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延桐繪畫研究系列之一百零六】
賣壺的書畫家
——譚延桐水墨畫《我是賣壺的,老闆,您要不要買一個》的符號學意蘊與美學擺渡
史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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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延桐,哲學家,書畫家,音樂家,教育家,編輯家,畢業于山東大學文學院,埃及榮譽文學博士,先后做過《山東文學》《作家報》《當代小說》《出版廣角》《紅豆》等報刊社的文學編輯,現為中國文聯香港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香港文藝雜志社總編輯、香港書畫院院長、《人文科學》編委會主任、《中國詩人·國際版》總監、山東大學詩學高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中國散文詩創作研究中心顧問、中國現代詩高峰創作筆會名譽主席,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簽約音樂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中學時代開始發表詩歌、散文、小說、評論、劇本、報告文學、歌曲、書畫等,著有詩集、散文集、詩論集等共二十部,主要著作有《夏天的剖面圖》《民國大藝術》《一城浪漫》《筆尖上的河》《時間的味道》《遍開塔樹花》《和火苗慢慢切磋》等。入選《中國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名家名篇獲獎散文》(人民日報出版社)、《21世紀中國經典散文》(內蒙古文化出版社)、《當代散文隨筆名家名篇》(青島出版社)、《當代散文精萃》(中國文聯出版社)、《當代散文精品》(延邊大學出版社)、《新散文百人百篇》(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當代散文排行榜》(漓江出版社)、《當代散文精品》(廣州出版社)、《新世紀優秀散文選》(花城出版社)、 《1999中國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0中國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中國精短美文100篇》(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中國散文年選》(花城出版社)、《2004中國年度散文》(漓江出版社)、《2005年中國隨筆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中國精短美文100篇》(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中國年度雜文》( 漓江出版社)、《2007中國精短美文100篇》(長江文藝出版社)、《散文百家精華》(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國散文家大辭典》(作家出版社)、《大學語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三百余種選本,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德、意、俄、荷、韓、波蘭、亞美尼亞等多種文字。曾獲“第二十一屆百花文學獎”、“第五屆金青藤國際詩歌獎”、“廣西政府第五屆銅鼓獎”,以及《人民文學》《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詩選刊》《星星詩刊》《詩潮》《時代文學》《廣西文學》《西湖》等頒發的文學獎或編輯獎,并榮獲“山東省十佳青年詩人”、“新時代中國詩壇十杰”、“十佳華語詩人”、“超吟游詩人”、“全國十大為學精神人物”等稱號。散文《家是地球的中心》《決斗》《不畫別人的風景》《對面的蔦蘿》《櫻桃樹下》《石頭里藏著雕塑》等,被用作全國各地中高考語文試題,引起廣泛影響。詩歌《那束光是斜著劈過來的》,入選“首屆中國好詩榜”。三十年前,中央電視臺著名節目主持人倪萍曾采訪過。
多次參展,并舉辦個人書畫展。三百余幅書畫作品,見諸報刊。一千余幅書畫作品,被中外各界人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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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壺的書畫家
——譚延桐水墨畫《我是賣壺的,老闆,您要不要買一個》的符號學意蘊與美學擺渡
有天,譚延桐笑說,我準備賣壺去了……于是,就有了買者手中的這把壺。這把壺,看上去,是那么地古樸,而且,壺的下面,有一本書,名為《壺的傳記》……
藝術大師譚延桐的這幅水墨畫,乍看,沒有宏大的山水敘事,沒有繁復的花鳥點綴,只有一個極簡的靜物,一塊極深的黑暗,和一束極溫柔的光。然而,正是這種極致的減法,讓這幅畫成了一個巨大的精神漩渦。它不只邀請你用眼睛去看,更逼迫你用心去回應那個看似隨意的提問。這把壺,究竟在賣什么?這個“老板”又是誰?當觀者試圖回答這些問題時,就已經踏入了一個由譚延桐親手搭建的、橫跨哲學、美學與禪學的求證場域。
落款的戲謔與哲學
“我是賣壺的,老闆,您要不要買一個?”十四個字,像一句街邊小販隨口甩出的吆喝,帶著煙火氣,帶著討生活的謙卑,也帶著南方小鎮集市上那種溫熱黏稠的語調。然而,當你在這行字面前站定三秒以上,一種奇異的錯位感便悄然升起,你開始不確定:到底是誰在叫賣?到底誰是老板?到底什么是壺?到底買和不買意味著什么?
