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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陳丹青在收聽了一期關于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播客后贊嘆道:“今年最意外的禮物就是知道有位仲樹,一個不可思議的女巫。”
作為年輕一代的青年學者,仲樹在今年陸續出版了《人的境況》、《心智生活》等譯著,且通過“獨樹不成林”這檔播客,不斷表達著自己的對時事的觀察和判斷。
兩位同樣有趣卻經驗不同的表達者,會如何碰撞智識?基于這樣的期待,「 山下聲·席地而談」邀請了陳丹青和仲樹來到木心美術館,展開一場跨越代際的對話。
在對話開始前,陳丹青特別叮囑仲樹:just punch!(直接出擊!),兩位嘉賓不斷拋出尖銳的問題,從代際經驗、AI浪潮,一路談到真話與假話的辨別。在話語交鋒和攻守轉換之間,共同成就了這場酣暢淋漓、精彩紛呈的對話。
下面,是這場對話視頻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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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選自Songmont山下有松品牌播客節目
「山下聲·席地而談」
陳丹青x仲樹 | 在水里的人,朝岸上走去
01
紅利時代已經過去了
陳丹青:非常巧,正好你這次回到中國,我們這兒有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展覽。春節左右,我聽到你的播客,馬上就被吸引了。我至少聽過你二十期播客,講國際上的事情、講伊朗問題,當然還有貝多芬、莫扎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蠻驚訝的,一個97年生人,居然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羅斯文學貫穿我們這幾代人的一生,但是改革開放以后,俄國、蘇聯這一頁很快就翻過去了。所以我會很驚訝,到你這里,居然還會對俄羅斯文學感興趣。
仲樹:我不是個例。而且在我們這一代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比托爾斯泰更受歡迎。因為他可能和尼采一樣,抓住了某種年輕人的反叛精神,也就是那種想要對著社會豎中指的心情。這個情緒無論哪個時代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都能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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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你昨天看了我們的展覽,感覺是什么?
仲樹:我常常在想,通往美的教育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很幸運,小時候是在美的環繞中長大的,也是在書的陪伴中長大的。那時的我或許并不真正理解那些東西,但它們會在心里留下某種印象。等到長大以后,有了理解和感受的能力,便會想要重新回過頭去咀嚼它們。
比如展覽中擺放的那一排電影裝置,播放的都是一些外文電影。其中有一部法國老片,改編自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故事:一個年輕人看見一個狡猾的小偷,被他高超的技巧深深吸引,甚至開始崇拜偷竊這一行為。
觀眾當下也許未必能完全理解電影想表達什么,但它會在心里留下一個問號,或者說,埋下一顆思想的種子。也許在未來某一天,在夢里,或是在睡前的某個片刻,它會再次回來,重新觸動我們。我想,這也許就是美德教育的起點。通過美,我們得以和這個庸俗的世界保持一點距離。而這樣的一個展覽,最大的意義或許正在于此。
陳丹青:你15歲就到波士頓去留學了。而我15歲的時候在干嘛?我們在上初中,在農村、在工廠。我完全沒有想到,在我的中年和晚年會目擊中國一批一批的小留學生出去,你就是其中一個。過去十年,我在國外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小留學生,有些爹媽還在陪讀。這是我完全陌生的一個經驗。
