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首次被寫進國家級“消費”規劃，意味著什么？

界面新聞記者 | 查沁君
界面新聞編輯 | 文姝琪

去年夏天，深圳雙職工家庭的張女士（化名）面臨一道現實選擇題。

孩子剛滿兩歲，原本幫忙照顧孩子的奶奶因為家中有事回了老家。如果不送托班，她只有兩個選擇：請保姆，或者辭職。

“請保姆我們沒有考慮過，要么我辭職，要么送他去上托班。但我又不想全職帶孩子，就決定送托班。”張女士告訴界面新聞。

她最終為孩子選擇了一家民辦托育機構，每月托管費3800元、生活費800元，共計4600元。幾個月后，她又將孩子轉入附近一所開設“小小班”的民辦幼兒園，一學期收費約8000元，折算下來每月不到3000元。

“如果重新選，我可能不會再選擇專門的托育機構，而是直接送幼兒園里的托班，性價比更高。”她說。

像張女士這樣的家庭，正在成為托育服務重要的消費群體。近日，國務院印發《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托育消費”，將托育與養老、健康、文旅等一并納入服務消費提質擴容的重要內容。

這也是托育首次在國家級擴大消費規劃中被單獨提出，作為服務消費提質擴容的重要內容進行部署。

這一變化，被業內視為托育政策方向的一次延伸：過去，政策更多關注如何增加托位供給、完善服務體系；如今，托育開始被放在擴大服務消費、釋放家庭需求的框架下重新審視。

托育為何被寫進“消費”規劃？

過去幾年，托育更多出現在人口發展、生育支持政策中。

從《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到《關于加快推進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政策重點始終圍繞“增加托位”“發展普惠托育”“降低養育成本”展開，著力解決的是“有沒有托位”的問題。

此次《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托育消費”，則進一步關注“有沒有家庭愿意送托”“有沒有能力消費托育服務”。

這一政策變化背后，是家庭照護模式正在發生變化。

長期以來，我國0—3歲嬰幼兒照護主要依靠家庭內部完成，祖輩幫帶是許多家庭的主要選擇。但隨著人口流動加快、家庭規模縮小，以及年輕父母就業壓力增加，傳統家庭照護模式正在面臨挑戰。

尤其是在一二線城市，雙職工家庭比例較高，年輕父母既希望保持職業發展，又需要解決低齡兒童照護問題，托育逐漸從過去少數家庭的選擇，變成越來越多家庭面臨的現實需求。

從這個角度看，托育并非簡單增加了一項新的消費場景，而是家庭結構變化下產生的一種社會化服務需求。

不過，當托育被納入“消費”體系，也引發了業內關于其定位的討論。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托育首先是一項具有公共屬性的民生服務，而不能簡單理解為消費。

“國家近年來一直強調實施積極生育支持政策，減輕家庭養育負擔。如果一方面強調降低家庭育兒成本，另一方面又強調擴大托育消費，兩者之間需要形成更好的政策銜接。”儲朝暉告訴界面新聞。

在他看來，托育的核心目標應當是減輕家庭養育壓力，而不是單純擴大消費規模。如果過于強調消費屬性，可能會弱化托育的公共服務定位。

但另一種觀點認為，支持托育消費，并不意味著政府減少責任，而是希望通過擴大普惠供給，讓更多家庭真正能夠消費托育服務。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界面新聞表示，建立生育友好型社會，關鍵仍是推進普惠托育。

他認為，當前我國既存在托位不足的問題，也存在“入托難、入托貴”“不敢托、不放心”等現實矛盾。未來，應進一步強化政府投入，增加普惠托育供給，并探索托育補貼、托育券等制度，讓財政資金更多惠及家庭，在降低養育成本的同時，提高托育服務質量。

事實上，無論將托育更多理解為消費還是公共服務，兩位專家都指向了同一個現實：托育行業真正需要解決的，并不是家庭有沒有需求，而是如何讓需求與供給形成匹配。

當“支持托育消費”首次被寫入國家級擴大消費規劃，政策試圖破解的，正是這一痛點。

托育消費，為何還沒有真正起來？

要讓托育真正成為一種可持續消費，首先需要解決行業自身的問題。

當前托育市場面臨一個看似矛盾的局面：一方面，越來越多家庭存在托育需求；另一方面，不少托育機構卻難以盈利，行業仍處于探索階段。

根據《國務院關于推進托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報告》，截至2023年底，全國89.5%的托育機構屬于民辦機構，約七成機構處于虧損狀態，房租和人工成本占運營成本約75%；與此同時，全國托位實際使用率僅46.7%。