這是藝術大師譚延桐在這幅畫里埋下的第一個、也是最核心的語言陷阱。他用一個最日常、最市井的句式,完成了一次對觀看關系的徹底翻轉。在傳統中國畫中,題字通常是補充性的,或點明畫意,或交代緣起,或借詩文的意境為畫面加碼。但譚延桐的題字不是“補充說明”,而是畫面的“第二主體”。它和那把壺一樣,是一個需要被凝視、被解讀的對象。甚至可以說,題字本身就是這把壺的“壺蓋”,打開它,才能看見里面裝的是什么。
第一層是身份的降維與升維。“我是賣壺的”——把自己放到一個極低的社會位置。賣壺的,小商販耳,引車賣漿之流。譚延桐本人橫跨哲學、美學、禪學、文學、書畫、音樂、教育、雜志編輯等多個領域,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型藝術家”。但他偏偏不選任何一個精英身份,而是選了一個最草根、最不值錢的標簽。這是一種自覺的身份降維,不是謙虛,而是策略。他要讓自己從一個“高高在上的創作者”變成一個“在路邊擺攤的人”,從一個“給出意義的人”變成一個“提供選擇的人”。恰恰是這種降維,讓他獲得了一種不被任何身份綁架的自由。
第二層是稱謂的倒置。“老闆”二字,是整個題字中最刺眼、最妙的一個詞。一個賣壺的小販叫觀畫者“老板”,表面上是一種商業禮貌,骨子里卻是一種文人式的自嘲與玩笑。真正的權力關系被悄悄顛倒,你以為你是來評判藝術的收藏家或觀者?不,是這幅畫在問你要不要買一個“壺”。你以為你是主體?不,你已經被客體化了。這種倒置,讓觀看行為本身變成了一場哲學對話。
第三層是疑問的開放性。“您要不要買一個?”這不是陳述句,是疑問句。它沒有強迫,沒有說教,甚至沒有期待。它只是問。說“要”,意味著你愿意接納這個壺所代表的虛空、靜寂、光影與哲思;說“不要”,同樣是一種確認,你確認了自己與這份靜寂之間的距離。沉默也是一種回答,是對“婆娑世界”中無數影子的又一次計數。譚延桐后來在自述中說“只為求證,求證婆娑的面積和形形色色的影子的數量”這句題字,就是這個求證行為的第一個動作。
第四層是“壺”作為終極隱喻的懸置。題字說“賣壺”,但整幅畫里只有一把壺,而且是被光照亮的壺。也就是說,這把壺既是商品,又是廣告牌,它展示的就是它自己。你要買的,恰恰是這個“被照亮的存在”本身。你買的不是一個器物,而是這束光、這片暗、這個時刻。
題字不是隨便寫的。它是整幅畫的“總開關”,擰開它,所有的光影、線條、構圖、哲思才開始運轉。譚延桐用一句市井吆喝,完成了一場從語言到視覺、從身份到觀看、從世俗到超驗的四維翻轉。
從“擺攤”到“沒入虛空”:藝術人格與終極證悟
譚延桐曾有一段自述,恰可作為解讀此畫精神底色的鑰匙:“我在歲月的河邊,找了一個靜寂的角落,擺攤,已經是幾十年了。一個哲學攤,一個美學攤,一個禪學攤,一個文學攤,一個書畫攤,一個音樂攤,一個教育攤,一個雜志攤……每一個,我都須好好地把它們照看好,照看得好好的,我沒有理由不這樣。不指望它們能夠給我帶來什么保障,什么,我也不指望,從來就沒有指望過。我擺攤,只為求證,求證婆娑的面積和形形色色的影子的數量。哪天,再也不能擺攤了,我就默默地收起我的一切,然后,沒入虛空的虛空。” 在這段話里,“擺攤”是一個極其樸素卻充滿現代隱喻的動作。它不是開宗立派、不是登壇說法,而是在歲月河邊支起一個簡易的架子,把畢生所習、所思、所感一一攤開。哲學、美學、禪學、文學、書畫、音樂、教育、雜志,這些在世俗尺度里各自需要龐大體系支撐的學科,被他輕描淡寫地變成了“攤”——仿佛菜市場里賣一把青菜、賣幾個桃子的攤位。這種降維不是自我貶低,而是一種徹底的去魅:當所有高頭講章都被攤平在寂靜的角落,它們才真正回到了與生活平起平坐的位置。而這幅畫中的茶壺,正是這諸多攤位里最具體、最可觸知的一個節點,甚至可以視為所有攤位的核心圖騰。壺中有茶則可飲,無茶則可容光;它既是一件日用器,又是一個精神容器。
