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仙過海”到“凡人修仙傳”

神話改編動畫電影《八仙！》正式公映，首周末便開出8.3的豆瓣評分，成為今年暑期檔評分最高的新片，票房也超過了2億元。與此同時，圍繞該片把八仙的故事改編成“凡人修仙傳”究竟是“腦洞大開”還是“魔改”的討論，也在網絡平臺持續升溫，看似各執一詞，本質上仍舊繞不開傳統神話改編作品“尺度如何把握”這一根本問題。

作為一部以傳統神話故事為原型改編并命名的動畫電影作品，公眾總是有著復雜期待——一方面似乎想借用作品回顧神話故事，重溫神話故事背后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又盼望著電影能發揮動畫的超現實表達優勢，給予傳統神話故事更豐富的想象和闡釋空間。矛盾的觀影心理增加了相關題材作品創作的改編難度，但同時也成為改編電影創新突破的重要立足點。

電影取名《八仙！》，潛在預設了《八仙過海》的神話故事框架，使觀影過程不再只是一次未知的故事探索，而是基于已有傳統故事框架的回憶，再認或評判。不少傳統神話故事改編的影視作品為減少觀眾已有認知與改編作品之間的認知差，往往力求尊崇故事原型，最多在人物造型、故事場景等視覺呈現方面拓展探索空間，《八仙！》則明顯打破這一保守改編模式，在借鑒《哪吒》系列對傳統神話故事人物作現代個性化改編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采取突破現有改編尺度但也極具挑戰性的做法：重構八仙“世俗化”的人物身份形象，重新植入八仙與楊戩圍繞“救世”與“救母”之間的價值沖突，揭示“八仙”向“八仙”的成長，強化“凡人修仙”的傳統神話主題。

影片中，呂洞賓是一個因犯錯被逐出神界的落魄凡人，鐘離權因逆師博東華帝君的命令而被罰成為僅能依靠偷盜為生的街頭混混，曹國舅是蓬萊仙境擁有管理特權的公務員，韓湘子是崇尚尚俠義但無法擺脫世俗貪念的青年，張果老騎驢賣老……這種具象化、高度現實隱喻的人物形象重構，難免挑戰傳統語境下“八仙”的身份形象，打破中國傳統神仙審美中清新飄逸、俠風道骨的形象認知，引來以重溫“八仙”傳統神話故事為觀影目的的觀眾群解甚至批評。

但如果將影片的這一世俗化改編放置于《八仙！》故事原型中加以解讀，可以將之理解為編劇一次突破現有神話改編尺度的創新性嘗試：八仙原型即為凡人出身，而凡人本就有其弱點和欲望，影片對人物的世俗化設定正是借助現代戲劇改編的策略，在突破現有改編尺度的基礎上，更鮮明地塑造起八仙凡夫俗子的形象。這一世俗化改編符合當下觀眾不再滿足于神話故事的仰望式崇拜，而更渴望從中看見自身處境與成長可能這一深層心理。

敘事結構方面，《八仙！》突破傳統神話故事原型中相對分散的人物修道敘事，聚焦鐘離權和呂洞賓主線故事的同時，設計八仙群像敘事結構；營造八仙內部因個體欲望差異造成的內部矛盾，八仙與楊戩圍繞“救世”與“救母”形成價值張力，還有鐘離權、呂洞賓因其質樸的“濟世”理念而與東華帝君的激烈爭鋒等多層次沖突體系，建立起起點飽滿、情感張力豐富的戲劇結構，凸顯主創團隊對當下觀眾追求快節奏、強刺激觀影心理偏好的把握。

電影開篇，呂洞賓以解救遭遇海上風暴的百姓始，在進入蓬萊仙境后結識偷盜為生、貪財混世的鐘離權，兩人為奪回藏在蓬萊仙島的玉虛琉璃燈以重回神仙序列，一為貪念蓬萊仙島藏寶圖的財富并想占為己有，由此機緣巧合達成同謀，租下一座距離離塵閣最近的道觀，試圖以挖掘地道的方式潛入藏寶閣。此后，以將偷取的天庭財產分贓為誘餌，鐘離權陸續拉攏韓湘子、張果老、鐵拐李、藍采和、曹國舅與何仙姑加入。這里以世俗的形式重構傳統神話故事中八仙的相遇，既滿足現代觀眾的情感共鳴，又行為動機的同時，也間接讓成為神仙前鐘離權等人真實的凡夫俗子形象得以塑造，拉近了與觀眾的心理距離。