仲樹:你出國的時候,中國室內是沒有抽水馬桶的。而我去美國的時候,已經不感到巨大的經濟隔閡了。
陳丹青:我那時中國還是一個前現代社會,還在用糧票,自行車就是每家最重要的財產。我們這些人第一次見到曼哈頓的鏡頭,第一次被西方現代城市景觀震撼,是在尼克松來中國前后。當時中國乒乓球隊訪問歐美四國的時候,全國人民第一次在電影里看到華爾街,看到從天空拍下去的曼哈頓。
我們全部震呆了,原來城市是這個樣子的。差不多00年以后出國的年輕人,就不會再對這一切驚訝了。中國已經有摩天大樓,已經有高速公路,家家戶戶也開始有私家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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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樹:是的,所以我們這代第一次出現了一種反向的感覺。我剛剛出國的那個時代,正好是文化自信、中國人經濟騰飛的時候。大家不僅沒有感到經濟落差,甚至會覺得自己比美國這幫人還有錢。
現在留學生都會管自己留學的地方叫什么村、什么屯,什么波士屯。我那些住在北京、上海的同學,每次回學校就會說,又要回村里了。他們覺得美國不發達。美國的00后這一代,是二戰以來第一代百分百堅信自己的生活不會比父輩更好的美國人,他們原來相信的都是it gets better every day。
陳丹青:十年前差不多已經這樣了。那時候我弟弟的孩子出生,我在產房外等候。旁邊有一家意大利移民,即將做父親的那個男人非常興奮,可孩子的爺爺對我說,他是二戰以后移民到美國的,如今他最大的憂慮是,自己的兒子再也過不上他當年那樣的生活了,那么將來的孫子又該怎么辦?那一代老人已經知道,紅利時代已經過去了。
仲樹:我的博導也是一位“50后”。他曾跟我講起1968年的故事,那時他在上大學,但不怎么上課,在衣服上寫著“Make love, not war”,跑去當嬉皮士。我問他:“你那個時候怎么不焦慮?”他說:“遍地是工作,不焦慮。”當時的情況是,博士一畢業,所有大學任你挑,整個世界都在擴張。
如果在當時有人說,自己的夢想是賺一百萬美金,所有人都會嘲笑他的。他們會覺得,你都來哈佛讀博士了,怎么能只有這樣的夢想,你應該要有更宏大的追求。什么是更宏大的追求?就是去思考“我們該往哪里去”這類問題。我覺得,這是一種已經消失了的時代情緒。
陳丹青:我80年代到哈佛的時候,巫鴻常讓我去那兒住一陣。那是美國人的好時候,里根的時代。四十多年前的那種樂觀氣氛,跟今天真的非常不一樣。
02
以后的人,是被AI的偽經驗喂大的
仲樹:我現在在教的05后、15后,又給我帶來了一些不同的感受。我是一個在乎閱讀的人,但現在會有在AI時代成長起來的,更年輕的小留學生跟我說,我用AI幫我解釋了這本書,就算是我讀過了,不要跟我說什么自己沒有努力去閱讀,你已經老了。
陳丹青:他們對你這么說?你居然也算個老同志了。我想,不必真的去讀那本書,這是我會愿意退讓的一個立場。但我不會懷疑我的立場。因為在我這兒,永遠在區分真經驗和假經驗。
AI給你的經驗再真實,也仍然是間接的經驗。但我關心的是,AI給的間接經驗,已經開始塑造這一代人了。你現在在教05后,這些05后一眨眼也會到你現在的位置。他如果滿腦子已經是AI給的經驗,那他對再下一代的AI經驗已經不感到奇怪了。你很可能是最后一代從非AI的學習過程里出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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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樹: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一個我非常喜愛的福建女孩,她聽我的播客,我的每一期播客封面都是她畫的。有人在下面評論說,這是AI畫的嗎?我說不是,這是我的插畫師畫的。然后對方說,你把這些插畫喂給AI,以后不管什么話題,都可以讓AI按照這個人的風格生成更多繪畫,我們也看不出來區別。我不是這個插畫師,可聽到這句話時,仍然替她感到憤怒,也感到不甘。
陳丹青:這就是我關心的事情。我一點不介意我身后背負的這個傳統過時了。我介意的是,將來的孩子就是看著這些生成圖像長大的,他對人手工做出來的東西已經不敏感了,也不在乎了。這一天也許已經來了。
仲樹:生成和創造是不同的嗎?