畫面那片濃黑的背景,恰如“歲月的河邊”那個“靜寂的角落”。沒有喧囂的市聲,沒有川流的人潮,只有一團暖光在黑暗中自行明滅。這黑暗不是空無,而是未被世俗邏輯侵占的精神場域;“賣壺”的吆喝——“老闆,您要不要買一個?”——便是譚延桐在諸多攤檔間穿梭時發出的溫和邀約。他并不強拉硬拽,也不許諾任何保障。正如自述中所言,他“不指望它們能夠給我帶來什么保障”,因為保障屬于契約、屬于交換、屬于對確定性的貪婪索取;而他的擺攤,只為“求證”。求證什么呢?求證婆娑的面積,求證形形色色影子的數量。
所謂“婆娑”,在畫中就是那壺身斑駁的光影、明暗交織的肌理。它不完美、不勻凈,有灼亮處,也有向黑暗融化的缺口,這正是塵世的本相,參差、流動、不可把捉。譚延桐以壺身的明滅,映射出這個婆娑世界究竟有多大的面積,可以容得下心靈短暫駐足;所謂“影子”,則是無數個自我、無數個觀者、無數種解讀在此停留時投下的痕跡。你站定看畫的那一刻,你的影子便與壺的影子重疊,成為被計數的之一。
而壺之所以為壺,正在于它的“空”。腹中空明,才能納茶、納水、納光、納影。這空,對應著譚延桐最終“沒入虛空的虛空”的坦然。不是消極的消亡,而是不執著的完成。攤子可以收,壺可以隱,但當光線從壺內透出,我們看到的已不是待售的商品,而是一個照看了幾十年的靈魂在輕聲說:來,看看這個,然后放下對“擁有”的執念。買或不買,來或不來,那求證過的光明,都已在婆娑世界里留下了不滅的暖意。
色彩哲學:玄黑與暖金的太極變奏
當觀者越過題字,目光落向畫面中心時,最先沖擊視網膜的,是一種近乎暴烈的明暗對峙,極深的玄黑幾乎吞沒了整個畫面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積,而在這片濃黑的正中,壺體卻爆發出一團灼熱的金橙、暖黃與赭石交織的光暈,像黑夜中突然被人點亮的一盞燈籠。
在水墨畫的漫長譜系中,自唐代王維倡“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千余年來文人畫建立起了一套以黑白為主軸的視覺倫理。然而譚延桐在這里所做的,是一次對傳統水墨色彩邏輯的大膽改寫。他沒有沿用“以白當黑”的經典范式,而是將畫面推向了一種接近“高反差攝影”或“倫勃朗式明暗法”的視覺結構。
玄黑不再是“留白”的對立面,它本身就成了一種物質性的存在,厚重、黏稠、幾乎可以觸摸。仔細辨認那些黑色區域,會發現它們并非均勻的死黑,而是由不同層次的深褐、墨藍、暗紫疊加而成,邊緣處還有細微的顆粒感和滲化痕跡,仿佛夜色在宣紙上緩慢洇開。這種“活的黑色”,讓黑暗不再是缺席,而是一種比光亮更遼闊、更深沉的在場。
與之相對的是壺體上的暖金色光團。這團光不是從外部打上去的“高光”,而是仿佛自壺身內部涌出的暖光。壺嘴、壺蓋、壺身的轉折處,暖色由濃轉淡,過渡極為柔和,帶著水墨特有的“氤氳”質感。這種“內透光”的效果,讓人聯想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圖像經驗,一是中國傳統瓷器中的“窯變”釉色——那種從泥胎內部迸發的色彩奇跡;二是宗教繪畫中“背光”或“舟光”的意象。譚延桐巧妙地將這兩種經驗糅合,壺既是一件凡間的土器,又是一個散發靈光的圣物。
壺的左側和右下角,暖色并沒有被清晰的輪廓線收住,而是像墨滴入水一般,緩緩地向黑色背景中擴散、消失。這種處理打破了“物體—背景”的剛性邊界,讓壺與黑暗之間產生了一種呼吸般的交互關系。黑色在“吃”掉壺的邊緣,壺的光也在“染”黑周圍的暗區。二者不是主從關系,而是一種太極般的互滲,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玄黑與暖金彼此定義、彼此成就。