如果仔細梳理電影《八仙！》的敘事結構，會發現一條隱性卻貫穿始終的價值主線，即“救蒼生”、“救蒼生”的行動邏輯不僅被解釋為鐘離權草莽感化呂洞賓并培育其“濟世”理想，而且也借助“無心昌”這一亦虛亦實的俠客精神符號，支撐起影片凡人修仙、俠義相傳的精神境界。

這一取自傳統神話故事的精神內核，通過層層反轉的情節設計得以揭示——影片可以被劃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半部分極力刻畫一種世俗化的“蓬萊幻境”，道觀的管理與維護成為曹國舅的KPI，也是他權力尋租的渠道；鐘離權不僅一直與曹國舅有私下交易往來，而且在明確盜取藏寶閣財富的計劃后，以利益為餌綁定與曹國舅、韓湘子、鐵拐李等人的合作關系；就連守護蓬萊仙境的福祿壽三仙，也淪為幕后主使秘籍的棋子，不得不利用金錢誘惑以雇傭鐘離權等人赴仙島保護玉虛琉璃燈。后半部分，影片重在展現八仙從反派叛敵手中奪回玉虛琉璃燈以解救蒼生的終極“救蒼生”，鐘離權、呂洞賓等人在此過程中逐漸“悟道”，完成“八仙”向“八仙”的身份與精神雙重超越。影片結尾處，鐘離權與呂洞賓救贖與被救贖的身份，呂洞賓被鐘離權“仗義”信念感化一同被施以“市井之咒”的隱情終于以“彩蛋”的方式被揭開。至此，影片《八仙！》與傳統神話故事《八仙過海》達成內核精神“殊途”卻“同歸”的主題升華。

《八仙！》兼具挑戰性與創新度的改編，突破傳統神話改編影視的創作尺度，為當代文化語境中對神話敘事的審美邏輯重構與價值取向提供了新樣本。尤其在大幅度改編傳統神話故事并營造“去神化”俗世審美體驗的背后，如何在當下世俗化表達與傳統文化堅守之間把握并適時調整尺度，既滿足現代觀眾的情感共鳴，又不失對傳統精神精神的承續，成為神話改編題材作品維持長久生命力、實現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現代轉化的重要突破口。

實際上，縱觀中國文學發展史，“世俗審美”意圖下的文學創作不乏極具時代意義的經典作品：從明代《金瓶梅》到清代《儒林外史》《紅樓夢》，中國小說存在一條從歷史理性的抽象政治到浪漫熱情的現實生活轉變之脈絡，這種“世俗審美”的流變線索彰顯了藝術創作者積極投身于時代，自覺關注公眾的社會心態與現實處境，準確把握并積極調整藝術創作形式、藝術表達對象的尺度與邊界，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和精神氣質得以借助新的藝術形式與時俱進、賡續發展。不過，要真正彰顯藝術作品世俗審美的創造性和創新性價值，不僅需要表征對象“下沉”，更離不開藝術作品借助世俗書寫，達成從嚴肅內向戲謔反諷的形式轉型，最終以更“接地氣”的方式達成作品內在思想精神的深度觸達。

《八仙過海》作為中國傳統神話文學作品中一部最具世俗審美特色的標志性作品，本就為影視改編提供了一定的拓展潛力，使其在現代語境轉化中具備更大尺度的創造和創新空間。因此，《八仙！》以世俗審美突破現有神話改編尺度的創作嘗試是值得肯定的。當然，影片立足新的改編尺度也存在進一步完善之處——比如在敘事結構與層次的分布上，更可清晰布局主線與支線情節，使得前期的鋪墊與后期的升華在時長分配上更均衡，避免結尾八仙面對楊戩的終極抗爭落點過于倉促，為關鍵內涵思意的表達以及觀眾接納留足時間；在人物塑造方面，可進一步深化個體角色的心理轉變軌跡，尤其對韓湘子、何仙姑等女性人物的動機與成長給予更細膩地刻畫，避免其淪為功能性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