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前副校長：教授們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制造“文化垃圾”

教授們目前的主要任務是

制造“文化垃圾”

作者丨董健

↑董健，南京大學原副校長、我國著名戲劇學家、文學史家，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榮譽資深教授。

晚明首都南京的繁華，不過是大廈將傾的回光返照，明人繪《南都繁會圖卷》就是描寫這種繁華的。在《中國新聞周刊》上讀到曹紅蓓的《在煙花爛漫中墜落》一文，覺得她用這個標題來揭示這幅畫卷所蘊涵的文化意味，不僅很到位，而且發人深思。

的確，事物的敗落，尤其是人的精神的敗落，往往都是在表面繁華的“熱鬧”中發生的。目前中國的學術界（我主要指人文和社會科學）不就頗有些“在煙花爛漫中墜落”的樣子嗎？至少在大學文科各種“熱鬧”的煙花爛漫的景象中，我們正遭遇著精神的麻木和萎縮。

譬如曹文中說到，“士子”愛作秀，拿學問當“玩物”，“士風”浮薄；文人以自己的“知識”和“科技”優勢上市行騙，等等。她特別提到，在“錢神”的威力下，斯文掃地，社會風氣浮薄而虛夸，為了多撈“好處”，“士”（學者、文人）與“商”（買賣人、企業家）便“互動”起來：“士很想介入商業活動，商則樂于標榜自己的文化品位。” 這“士商互動”，簡直活畫出了當今我國學術界精神麻木和萎縮的一個“奇觀”。

不是嗎？官員（或曾為“士”）和商人（企業家）手中有“權”和“錢”，便向“文”靠攏，弄個碩士、博士、博士后的頭銜戴戴，甚至被大學“特聘”為教授、博導之類，也并不是什么難事，而且時髦得很，在“業內”可增加競爭獲勝的籌碼；而大學的某些教授、博導們則時時事事覬覦著“權”和“錢”，一方面視“官位”為至寶，怕官、羨官、依附官，不忘“中國文化是侍奉主子的”，一方面為了“兼職”賺錢，敢目無校紀，隨意缺課或叫研究生代課，即使自己上課也忘不了與“商”的聯系，手機在課堂上就堂而皇之地響起來。難怪民間短信有云：“教授慕官而又像商人，官員、商人則很像教授”。

↑董健在書房

但我認為，這卻不能怪“官”和“商”那一方。他們追求“文化品位”完全是正當的，他們中的有才華者要是真做起學問來，也不一定比教授、博導們更差。我就讀過官員的“學術著作”，并不比學術界弄出的那些偽劣之作差到哪里去。

問題恐怕主要出在“士”這一方。正是因為這些“士”們不好好做學問，把學術庸俗化、商品化了，或者工具化、政治化了，一句話，是他們糟蹋了、矮化了為學之道，才使得本來不學無術的“官”和“商”輕而易舉地得到了用以“標榜自己的文化品位”的那些空名和虛假的頭銜。

要說風氣壞，那是雙方聯手搞壞的。

改革開放30年來，學術研究是有很大進步的，尤其是80年代，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批判了多年扼殺學術精神的極左思潮，學術的“自由”和“獨立”精神得到鼓勵和支持，知識分子曾一度恢復“五四”啟蒙主義傳統，認認真真地做學問。那時大學里風氣好，學風正，研究成果雖不是很多，但質量還是可以的。

然而90年代以后，物質方面、硬件方面在一天天地強起來，而精神方面、軟件方面卻一天天地弱了下去。我在觸人多思的“世紀之交”發表過《失魂的大學》專議此事（見《跬步齋讀思錄》，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七八年過去了，學術界頹風日甚。各種渠道的科研“項目”和“課題”越來越多，經費投入的力度和學術“成果”的數量都甚可觀，五花八門的“學術”活動（研討會、規劃會、新書首發式等）既隆重，又頻繁。

然而看看那些“熱鬧”上市的這“工程”那“工程”的大量“作品”吧，有的彌漫著“官腔”，有的充滿了“商氣”，以至抄襲剽竊、胡編亂造，真是叫人不敢恭維，其中有不少被人們稱之為“文化垃圾”。

顯然，這樣下去，不管“核心刊物”有多少“大作”登出來，不管“標志性產品”裝幀多么精美，學術界也不可能對社會進步、人類文明做出什么有價值的貢獻。從目前流行的管理模式和大多數研究者的精神狀態來看，實在不敢預期短時間內擺脫此一頹勢的可能。