從色彩心理學的角度看,黑色喚起未知、靜寂、深淵;暖金色喚起溫度、庇護、家園。當這兩種色彩以如此極端的純度并置時,觀者會本能地產生一種“被注視”的感覺。那團暖光就是畫家的目光,穿越了歲月的河、穿越了畫布的邊界,落在每一個駐足者身上。
這組色彩承擔著一種哲學編碼的功能。在中國哲學傳統中,“玄”與“明”是一對核心范疇,老子言“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佛家言“無明”與“光明”。譚延桐以玄黑為底、暖金為光,實際上是在視覺層面上重現了“從黑暗中升起光明”這一古老的精神圖景。壺的暖光必須依托于黑暗才能被看見;正如覺悟不能脫離無明而獨立存在,正如虛空不能脫離萬有而被定義。色彩在此不只是“好看”,它是思想的肉身化。
這種色彩策略帶有鮮明的當代性。在今天的視覺文化中,高反差、暗背景、局部打光的圖像語法,常見于電影海報、產品攝影。譚延桐將這些來自大眾視覺文化的語言元素引入水墨畫,是經過了一番深沉的轉化,他將商業圖像中那種“吸引眼球”的功利目的,置換成了“引人駐足”的精神邀約。那團暖光不是在叫賣商品,而是在召喚同類。它像黑暗曠野中唯一亮著窗戶的小屋,告訴每一個路過的人,這里有人,這里有光,你要不要進來坐坐?
線條與筆觸:書寫性的禪學轉譯
如果說色彩是這幅畫的“氣”,那么線條與筆觸就是它的“骨”。在水墨畫中,筆墨從來不只是技術手段,它們是畫家心跡的直接外化。譚延桐在這幅畫中對線條的處理,呈現出一種極為獨特的“書寫性邊緣”特征。
先看壺的輪廓線。與傳統工筆畫那種均勻細膩的“鐵線描”不同,也不同于大寫意中那種狂放不羈的潑辣線條,譚延桐筆下的壺身輪廓處于兩者之間的一條微妙的中道:它有足夠的肯定性來界定壺的形狀,讓你一眼就能認出這是一把壺。壺嘴向左探出,壺把在右側挽成圓環,圓腹飽滿,蓋鈕微聳,形態樸素而完整;但它又不追求幾何意義上的精確,而是保留了大量的“毛邊”和“缺口”。這些毛邊不是失誤,而是有意留下的“氣口”。在某些段落,線條甚至會突然“斷氣”,讓顏色直接滲入背景的黑色中去,形成一種似斷還連、似有若無的視覺效果。
這種線條特質與中國書法中的“篆隸用筆”有著內在的親緣關系。篆書的線條圓渾、厚實、不露鋒芒;隸書的線條則帶有“蠶頭燕尾”的波磔變化。譚延桐壺身的輪廓線,正是將這兩種用筆方式糅合后“翻譯”到了畫面上,壺把的弧線如篆書的中鋒圓轉,飽滿而有彈性;壺嘴的短線則如隸書的掠筆,干脆而有力。更妙的是,這些線條并不是用純粹的毛筆勾勒出來的,畫面中某些邊緣處的顆粒感和不規則的滲化痕跡,暗示了畫家可能使用了綜合材料或特殊技法,讓線條在“書寫性”之外,又疊加了一層“物性”的隨機美感。
這種“書寫性邊緣”的處理,實際上解決了當代水墨面臨的一個核心難題:如何在保留傳統筆墨精神的同時,不讓線條淪為單純的“復古裝飾”?譚延桐的策略是讓線條既是“寫”出來的,又是“長”出來的。所謂“寫”出來的,是指它承載著書法用筆的力度與節奏;所謂“長”出來的,是指它帶著材料本身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像是墨色在紙面上自然生長出的邊界。這種雙重性,讓線條既有人工的痕跡,又有自然的呼吸。
再看壺身上的筆觸與肌理。壺體暖光區域的內部,并非一片均勻的平涂,而是充滿了豐富的筆觸層次:有些地方可以看到明顯的短促皴擦痕跡,像是用干筆在紙面上反復打磨出來的粗糙質感;有些地方則有大面積的濕染,墨色與顏料交融,形成一種類似“窯變”的不規則色斑。這些筆觸的方向并不統一,有的順著壺身的弧度走,有的則橫斜穿插,形成一種視覺上的“張力網”。這種處理方式,讓人不由得聯想到徐渭花卉中的那種“亂而不亂”,表面上看似隨意涂抹,但整體審視時卻發現每一筆都在它該在的位置,多一筆則贅,少一筆則虧。