陳丹青:我不想太強調創造這件事情。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繪畫也是一大抄。至少對我自己來說,我從來不會說我有創造力,說我創造了我的作品。將來的所有圖像,無論是影像、視頻,還是我們叫作繪畫的東西,我蠻相信它會帶來一個巨大變化是此前沒有過的。苗頭已經有了,將來會大規模發生。
仲樹:你在說的是,AI會不會類似于杜尚那樣,突然把藝術變成一個倒置的小便池,然后徹底改變現代藝術。
陳丹青:不太一樣。杜尚只是躲開了繪畫,他告別了繪畫,然后拿出一個小便池。重要的不是這個小便池,而是他用這個告訴你,繪畫對他來說沒有多少意思了。
但是現在發生的情況不是這樣,現在的事情直接發生在繪畫本身。手機上能找到一種叫數字油畫的東西,我已經看過一百張以上。全都是一樣的,油畫筆觸堆得很厚,形非常準,看上去好像是畫出來的,但我一眼就能辨認出來,它是AI生成的數字油畫。
仲樹:現在AI還可以做另一件事情,我可以把所有陳丹青畫的畫喂給它,然后把你的聲音也喂給它。
陳丹青: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這一切就是我剛才說的,我們將永遠生活在偽經驗當中。第一手經驗正在越來越跟我們脫鉤。此前我們再怎么說,看到的都是第一手經驗,不管畫得好畫得壞,寫得好寫得壞。但是第二手經驗會大規模替代第一手經驗,往后的年輕人,是在這個偽經驗里被喂大的。
仲樹:現在很多年輕人的現狀是,你不用自己動手寫一封郵件了。比如我要給你寫一封畢恭畢敬的郵件,我可以先寫一段亂七八糟的話,然后告訴AI說,請把這個改成畢恭畢敬的口吻,這樣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學習如何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不需要學習如何在不同的人面前呈現自己。今天我可能也在和你的溝通中說錯話,如果你的反應不是呵呵一笑,而是來教訓我一頓,那我下一次就知道該如何修正自己。
當一個人缺少與世界碰撞和對抗的過程,也就很難在這種對抗中丈量世界的尺度。我們討論的不是修燈泡這類技術問題,而是說話,是如何與他人發生關系。我接觸到的第一批學生,幾乎都說自己是I人。但在我看來,這很多時候并不只是性格內向,而是一種社會化經驗的缺失。
陳丹青:我一直有一個大的印象,就是媒體越來越發達,人越來越被動。現在的年輕人大部分都給我一種被動的印象,甚至很呆,而且冷漠。相對來說,我們前媒體時代長大的人,更生龍活虎一些,非常躁動,甚至很野蠻,但是有活力。現在有的一切,我們那會兒都沒有,所以我們要用身體去跟這個世界、跟生活打成一片。
仲樹:但這也不是他們的錯。
陳丹青:對,不是誰的錯。我想說的是,媒介能夠塑造人生活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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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樹:在這件事情上,我和你的老師木心的態度更接近。我不接受這個世界變成了這個樣子,我覺得它是丑的。至少我對這個時代的抱怨是,它不相信美是有高低之分的。但我認為,AI生成的油畫就是平庸的,就是不美的。
陳丹青:我只能說,我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來了,我的意見是不重要的,該來的一定會來。
我總是會返回去看。攝影出現造成了繪畫的危機;電影出現造成了攝影的危機;電視出現造成了電影的危機;現在視頻出現,電視也面臨著危機。我們其實已經送走了很多非常好的時代。比如攝影,我認識一群天花板級的攝影家,他們幾乎太絕望了。現在沒有人在關心攝影,沒有人在收藏攝影。可是80年代、90年代,中國有過很精彩的攝影師和攝影作品。現在這一切就像沒發生過一樣。
仲樹:我在給《罪與罰》寫導讀的時候,看到你特展里面的那本連載雜志,會感到有一點震撼,因為它對我來說有一種陌生感。我不知道連載小說的時代是怎樣的。我已經習慣了買一本書,然后從頭讀到尾。
陳丹青:小仲馬他們開始連載小說的時候,英國的貨輪到紐約港,在外海停著,紐約港的工人劃著小艇上去,接上頭扔下來的郵包。他們會迫不及待地問,連載小說里的那個Peter后來怎么樣了?就像我們后來等連續劇一樣。但這個時代早就過去了。
