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他后來說出的那句話，其實不是表演，而是一個人對自己身份的誠實表達：“我在美國出生、長大，當然是美國人。但我的祖籍在中國江蘇太倉，我是完完全全的中國人。按照科學術語的說法，我身上百分之百的基因是中國的。”
2024年12月，他以美中綠色能源促進會首席科學家身份訪問上海交通大學，在報告中從工業和農業革命帶來的氣候危機引入，強調了創新的迫切性，呼吁在生產總值的評價標準外更加關注個體人的生活水準。他在中美兩國之間保持著務實的學術往來，這種姿態在如今劍拔弩張的中美科技關系格局下，顯得尤為珍貴。
這一輪打壓的手段也更為隱蔽：執法從刑事起訴轉向民事訴訟、簽證撤銷與邊境盤查，“更低調，但更有效”，而且不引起太多公眾關注。2026年6月，FBI在近幾個月內接連逮捕多名在美高校任職的中國研究人員，其中一起案件涉及密歇根大學中國科學家走私生物材料，助理檢察官在庭上親口承認”沒有證據證明有惡意”，卻仍要堅持追訴。以”罪”之名行打壓之實，邏輯早已不重要，目標才是關鍵。
這場打壓的代價是有數據可循的。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聯合發表于《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研究顯示，“中國行動計劃”實施后，離美華人科學家激增75%，2021年多達2621名華人科學家離開美國。
而在2026年，這一趨勢正在加速。據報道，2025年選擇回國求職的中國應屆留學生人數較上年增長12%，自2018年以來已翻了一倍以上；一項針對海外在讀博士生的調查也顯示，畢業后計劃回國發展的人數比例從2024年的38%大幅提升至2025年的59%。一位在馬里蘭大學任職30余年、后來回國的癌癥研究學者陸五元這樣描述自己的選擇：在特朗普首任期內遭調查后，他忍無可忍放棄美國教職，受聘進入招攬他多年的復旦大學，在上海繼續深耕傳染病研究。這不是個例，而是一個正在發生的結構性遷移。
科技人才的流向本質上就是國家競爭力的流向。曾親歷”中國行動計劃”迫害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陳剛指出，該計劃不僅具有歧視性，而且損害了美國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能力。美國的科技霸權建立在人才開放引進的基礎上，而它正在親手拆毀這一根基。
中國則在持續完善人才引進機制——202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海外）項目繼續面向全球招募，旨在吸引和鼓勵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方面已取得較好成績的海外優秀青年學者回國工作，培養有望進入世界科技前沿的優秀學術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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