↑董健教授部分著作

從“投入”到“產出”有一整套長期形成的管理體系，這一體系從90年代以來更加細密和強化，它制約著種種申報、立項、撥款、評獎的規則和“潛規則”，直接關系到研究者的“生計”（職級評定、生活待遇），能從根本上消磨以至摧毀學術研究最可寶貴的精神——“自由”與“個性”，批判與創新。

盡管許多人常把陳寅恪的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掛在嘴上、寫在筆下，然而一旦被納入這個管理體系，面對具體的“利益”（“名”或“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看著學術研究的質量大幅度地下降，看著學術風氣的浮薄、虛夸，我深深感到當代知識分子的大潰敗！他們對這個管理體制也有抵制和反抗，但失敗之后就是無奈地順從和認同，就是“依附”。

正是在這種順從、認同和依附中，魯迅所說的那種知識分子的“真性情”消退一盡，他們探求真理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逐漸麻木，逐漸萎縮。在麻木中萎縮，在萎縮中麻木。所謂“麻木”，就是失去了對事物的感受力與對文化高下、藝術美丑和道德善惡的分辨力，說白了就是黑白不分、是非難辨；所謂“萎縮”，就是失去了那種超越既定“文化秩序”的想象力與對流行的“定見”、“陳見”、“偏見”、“俗見”的懷疑和批判的能力。這二者是互相交叉、互相聯系、同步發生的，都是在僵化的管理體制之下，學術喪失“自由”與“個性”的結果。這一切給管理者的報復就是學術園地里“生產力”的下降。

↑南京大學戲劇影視文學專業三代師生 溫方伊、董健、呂效平

文科的“生產力”主要就是人在精神上的批判創新能力，要靠實踐的檢驗和歷史的淘洗，才能知其真偽強弱。這就大有空子可鉆。當學術研究的真正“生產力”嚴重下降，可是“領導”和“主管部門”又要“多出成果”以標榜“政績”時，怎么辦？于是大家都一窩風地去多發文章、多出書。文章要發在“核心刊物”上；書要弄些“大部頭”的；為達此目的，不惜花大錢。一塊磚頭那么厚的書，還算不上“大部頭”，難以充當“標志性產品”，要擺在書架“一大排”，放到桌上“一大摞”才行。其實，只有工具書、資料書才可以這么辦，而這又怎么能取代有獨創性的個人學術著作呢？至于說到以“核心刊物”發表率評估科研，這種制度恐怕已經“異化”為一種中國的學術之“癌”了。說它是“癌”并不過分，因為它已經成為吞噬學術精神的可怕“細胞”。現在，偶見的學術佳作可能發表在非核心刊物上，而乘機牟利的“核心刊物”卻常常發一些質量并不高的文章。

然而，只認“核心”，只重“大部頭”，只提倡“大兵團作戰”，嚴重忽視個人的、有獨創性的學術研究。結果，無奈“依附”了體制的知識分子，其“精神”便漸漸麻木起來，并隨之萎縮下去。麻木加萎縮等于平庸。于是，研究項目、課題無個性、無特點，雷同化、簡單化，在低水平上重復——這等于一部生產的機器在空轉。

但檢查評估起來，“成績”多多，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表面的“繁榮”（熱鬧）掩蓋著真正的虛假與平庸。這時，教授、博導們一個個都“避免了個人主義”、“服從了大多數”，既有了“名”，又有了“利”，走上了一條“最安全”的無“學”而有“術”的路——即失去了學術精神，僅懷謀生之“術”的偽知識分子的道路。

寫到這里，忽然想起清末啟蒙主義思想家龔自珍“將萎之花，慘于槁木”的話。在那樣的世風下，“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舉世平庸、秩序嚴密，但是，“庠序無才士”——學校里沒有有才華、有創造精神的知識分子。更為可怕的是，即使有“才士”，也往往被“督之、縛之，以至于戮之”。這種“戮”，并非消滅肉體，而是“戮其心”。戮什么心呢？“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

我們應該捫心自問：關系到知識分子良知存滅的這“六心”，我們被“戮”過嗎？我本人可以坦言，我是被“戮”過的，正在努力恢復中，而且一面恢復一面還在被“戮”著。

看來，沒有真正的體制改革，沒有一場“五四”式的現代啟蒙運動，我們是難以復此“六心”，從精神麻木和萎縮的邪路上返回的。

董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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