03
分辨假話很容易,分辨真話反而有點難
陳丹青:我最早聽你的播客,是從你講伊朗戰爭那一期開始的。我自己很少談世界大事,因為我并不太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也不太確信自己對這些事情究竟持有什么看法。
但現在我看到自媒體上有很多人在談論國際大事。他們既不是國家軍事部門的人,也不是外交部門的人,只是一個播客、一個博主,卻非常上心。在我聽來,他們甚至能相當專業地分析戰場,分析整個局勢,一期接一期地講,也有大量的人跟著聽。這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放在十多年前,幾乎難以想象。
在我們那個年代,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主要就是看報紙。《參考消息》非常珍貴,男女老少都會看。我們只能從那一點點信息里,猜測這個世界到底正在發生什么。
可現在,自媒體讓這么多人都可以出來,頭頭是道地談論俄烏戰爭。對我來說,這既新奇,也困惑,信息好像變得無限豐富,但我反而不知道該相信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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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樹:我現在也給傳統媒體寫專欄,從傳統媒體的視角來看,自媒體的出現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巨大危機。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學過新聞學,知道什么是調查,知道如何核實信息來源。之前有幾個國際關系記者問我:你如何核實你的信息?你的信息來源是什么?你是如何獲取你的視角的?
我意識到,我還是能夠回答這些問題的。為什么我談這么多中東?因為我非常感興趣,我學過四年阿拉伯語,我認識很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我十年前就去過,我可以回答這些問題。但網上有成千上萬個討論時政的人,可能根本回答不了這些問題,可能他們就沒有進行事實核查。
陳丹青:我當然應該重視訊息的準確,但播客真正能吸引我的,還是語言的魅力。不是文學意義上的語言,而是你講話得能抓住我。
仲樹:現在從大眾的角度來說,最嘩眾取寵的東西就是能夠抓住最多人的東西。
陳丹青:不是,我說的不是嘩眾取寵。我能分辨嘩眾取寵和一個真正會說的人。
仲樹:那你怎么分辨呢?
陳丹青:這太容易了。就像一個人到你面前說話,他是在糊弄你,還是真心的,一聽就聽得出來。假話自己會告訴你它是假話。你不要以為假話有那么有力量。
我年輕時候可能還不太能分辨,很容易相信別人。但是現在要糊弄我,真的不太容易。木心有句話說得很好,他說:“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說的每句話都是假話。”分辨假話太容易了,有時候分辨真話反而有點困難。
仲樹:我爸畢生的興趣愛好也是分辨假畫,但不是你說的那個“話”,是書畫的“畫”。我小時候問他,你怎么分辨假畫?他說,當你看過三千張蒲華畫的所有畫之后,你就能夠分辨,一眼就知道什么是假畫。
陳丹青:量很重要,數據庫很重要。
仲樹:經驗很重要。你是活了一輩子之后,才能說出這句話。
陳丹青:差不多是這樣。50歲以后我就沒那么容易被騙到。你需要一個數據庫,需要三千張,甚至三萬張。對我來說,分辨假畫有一個辦法。有個內行蠻同意我的說法:當這張倪云林特別像倪云林的時候,就有問題。因為仿作都試圖讓你無法分辨,它會太像倪云林了。
仲樹:這就是內行和外行的區別。
陳丹青:倒也未必。我覺得內行和外行,取決于這個人是不是有足夠好的直覺。經驗和數據肯定重要,但是直覺是不可解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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