壺身正面那幾處向黑色背景“融化”的區域,沒有清晰的輪廓線收束,暖色直接消散在黑暗中,像一滴水落入深潭,漣漪漸散。這種“消融”的筆法,在水墨傳統中可以追溯到米氏云山的“米點”和龔賢的積墨,都是在“有形”與“無形”之間尋找一種流動的邊界。但譚延桐的處理更加決絕,他不是用淡墨慢慢過渡到空白,而是讓明亮的暖色直接“墜入”濃黑的深淵。這種視覺上的“墜落感”,賦予畫面一種強烈的戲劇性張力,仿佛壺本身正在被黑暗吞噬,又仿佛黑暗正在被壺的光一點點照亮。二者之間沒有和解,只有永恒的拉鋸。
歸根結底,這幅畫的線條與筆觸,做的不是“描繪”的工作,而是“顯影”的工作。它們不是在告訴你“這是一把壺”,而是在讓你看到,在歲月的河邊,有一個人,用幾十年的時間,一筆一筆地,把他內心的光影搬運到了紙面上。那些毛糙的邊緣、那些滲化的墨跡、那些似斷還連的線條,都是時間本身留下的指紋。
構圖與空間:中心壇城的微觀宇宙
從純形式層面審視,這幅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近乎嚴苛的中心對稱結構。茶壺被安放于畫面近乎幾何中心的位點上,壺嘴向左平伸,壺把在右挽成圓滿的環狀,二者如天平兩端般形成力學的均衡;壺蓋上的小圓鈕則如中軸之巔,將觀者的視線垂直錨定。這種布局迥異于傳統文人畫“計白當黑”、追求偏側之姿與散點透視的飄逸,反而帶有一種儀式性的莊重,仿佛不是在擺攤叫賣,而是在暗室中央設立了一座微型的壇城。
壺下方的幾道橫向線痕,構成了整個宇宙的“基臺”或“須彌座”。它們以透視關系向遠處微微收束,在二維平面上暗示出三維的深度,卻又不真的退向遙遠的地平線。于是,這個“攤位”既在此處,又不在任何具體處所;它像河岸邊一塊被水流磨平的石基,又像夜市里一張簡樸的板凳,更像一個獨立于時空之外的展示臺。濃黑的背景并非“空無一物”的留白,而是一種具有質量感的“暗物質”,它從四面八方擠壓而來,卻又在壺身周圍留出一圈不可見的緩沖帶,使中心發光體不致被吞噬,反而被襯托得愈發堅實質密。
這種“中心—邊緣”的張力,制造出一種微觀宇宙的封閉與自洽。畫中無天無地,無左鄰右無舍,唯一的坐標就是這把壺。它不需要外部環境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其自身已構成一個完整的意義循環:壺嘴的“出”與壺把的“入”,壺蓋的“覆”與壺腹的“容”,暖光的“顯”與玄黑的“隱”,都在方寸之間達成動態平衡。觀者的視線一旦落入這個場域,便如同面對曼陀羅或壇城圖,不由自主地繞行、凝視、內收,最終被引向中心那個既實在又空靈的圓腹。
白色卡紙邊框將濃黑內景框定成一幅“畫中畫”,如同給這個微觀宇宙加上了一層結界。外部世界的光線、噪音與功利邏輯,被這道邊線溫柔地隔絕;而內部那句“老闆,您要不要買一個?”的市井之問,也因此獲得了某種超現實的回響,它從壇城中心傳出,既是吆喝,也是咒語。中心構圖的靜穆,與題字的活潑形成微妙反差:前者賦予壺以神圣性,后者又將神圣拉回人間。正是這種反差,讓這幅畫的空間既不淪為冷漠的幾何練習,也不墮入庸常的靜物寫生,而成為一個可以棲居、可以求證、可以最終安然離場的完整小世界。
壺中天地:道家、禪意與“空”的美學
在這幅畫的所有視覺元素中,最核心的物象無疑就是那把壺。而在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壺”從來就不只是一個容器那么簡單。從先秦到明清,從道家典籍到禪宗公案,壺作為一個文化符號,承載了遠超其物理功能的哲學重量。
