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西藏網)
轉自:中國西藏網
“下關街道河畔社區藏族新村。”玉魯竹瑪老人的兒子楊紅民發來地址。
每次路過大理,我都要來這里看看玉魯竹瑪大媽,喝喝她家的酥油茶,嘗嘗她家的糌粑面,聽聽她家的新變化。
路過當地的藏族人喜歡叫她“下關阿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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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魯竹瑪老人近照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來自各地的藏族群眾不少轉到麗江及臨近的大理下關市從事馬幫運輸等工作,逐漸形成新的小型村落。
1959年秋天,藏族姑娘玉魯竹瑪跟隨爸爸媽媽也來到了物產富足、氣候宜人的洱源居住,把這里當成自己的家,從此再也沒有離開大理州。
玉魯竹瑪今年已經86歲。她跟兒子批楚此仁(漢名楊紅民)和小女兒日千卓瑪(漢名楊紅麗)住在一起,大女兒跟丈夫也在附近買了房子,便于照顧老人。到了她家,老人請我們喝下關沱茶,吃糌粑坨。還有云南下關藏族特色的美食:在桌面小爐上,蜂蜜與奶渣酸甜調和熬煮,蘸著玉米窩窩頭吃,香氣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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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康巴文化研究會在下關舉辦聯歡活動
根據老人回憶,當時到大理和下關的藏族同胞成分多樣,有的是茶馬古道上的小商小販,有的是四處流浪的民間藝人,更多的可能是茶馬古道上馬幫人的后代。
玉魯竹瑪自己出生在德欽縣燕門鄉谷扎村一家農戶,幼年輾轉到洱源縣三營鎮高坡借住時遇到她的愛人果知詩。果知詩是從迪慶州原中甸縣尼西鄉偏僻村寨來洱源投奔親戚的藏族小伙子。
果知詩勤勞肯干,為人正派,同伴稱其為“丫(大哥)知詩”,得漢名楊占時,他們一家搬遷到下關后,他被任命為下關“藏族運輸社”的負責人,識文斷字的他是這批藏族人的主心骨。不幸的是,1976年,他在處理一起意外事故時受重傷,不久便去世,留下孤兒寡母4人。
當時只有三十幾歲的玉魯竹瑪揮淚送別丈夫,面對的困境是顯而易見的。深思苦想后,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她一個大字不識,不懂漢語的婦女,決定帶著幾個姐妹,毅然決然闖蕩世界掙口飯錢。
她們帶著家鄉出產的藥材蟲草、貝母、紅花、三七?、烏頭、紫菀?、香青?、石蓮?和民族土特產品到全國各地販賣。
“遇到什么困難沒有?”
“困難多得很呢!一個是自然條件的困難。1981年,四川遭到特大水災,路沖垮了,火車、汽車停運。到處是轟轟的水聲和因大水升起的白煙。我們到綿陽深山里的一個農場去賣藥。半路上被洪水困在一個孤島上動彈不得。吃的也越來越少,聽說有的地方一個洋芋賣到幾塊錢,睡的地方也沒有,天天下雨,遭老罪了。這次我跟家人失聯整整兩個月,孩子們以為我們已經在洪水中死掉了,他們也是擔驚受怕。這是一方面。還有一個是沒有文化的困難。我們當時做生意要辦執照,但是我們不識漢字,本來應該辦銷售證,我們不懂,辦成了販運證,藥材到了當地,當地的執法部門說你可以販運,但是沒有銷售資格。我們常年搞藥材販運,天天跟醫藥打交道,其實是懂點號脈和下藥的,但是人家這么一說,我們也明白問題出在我們自己身上。”
“那有什么辦法呢?”
“所以說世上還是好人多呢!我到現在還是這句話。地方不知道的話我們大膽地問,問哪里人多哪里市場大,人家都熱心地告訴我們;政策不懂的話,我們就跟當地同志反復解釋我們沒有文化的苦楚和自身困境,很多人通情達理,事情也就解決了。”這是后來人們叫她“下關阿媽”“堅強阿媽”的主要緣由。
“那么多人一起出去做生意,不會產生矛盾嗎?比如利益分配方面。”
“不會。原因有三。第一,我們一起出去的一般都是親友老鄉關系,本身知根知底合得來。在駐地,大家一起燒茶喝,上路了各吃自帶的干糧,互不干涉。第二,我們大家商議,每人各帶不同商品,這就從源頭上防止產生同行競爭互相壓價等問題。第三,有些大宗商品,我們合伙投資,共同經營,利益均分,也就不會有任何紛爭了。”
“那也有高興的時候吧?”
“有呀。那時候我們年輕,身體棒。生意好了,遇到什么好事或者過節了,我們就一起唱歌跳舞喝酒,還邀請當地人一起參與。當年跟我一起出去做生意的,還有兩位老姐姐健在,兩個都比我大,一個已經89歲了,就住我樓上。”
“您覺得當年出來是對的嗎?”
“對的。必須勇敢地走出去才有出路,固步自封是不行的,只會越來越落后。”
為了養好這個家,培養好孩子們,她可謂是嘔心瀝血。好在現在三個孩子非常爭氣,她覺得一切都值了。“但當時我只能這么選擇,別無他法。現在看來我的做法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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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魯竹瑪全家福
從艱難中走出來,孩子們逐漸長大成人。大女兒到交通系統上班。兒子畢業后在空軍部隊服役,從部隊退役后當上警察,娶了一個當地白族姑娘為妻。做社區工作的小女兒嫁給了一個漢族小伙子,他們家有14個成員,屬于三個民族,是其樂融融的民族團結大家庭。現在,該是他們報答母親的時候了。他們愛說“母親是離你最近的佛陀。”
對于失去退休待遇的母親,三個娃娃給她買了一個超齡保險,一個月大約有一兩千塊錢的收益。
小女兒說:“當時辦超齡保險,經辦人還有些不樂意。我說為什么?旁邊有人議論說她都快要死了。我說怎么可能,我們會好好照顧他。她到現在活得健健康康,86歲了,身體比我們年輕人還好,我們的目的不就達到了嗎?”
86歲的老人不但耳聰目明,還那么健談,說大理人對我們非常包容,尊重我們的文化和習俗;快過年了,當地盛行殺年豬,吃殺豬菜,兒子昨天被兩家白族朋友叫去吃了兩個“客”;在下關我沒有喝過自來水,都是兒子兒媳打來山泉水來給我喝;泡溫泉、老鄉聚會都帶上我;小女兒今年退休了,她很能干,單位極力挽留,要返聘她,她堅決拒絕了,說我要回家照顧媽媽;自從摔了兩跤后,女兒不讓我出去,否則我一天走一萬步沒有問題;他們每年帶我去雞足山,過去要八天,現在一天就能打個來回,多方便;晚輩對我有孝心,我們全家人也支持兒子在康巴文化研究會的工作,做有利于民族團結的事。
老人的兒子楊紅民現在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康巴文化研究會的第三任會長。研究會現有300多戶家庭會員,各民族人士在大理求醫問藥、住宿飲食、交通行車遇到各種問題,研究會都會施以援手。楊紅民說:“大理州之所以成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示范州,都是從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干起來的,沒有什么驚天偉業,有的是腳踏實地。受我們的影響,我的白族媳婦,藏族妹妹,漢族妹夫都會主動參加這些活動。”(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索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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