這意味著，托育行業的問題并非簡單的“沒有供給”，而是供給結構、價格水平和家庭需求之間尚未形成良性循環。

目前，我國托育服務供給已經形成多元格局，包括社會力量舉辦的專業托育機構、民辦幼兒園開設的托班、公辦幼兒園延伸托育服務，以及近年來發展的社區嵌入式托育、用人單位辦托、家庭托育點等模式。其中，民辦機構仍是市場供給的主體。

過去十年，專業托育機構曾一度成為資本追逐的賽道。尤其是“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相繼出臺，市場對于托育需求增長的預期升溫，一批連鎖托育品牌加速擴張：包括紐諾教育（Newo）、小熊搖籃、優兒學堂等機構在內的專業托育品牌，曾提出規模化發展計劃；資本市場也一度關注這一領域，希望復制早教、職業教育等賽道的發展路徑。

然而，托育行業的商業化難度，很快顯現出來。

與K12培訓、早教等行業不同，托育屬于典型的重運營行業。由于服務對象年齡較小，機構需要投入更多人員保障兒童安全和日常照護，師生比例要求較高，人工成本長期占據較大比例。同時，托育服務高度依賴線下場景，場地租金、裝修投入、消防安全改造等成本較高。

另一方面，托育又是一項強區域屬性服務。

由于家長普遍希望“就近送托”，單個機構能夠覆蓋的服務半徑有限，很難像培訓機構一樣通過線上課程或跨區域復制快速擴大規模。這意味著，托育機構既面臨高固定成本，又難以通過快速擴張攤薄成本。

隨著出生人口下降、市場預期變化以及運營壓力增加，部分曾快速擴張的托育品牌開始調整發展策略。一些機構縮減門店、放緩擴張速度，行業從追求規模增長逐漸轉向關注單店盈利和精細化運營。

在專業托育機構承壓的同時，另一類供給正在成為行業探索的新方向——托幼一體化。

所謂托幼一體化，是指幼兒園利用已有場地、師資和管理體系，招收2—3歲幼兒，為低齡兒童提供保育服務。

這一模式的興起，與學前教育資源變化密切相關。

近年來，隨著出生人口減少，幼兒園招生壓力增加。教育部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5.33萬所，在園幼兒3583.99萬人；相比2022年，在園幼兒數量減少超過1000萬人。

與此同時，0—3歲托育需求仍然存在。熊丙奇認為，如果能夠統籌利用幼兒園現有資源，讓部分幼兒園向低齡托育延伸，不僅能夠緩解托位不足問題，也有助于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教育資源利用效率。

事實上，《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和相關教育規劃均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發展托幼一體化服務。未來，幼兒園可能成為普惠托育的重要供給主體。

不過，供給增加并不意味著家庭會自動選擇托育。

對于很多家庭而言，送托首先是一筆經濟賬。根據《國務院關于推進托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報告》，2023年，全國民辦托育機構占全部托育機構的89.5%，平均托育服務收費價格（不包括餐費）為1978元/人/月，而一線城市平均收費超過5500元/人/月。

這意味著，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城市，一個孩子的托育支出每年可能達到數萬元。對于部分家庭來說，與請保姆、老人幫帶或者一方暫時退出職場相比，托育仍是一項需要認真權衡的長期支出。

此外，0—3歲兒童年齡較小，家長對于安全、衛生、師資水平等因素更加敏感。“不敢托、不放心”仍是影響家庭選擇的重要原因。

與此同時，托育面對的競爭對象，也并非其他托育機構，而是傳統家庭照護方式。

在我國，祖輩照護仍然是許多家庭的重要選擇。對于部分家庭來說，即使存在托育需求，也可能優先選擇老人幫帶，或者由父母一方減少工作時間承擔照護責任。

因此，要真正釋放托育消費，僅靠市場供給并不足夠。近年來，多地開始探索通過政策支持降低家庭送托成本。

深圳等地通過對普惠托育機構提供建設補助、運營補助，引導機構降低服務價格；上海、江蘇等地持續推進托幼一體化，鼓勵更多幼兒園提供托育服務；部分地區也開始探索托育補貼、托育券等制度，通過財政方式分擔家庭成本。

熊丙奇對界面新聞表示，未來可以進一步探索托育券制度，即由政府按照托育生均經費向適齡家庭提供補貼，由家庭自主選擇托育機構，再由機構憑券獲得財政支持，讓財政投入真正跟隨兒童需求流動。

可以看到，《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托育消費，并不是簡單鼓勵家庭增加一項新的消費支出，而是希望通過完善普惠供給、降低服務成本、提升服務質量，把潛在需求轉化為真正可持續的消費。

對于托育行業而言，未來的關鍵并不是單純擴大市場規模，而是在政府、市場和家庭之間建立更加穩定的成本分擔機制，讓更多家庭能夠“托得起、托得好、放心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