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有二陳，著名書畫家啟功為，自己的恩師陳垣打抱不平

著名書畫家啟功在其《我的恩師陳垣先生》中為自己的恩師著名歷史學家陳垣打抱不平：

在這里我還想為老校長說幾句公道話，或日打抱不平。近現代史學界有“南北二陳”的美譽。對那一位陳老先生我也是非常尊敬和欽佩的。但現在有些人評介他時，故意渲染他怎么堅持不過問政治，不參加政治學習，不介入黨派等，好像他的偉大不在他的學問，而在特立獨行、超脫政治。而對陳老校長則不同了，因為他新中國成立后參加了共產黨。殊不知陳校長加入共產黨完全是為了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業中，他身為輔仁大學和師范大學合并而成的北京師范大學的校長，只有在黨內他才能更直接地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切實地對北京師范大學負責，這種良苦之心是多么難得啊！

歷史學家嚴耕望在《治史三書》中提出了中國史學界有四位大家：陳寅恪、陳垣、呂思勉和錢穆，而陳寅恪和陳垣聯稱為“二陳”。

陳寅恪除去1946年10月至1948年12月間一度重返清華園外，長期避地南方；陳垣則始終居留北方，所以或又別稱為南陳、北陳。

史學界二陳是雙子星座，在近百年的歷史學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聲譽。陳寅恪名聲最大，1937年胡適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更是稱，“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1933年漢學家伯希和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1951年11月，毛主席向別人介紹陳垣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陳寅恪很是推重陳垣，多次推舉陳垣，為陳垣著作作序，其中有云：“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語）

對陳寅恪和陳垣的評價，以嚴耕望的觀點最有代表性，“深愛寅恪先生純凈學術人的風格，而強毅獨立，不為名位誘，不為威武屈”，陳垣則是“自青年時代即熱心世務，其后疊任文化教育機關首長，老年乃以毛為師，并且常說自己聞道太晚”。(嚴耕望《史學二陳—評陳寅恪與陳垣二先生》)

陳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已經成為知識分子的一個精神高度和標桿。“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是陳寅恪為紀念大師王國維而寫的，結果大家認為這是陳寅恪自己的品格。陳寅恪的熱度大大超出王國維，以至于易中天都要說勸君莫談陳寅恪 。

啟功為自己的恩師陳垣打抱不平，陳寅恪遠離政治特立獨行受人尊敬，陳垣入黨反而被人指責，為什么看不到老師的良苦用心呢？

陳寅恪和陳垣，是不同類型的學者。陳寅恪是書香門第官僚世家，海外留學思想自由。陳垣是藥商子弟自學成才，年輕時反帝反清，當過議員和政府官員。陳寅恪是一個純粹的書齋知識分子，陳垣卻擁有政治家教育家歷史學家多種角色。

陳寅恪經歷坎坷，戰亂時期顛沛流離，備嘗艱辛，失明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其作品中總是有一種孤憤感存在，同時還是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

陳寅恪對抗日戰爭缺乏信心，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大局如斯，悲憤之至。陳寅恪感覺這輩子都看不到抗戰勝利了，“南渡白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吳宓在1937年7月21日日記記載：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由此可見，陳寅恪在政治上還是很幼稚的。

與陳寅恪的悲觀主義相反，陳垣始終相信，中國是個大國，歷史如此悠久，決不會亡，一定會恢復。

在抗戰精神的鼓舞下，陳垣開始探索“有意義之史學”，弘揚民族大義，表彰愛國正氣，成就抗日史學。陳垣自述，“北京淪陷后，北方士氣萎靡，乃講全謝山之學以振之。謝山排斥降人，激發故國思想。所有《輯覆》、《佛考》、《諍記》、《道考》、《表微》等，皆此時作品，以為報國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數十萬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皆託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耳。”

陳垣一生中學術巔峰就是抗日時期完成的，這完全是愛國精神和經世致用思想的必然結果。陳寅恪抗日時期，寫的是《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是單純的學術著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陳垣以七十高齡步行十余里，在西直門大街上歡迎解放軍入城。

北平和平解放之前，陳垣拒絕南下，等著擁抱新中國。陳垣感嘆，“我從前對于政治不愿聞問，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所有我看見的政治，沒有一次是使我滿意的，沒有一個政府不黑暗，不令人灰心的。從解放以后，我靜心地觀察政府的一切措施，一切法令，真是基本上和從前不同了。”（《對北平各界代表會議的感想》）

陳垣發表致胡適公開信，信中稱：“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著光明。”

陳垣的表現讓很多人感到不理解， 其實這是陳垣的信仰，也是陳垣的選擇，對新中國的真誠期待。我們不能嘲笑一個知識分子的真誠，真誠改造自己來適應新社會。

陳寅恪拒絕政治，拒絕黨派，只想做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陳垣入黨信仰馬列，是出于高尚理想為國為民。人們總是喜歡稱贊陳寅恪重志節，批評陳垣識時務，這正是啟功憤憤不平的原因。其實各有選擇不同而已。

如果說陳垣只知道識時務，那么為什么在民國的時候，陳放棄政壇專于教育和學術？為什么抗戰時期，堅決不當漢奸？陳垣代表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熱誠和期待，胡風就高歌：時間開始了。雖然有人付出了血的代價，我們應該尊重這種選擇而不是冷嘲熱諷。

陳寅恪想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由于自身巨大聲譽，得到了政府的優厚待遇，以至于被人嫉妒眼紅。運動來了以后，待遇取消了，據說最后是被嚇死了。

陳垣幸運的是在各種運動中沒有直接受到沖擊，但是被現實的瘋狂給整懵了，結果是郁郁而終。

在歷史的大潮中，誰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