最直接的典故來源,當屬《后漢書·方術列傳》中記載的“壺公”故事。壺公是一位仙人,常懸一壺于市肆,夜則跳入壺中,壺中別有天地,樓觀五色,重門閣道,儼然仙境。這個故事后來演化為“壺天”“壺中天”的意象,成為中國人想象“微觀宇宙”的原型模板。一方小壺,可納須彌;咫尺之內,別有洞天。這種“以小見大”“以有限含無限”的空間觀,正是道家“萬物與我為一”宇宙意識的具象化表達。譚延桐畫中那把壺,壺內透出的暖光,不正像壺公壺中那片五色樓觀的微縮投射嗎?只不過他的“壺天”不是仙宮樓閣,而是一團溫暖的光,那是他幾十年在哲學、美學、禪學諸攤位上求證得來的精神光亮,被壓縮進了這個小小的器物之中。
禪宗史上著名的“趙州吃茶去”公案,將茶與壺提升到了“直指本心”的高度。趙州和尚對每一個來問法的人都只說一句話:“吃茶去。”這看似敷衍的三個字,實則包含了禪宗最核心的教導:不要在概念中打轉,回到當下,回到一碗茶的溫度。茶壺在這里,不是思辨的對象,而是覺悟的媒介——它提醒你,真理不在遙遠的經典里,而在一把壺、一杯茶、一口水的日常之中。譚延桐的“賣壺”,某種意義上就是趙州的“吃茶去”的視覺翻版:他不給你講大道理,他只是遞過來一把壺,問你要不要買一個。你要了,你就進入了當下的覺知;你不要,你也已經在當下做出了選擇。
壺的“空”觸及了佛教“真空妙有”的核心教義。壺之為壺,正因其空。《道德經》云“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老子以陶器為喻,說明“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壺的腹部是空的,才能注水、注茶、注光。這個“空”不是“什么都沒有”的虛無,而是“什么都可以容納”的潛能。在畫面中,壺身的暖光恰恰是從這個“空”中透出來的,正因為壺是空的,光才能在其中聚集、反射、溢出。這正對應了佛家所說的“真空生妙有”,唯有徹底放下對“實有”的執著,才能真正顯現出生命的靈光。
譚延桐在自述中提到“禪學攤”,這幅畫恰好是他“禪學攤”上最醒目的一件展品。但這里的“禪意”不是那種刻意的枯山水式的靜謐,也不是“孤舟蓑笠翁”式的孤高,而是一種“擔水砍柴,無非妙道”的日常禪。一個賣壺的人,在路邊支個攤,問路人要不要買一個?這就是禪。禪不在廟里,禪在市井中;禪不在高頭講章里,禪在一句“老闆,您要不要買一個?”里。這種將禪意“落地”的處理方式,讓這幅畫避免了落入“偽禪”或“雞湯式哲理畫”的窠臼,而保持了真正的禪的鮮活與犀利。
此外,壺在中國文人生活中還有一種特殊的“伴”的意義。古人書房中常置一壺,煮茗讀書,壺是獨處時的沉默伴侶。譚延桐畫中那把壺,在濃黑的背景下獨自發光,像極了一個人在漫漫長夜里守護著自己內心的一點火種。這把壺,或許就是畫家本人的化身——在歲月的河邊擺了幾十年的攤,不問收獲,不求聞達,只是安靜地亮著,等著有緣人路過時說一句:“來,看看這個。”
壺的“空”指向了譚延桐自述中那句最終的歸宿:“沒入虛空的虛空”。壺空則能容,人空則能證。當一個人把自己的所有攤位都照看得好好的,然后默默收起一切,沒入虛空——這個過程,就像是把壺中的水倒空,把壺放回架上,讓光熄滅。但壺雖空,它曾經裝過的東西——那些哲學、美學、禪學、文學、書畫、音樂、教育、雜志——已經改變了壺本身,也改變了所有曾經靠近過它的人。虛空不是終點,虛空是壺放下之后,那個“什么都沒有發生,又什么都發生了”的圓滿。
買或不買,都是歸途
