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望中東：和平，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

文/趙毅

編輯/漆菲

今年7月舉行的第十四屆世界和平論壇上，中東議題貫穿始終：論壇首場大會主旨為“重塑中東和平”，分論壇以“維護中東和平：挑戰與出路”為題收官。美以伊沖突帶來的地區震蕩，讓“中東之問”再次擺上國際議程：中東之變，影響超出區域；中東之安，關乎世界穩定。

盡管中東問題始終是國際關系中的經典議題，但以如此高密度、長篇幅展開討論，實屬少見。受地區局勢影響，不少原計劃參會的中東學者和智庫代表最終未能成行。然而，他們對本屆論壇以及中國作用的關注并未因此減弱，多家智庫甚至建立了在華聯絡部門。這種大手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能更好地在中國開展工作，探索推動地區緩和與沖突解決的新路徑。

約旦前外交大臣阿卜杜勒-伊拉·哈提卜在論壇大會上發言。

“請歐洲別再為我們負重前行”

與會期間，約旦前外交大臣哈提卜在發言中說得很直白：中東地區必須回歸到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區域秩序，否則將進一步引發外部勢力干預。他呼吁中東借鑒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前身“赫爾辛基進程”的做法：搭建區域和平機制以減少外部干涉。

約旦前外交大臣阿卜杜勒-伊拉·哈提卜在論壇大會上發言。

土耳其外交部戰略研究中心主席埃爾達格同樣提到：中東的秩序必須建立在區域自主的基礎上，任何由局外人建立或強加的方案都不可能滿足本地區的需要。巴基斯坦前外長哈爾的一句話代表了很多國家的一種集體覺醒：“請歐洲國家不要再為我們‘負重前行’了，我們能處理好自己的事情。”

上述看似輕松的調侃，體現了長期以來中東乃至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對“安全外包”模式的反思。埃及前外長奧拉比在談及中東安全的國際影響時多次使用“全球南方”作為表達主體，體現了這種思維背后的集體身份認同。

這種集體認同還體現出一種共識：和平不能僅靠實力維持，更應靠國際制度保障；外部強加的方案難以真正滿足本地需要，地區國家之間需要建立自己的信任機制。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等國家正在推動的安全合作已經說明，中東國家試圖拿回話語權。他們不再滿足于做被動接受者，不得不從美歐提供的方案中選上一個，而是想在一個由中國作為“東道主”的平臺上開展屬于自己的對話。

與會中國專家的發言亦是對這種需求的呼應。中國前中東問題特使吳思科立足于“中東不寧，世界難安”的邏輯，就中東如何實現和平穩定提出中國主張——堅持和平共處、堅持國家主權、堅持國際法治、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這除了能為地區的長期穩定提供指導性框架，也符合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所青睞的多邊主義路徑。

來自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和媒體，對本屆論壇期間中國學者的發言高度關注。可以說，當前由中國主辦或發起的高端國際會議往往超出最初的議題范疇，成為地區國家表達相關關切、觀察中國態度立場，甚至討論未來國際秩序走向的窗口。

中國貢獻國際公共產品

國際關系中有兩個核心議題常被并列而談，即和平與發展。但沒有和平的發展往往成為空中樓閣，就算因特殊原因實現了一定發展，也難免陷入“資源詛咒”等怪圈。中東油氣富集的國家可謂這類發展的典型。因此，中東國家所期待的和平，本質上也是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對可持續發展及其安全基礎的共同向往。

早在大會前的媒體吹風會上，曾任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的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名譽院長閻學通就提出中東國家安全邏輯的轉變：由單一依賴美國走向區域自主合作。這在全球層面帶來的影響是，很多國家會重新審視“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戰略選擇，它們同樣會在安全問題上更多期待中國。

