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新首相什么來頭？一場足球慘案改變了他，上任就要左轉？

英國“怨憤選票”之爭。少年時期的一場足球悲劇，曾讓英國新任首相對政治失去了熱情。他重拾信任的過程也為澳大利亞提供了一些啟示。

不僅是與漢森風格相近的奈杰爾·法拉奇及其右翼民粹主義“改革英國黨”的崛起，英國新任首相安迪·伯納姆也在試圖抓住這股情緒。伯納姆自認是一名溫和派，短短數月間，他從大曼徹斯特市長躍升為唐寧街10號的新主人。

伯納姆和法拉奇似乎沒有太多相似之處。伯納姆來自英國北部，游離于工黨主流之外，進入威斯敏斯特是為了沖擊政治建制和數十年來的放松監管與小政府政策。而法拉奇是個民粹主義者，盡管從未真正管理過什么，卻通過動員民眾對移民和歐洲影響的怨憤，與其政黨一起進入政治舞臺核心。

他們都能在英國政治中占據一席之地，原因卻相似：他們都搭建了以“怨憤”為核心的平臺。兩人對怨憤的定義不同，解決辦法也各異，但他們的訴求都觸及了普通英國人對“建制派”的不滿，以及對未能回應其關切的怨恨。

如今，左翼的伯納姆和右翼的法拉奇都在回應這種怨憤。英國政治的這場較量，將成為檢驗當代政治怨憤的重要試驗，回答政治人物是否能回應這種情緒，以及如何回應。這場較量對澳大利亞的啟示已顯而易見，因此澳大利亞的選民和政治人物都會密切關注。

一個明顯的左轉。僅僅上任幾周，伯納姆就開始利用選民情緒為自己加分。盡管英國影響力強大的媒體對他持懷疑態度，這位十年來的第七任首相似乎在上任初期就展現出一種能力：將推動自己入主唐寧街的怨憤情緒，化為與選民之間真實的聯系。

對于經歷過多次領導人更替的澳大利亞來說，其中不乏明顯的可比之處。與馬爾科姆·特恩布爾不同，伯納姆上臺時不受制于黨內他人先前的政策承諾。與安東尼·阿爾巴尼斯不同，他也不是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與現任政府“并無太大差別”的情況下走上權力中心。

撒切爾之后的幾位工黨首相——托尼·布萊爾、戈登·布朗和基爾·斯塔默——都自認中左派。近幾十年來，工黨真正偏左的領導人，從20世紀80年代的邁克爾·富特，到2015年至2020年的杰里米·科爾賓，都未能入主唐寧街10號。

伯納姆的政治立場，在工黨歷代前輩中居中。他喜歡描繪一幅政治圖景，仿佛英國在1979年5月撒切爾成為首位女首相之前，曾有過一段黃金歲月。但現實是，撒切爾上臺前的英國正處于衰退和紛爭中。她之前由詹姆斯·卡拉漢領導的工黨政府時期，也并非真正的黃金年代。英國當時迫切需要改變。把撒切爾送上臺的那場選舉前幾個月，英國經歷了持續的罷工和高通脹，那一時期后來被稱為“不滿之冬”。

從足球悲劇到政治召喚。如果你此前并未特別關注安迪·伯納姆在7月17日梅克菲爾德補選后的崛起過程，你或許只會捕捉到一些與“曼徹斯特”有關的信息。事實上，伯納姆在2001年至2017年間已是威斯敏斯特政壇一名有約15年資歷的老將，隨后又在近10年里擔任極受歡迎的大曼徹斯特市長。

外界不乏質疑：管理英國最大城市之一的經歷，是否足以讓伯納姆勝任首相一職。伯納姆在2024年與史蒂夫·羅瑟勒姆合著的《向北看》中，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也闡述了他改造英國政治的“愿景”。羅瑟勒姆自2008年以來，連續擔任英格蘭另一座北方重鎮利物浦的兩個市長職位。這本書被定位為“為一個更平等的英國發出的號召”。

這本書也有助于解釋伯納姆政治觀點的基礎。伯納姆和羅瑟勒姆都出生在默西塞德郡、利物浦外圍地區，兩人出生地相距3英里，年齡相差9歲。按照英國人慣常的階層劃分，伯納姆的天主教家庭屬于中下層中產。他的父親在英國電信公司做技術員和工程師，母親則是醫療接待員。他形容自己的童年充滿關愛，只是沒有多少物質享受。

伯納姆接受的是公立學校教育。他和哥哥是家里第一代上大學的人。他憑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學習英語，并曾形容自己從工人階層色彩濃厚的利物浦進入這個精英而優渥的環境時，感覺像個“冒名頂替者”。

終身支持埃弗頓的伯納姆，當天前往伯明翰的維拉公園球場，觀看自己支持的球隊與諾維奇城隊進行足總杯半決賽。而在更偏東的謝菲爾德，羅瑟勒姆則身處希爾斯堡球場的人群中，觀看“另一場”足總杯半決賽——利物浦對陣諾丁漢森林。

兩人當時都不知道，希爾斯堡球場那場比賽會演變成一場慘劇：大約2000名觀眾被引導進入一條通往已經嚴重擁擠看臺區的通道，最終發生踩踏，造成97人死亡、766人受傷。羅瑟勒姆親眼目睹了災難發生，伯納姆的一些朋友也看到了現場。20年后，在2009年紀念希爾斯堡慘案20周年的儀式上，伯納姆以代表首相戈登·布朗出席活動的身份，面對24000名不斷發出噓聲的球迷發表講話。這場悲劇對他政治人生的意義，也在那一刻被清晰地固定下來。

在過去20年里，希爾斯堡究竟發生了什么，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警方、媒體和其他一些機構將災難歸咎于利物浦球迷，稱踩踏是因為他們遲到、沒有門票并且醉酒。1990年進行的首次官方調查認定，球迷并無過錯，悲劇原因在于警方失職和球場設計不良。但裁決同時將希爾斯堡死難者的死因定性為“意外死亡”。

遇難者家屬為推翻最初死因調查中“意外死亡”的認定，持續奔走了數十年。在那場周年紀念集會上，親歷失去親人的家庭所承受的悲痛與激情，讓伯納姆更加明確地意識到，現代英國存在著不公與失衡。

伯納姆和羅瑟勒姆都將希爾斯堡事件稱為一場掩蓋真相的行為。這一認識在兩人心中奠定了一種政治意志：要直面英國社會對不公的感受。他們在2024年的著作中，提出了改變英國運作方式的主張。

伯納姆寫道：“我曾以非常個人的方式，體驗到我們的政治體系如何辜負人民。自2009年起，我越來越意識到，只有進行徹底變革，才能修復這一切。那層魔咒被打破了，我也對威斯敏斯特失去了熱愛。”

這促使他在2012年仍身處內閣時，推動就這場災難展開獨立調查。隨后，案件進行了新的死因調查。2016年，在伯納姆4年前施壓推動下啟動的新調查作出裁決，認定受害者系因警方嚴重疏忽和行動失當而遭非法致死。

這是一場漫長的斗爭，也塑造了伯納姆建立其政治品牌的平臺。他將英國形容為“發達國家中政治權力最集中、經濟最失衡的國家之一”。如今已成為首相的伯納姆，與羅瑟勒姆一道，對這個國家作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判斷：“我們到處都能看到證據，說明這個國家并不為大多數人運轉。”

兩人寫道：“我們的河流和海灘里有未經處理的污水。鐵路系統一片混亂。能源賬單超出普通人的承受能力。基礎設施對任何人都不好用。許多不公持續數十年仍未得到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