站在畫前,無論回答“要”或“不要”,其實都已進入了譚延桐的局。這個“局”,不是算計他人的圈套,而是他以幾十年光陰在歲月的河邊自行結下的一個精神場域。畫中那把被暖光浸透的茶壺,靜置于暗色臺面之上,如同一枚安靜的問詢者,既不諂媚,也不拒絕。觀者駐足片刻,已然被納入一場無聲的求證。要了,是將一段光影、一點禪意、一縷哲思攜歸日常;不要,亦是在虛空中確認了自己的影子。買與不買的二元對立,在這幅畫面前顯得如此輕薄,因為譚延桐早已借那句“老闆,您要不要買一個?”將世俗交易升華為了存在層面的邀約。
細細想來,“要”并非占有。壺身本就是空,水墨本就是虛,那團看似灼熱的暖光,不過是在暗夜里臨時借來的一盞燈火。將其攜歸日常,不過是允許那份靜寂在自己喧囂的生活里保留一個角落,如同在案頭供一盞不插電的燈,提醒自己世間尚有不必急于兌現的價值。而“不要”,也絕非拒斥。當觀者轉身離去,那把壺依舊在畫中發光,依舊在婆娑世界里占據它的面積,觀者由此照見的,是自己與“虛空”之間的距離與關系——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深刻的獲得?譚延桐在自述中說,他不指望這些攤檔帶來什么保障,“從來就沒有指望過”,只因他擺攤“只為求證”。保障屬于功利邏輯,而求證屬于生命邏輯;在求證的維度里,交易完成與否從來不是重點,重點在于“影子的數量”是否又被誠實地記錄了一筆。
這把壺,最終賣與不賣,都不影響它作為“靜寂角落”里的發光體而存在。它的存在不依附于任何收藏家的支票,不依附于任何展覽場的燈光,甚至不依附于觀者長久的凝視。它自顧自地明滅,如同一個獨立的星體。譚延桐以水墨為媒,以暗夜為紙,以光為墨,寫下了一個現代文人最樸素的證詞,在歲月的河邊,攤可以收,壺可以隱,但那求證過的光明,已留在了婆娑世界的某個角落。當有一天,他“默默地收起我的一切,然后,沒入虛空的虛空”,這把壺不會成為被挽留的遺物,因為它從未真正屬于塵世;它只會化作觀者心中不滅的暖,在某一刻忽然浮現,或許是在一個同樣黑暗的夜晚,或許是在一杯涼透的茶底,提醒我們曾經有這樣一個攤位、這樣一把壺、這樣一束從空無中升起的光。買或不買,來或不來,都是歸途。歸向何處?歸向那不再計較得失的寧靜,歸向虛空,卻又在虛空中認出了曾經被照亮的自己。
依然是由于符號學的推動,在符號學的推動下,禪學出場,因此,壺,也便不僅僅是一把壺了。作為超驗繪畫的創始人和香江畫派的領軍人物,譚延桐無論是畫什么,都是有他的具體的思量的,這思量,便是繞道說禪。
【作者簡介】
史傳統,資深媒體人、知名評論家;《香港文藝》編委、簽約作家,香港文學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香港書畫院副院長、特聘藝術家。中國國際教育學院(集團)文學院客座教授;中國國際新聞雜志社評論專家委員會執行主席。著有學術專著《鶴的鳴叫:論周瑟瑟的詩歌》(春風文藝出版社)、《三十部文學名著賞析》(花山文藝出版社);譚延桐藝術研究三部曲:《譚延桐詩論》《譚延桐文論》《譚延桐畫論》;《再評唐詩三百首》《我所知道的中國皇帝》《紅樓夢100個熱點話題解讀》《成語新解與應用》等10幾部;散文集《心湖漣語》《遼寧行》《特色盤錦》;詩集《九州風物吟》。詩歌《雨夜》《暮色》入選《生命的奇跡:2025年中國詩歌精選》。作品散見《芒種》《青年文學家》《香港文藝》《中文學刊》《河南文學》等。先后發表詩歌、散文、文藝評論3000多篇(首),累計1000多萬字。曾榮獲《青年文學家》“優秀作家”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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