了兩個蛇皮袋。走的那天早上她在院子里站了一會兒，我隔著窗戶看，看見她摸了摸窗臺上一盆快要枯死的茉莉，然后轉身走了，包袱在肩上勒出一道痕。
她在門口停了一下，沒回頭，輕輕說了句什么。風大，我沒聽清。可能是“走了”，也可能是“別等”。一直到我后來搬走，那盆茉莉都沒人再澆過水，枯在窗臺上，風一吹就掉渣。
多年以后我在省城的公交車上見過一個背影，剪著一樣的短發，旁邊坐著個半大的孩子。車堵在路上，我擠不過去，等到了站再回頭，人已經下了，淹沒在站臺上黑壓壓的人頭里。我站在那里等了兩班車，也沒再看見她。
那兩塊綠豆糕我吃了，甜得很，留了油紙包了很久。后來搬家弄丟了。
但我一直記得那個夏天的晚上，雨剛停，水洼里碎月亮一晃一晃的，她站在門里，光從身后透過來，把她整個人鑲了一道毛茸茸的邊。她說回去吧，我說嗯，然后走了。走了很遠回頭，那扇門還開著一條縫，沒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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