閻學通教授主持世界和平論壇首場大會“重塑中東和平”。

面對“中東之問”，如果連區域國家都開始反思，其他同類國家也難免要重新思考：安全從何而來，和平由誰塑造，秩序由誰主導？當美國安全承諾的可靠性存疑，相關國家自主、多元的安全理念探索便水到渠成。

近幾年，中國在中東和平進程中扮演的角色逐漸從對話促成者變為和平平臺提供者。中國的斡旋不僅促成沙特和伊朗之間達成歷史性和解，還幫助巴勒斯坦各派別達成“北京宣言”，為其彌合內部分裂探索新的政治路徑，更在類似世界和平論壇這樣的平臺上為中東和其他地區解決沖突提供另一種思路。

這正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和平擔當角色，也是貢獻國際公共產品的一種形式。國際公共產品不僅有基礎設施、貿易通道、發展資金和安全護航等物質形式，也包括能讓各方平等表達、理性討論、共同尋找方案的對話平臺。對當下的中東而言，這點尤為可貴，畢竟美伊歷經數月達成的艱難共識，已在新一輪戰火中遭到嚴重侵蝕。

戰爭邏輯強化敵我劃分，陣營對抗不斷壓縮對話空間，小國和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也往往最先被犧牲。長期以來，一些中小國家將安全寄托于域外大國主導的安全架構，但換來的往往不是持久和平，而是不斷累積的緊張、沖突與對抗。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今天，比站隊更重要的是對話，比對抗更重要的是溝通。一個開放包容、尊重各方立場、兼顧彼此合理安全關切的對話平臺，本身就是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公共產品，也是和平得以積累互信、化解分歧的重要制度基礎。

2026年6月10日，海灣合作委員會部長理事會在巴林首都麥納麥舉行會議，同日伊朗對巴林、科威特與約旦發動襲擊。（圖源：海灣合作委員會官網）

“中東之問”留下的啟示

毋庸置疑，和平是解決“中東之問”的最好答案，但這一答案不僅未能隨著美伊簽署備忘錄而出現，反而由于各種不穩定因素而撲朔迷離。此次論壇期間，涉事方如伊朗駐華大使法茲里的現身本身說明中東國家對于這種思路的探索，成為國際輿論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觀察國際局勢走向的信號。

中國所提供的不是讓相關國家直接挑選的方案，更不是以實力為據的具體安排，而是一個基于和平共處、主權平等和共同安全的交流平臺。各方可以在此討論沖突根源，也可以共商可能的制度安排；可以表達分歧，也可以尋找共識……這種“和平思想交流”的價值，不在于通過一次或幾次會議來解決所有問題，而在于它持續為和平積累知識資源和語言思想，為互信創造條件。

從北京望中東，距離似乎遙遠；從中國到“全球南方”，國情與制度千差萬別。然而，對和平與發展的共同渴望，始終是彼此最深層的連接。從中東媒體的關注到“全球南方”國家的期待，越來越多國家認同中國作為和平對話平臺的角色。這種信任源于中國長期堅持不干涉內政、尊重國家主權、支持通過政治外交手段解決爭端的一貫實踐，更在于以四大全球倡議為引領和核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這句流傳已久的阿拉伯古諺，展現了文明交流互鑒歷史中的中國形象。今天，從“中東之問”出發，越來越多“全球南方”國家正以實際行動賦予這句話新的時代內涵：和平，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

和平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結果，而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最基礎也最困難的一步，是讓各方重新坐到談判桌前，以足夠的誠意和耐心，理解彼此的安全關切，在持續對話中一點點重建互信。

以“全球南方”國家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對中國角色、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期待，正是“中東之問”留給世界的另一份啟示：當舊的安全秩序失靈，當軍事手段成為各方枷鎖，當沖突地區尋求更加自主的和平道路，中國可以提供一份溫潤、穩定且可靠的公共產品——一個開放對話的平臺、一套相互尊重的原則，以及一份相信和平仍然可期的共同愿景。（作者系清華大學政治學博士、中阿文化和旅游合作研究中心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