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科學史本身所表明的,科學的發展,真理的傳播總要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 然而人們沒有理由對堅持真理感到畏懼,社會科學工作者尤其如此。科學是為真理而斗爭的事 業。 即使冒犯上帝 , 也要無所畏懼。 沒有無數科學家的獻身精神,科學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
“即使冒犯上帝 , 也要無所畏懼”,這是著名歷史學家黎澍在其《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中發出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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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黎澍第一個舉起啟蒙大旗,站出來激烈批判封建主義,成為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幟。正如學者所言,“在80年代新啟蒙的大合唱中,黎澍先生是為數不多的領唱者之 一。在席卷整個80年代的啟蒙運動中,黎澍事實上充當了一個盜火者、擎旗人、爆破手的角色。”(王學典 郭震旦《新啟蒙仍是當下中國思想界的一支勁旅》)
1980年11月,黎澍在濟南召開的義和團討論會上發表《中西文化問題》的主題演講 ,大膽提出 “ 西學為體,中學為用 ” 的思想主張,結果引起強烈反對, 使一些人 誤會為主張全盤西化,感到難以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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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 中學為體 , 西學為用 ” 的主張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至少產生了五十年的重大影響。但黎澎認為這 一 主張早已成為國粹論者 “ 反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公式 ”。 黎澎認為 , 我們必須有勇氣倒過來 , 提出 “ 西學為體 、 中學為用 ” 的文化選擇主張 , 而且 “ 用是形式 , 體指內容 ”。 黎澍決不是主張“全盤西化” 的,他所說的“西學” 為體, 也就是說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
黎澍的理論勇氣來源于歷史的經驗教訓,1988年9月曾說過在這十年中所努力的就是兩件事:“在思想上反對封建主義,在理論上批判教條主義”(《黎澍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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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忽視了封建專制思想影響的嚴重存在,繼續造神的舊習難改,“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早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但是余毒未凈。帝王思想、特權思想、賈桂思想等等,至今鬼影憧憧,若隱若顯。過去由于這種封建思想已經隨著封建統治的滅亡而變成非法的,并且在一般人心目中是非常落后和可笑的,所以它們的存在不為人們所重視。”
黎澍認為,中國要實現工業化,思想上的障礙是很大的。必須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一場真正的革命,不但批判孔孟之道,破除儒家思想束縛;而且批判一切封建思想,破除包括法家在內的封建思想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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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在《消滅封建殘余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一文中明確指出,“完成五四運動時期開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實現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黎澍以徹底的科學精神和勇氣,提出了必須重新批判專制主義的問題。黎澍警告,“我們一定要處處警惕數千年封建傳統形成的習慣勢力的影響,堅決加以排除,對于封建專制的任何變相復辟的表現,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須公開揭發和批判”。因為當時有些人的行為,“ 仿佛歷史已經倒退到了袁世凱的 ` 洪 憲 ’ 時代 ”。
黎澍認為,毛主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批評過的“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種傾向依然存在。對于這些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我們要敢于去觸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學無禁區。凡有超越于實踐并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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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是 “批判封建主義殘余的啟蒙者” 和 “清算教條主義影響的理論勇士” , 提倡解放思想 , 破除現代迷信、 新蒙昧主義、 新奴隸主義以及新老教條主義 , 堅持學術自由 , 堅持實踐檢驗標準。
1984年,黎澍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文章《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1986年7月30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再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促使中國學術界圍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觀點展開討論。
黎澍質疑“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的觀點,“如果說,全部歷史,千秋功罪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都決定于人民,那么,這就等于說,歷史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會分工,也不存在階級的區分 , 統治者不存在功罪問題 ,這完全不合事實。在階級 社會的歷史上,人民群眾是被統治者,是奴隸 , 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 。 現在讓他們為全部歷史的創造者 , 即使他們承受了非分的光榮 , 也使他們承受了不應有的罪責 。”(《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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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論上講究獨立和創新精神, 必然要打破一些現成的被認為牢不可破的結論。黎澎對建國后學術界過分渲染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中農民 “ 革命性 ” 的看法提出了質疑。黎澍認為 ,“ 戊戌維新與義和團運動不可同日而論 ” , 戊戌維新有劃時代的意義,在 “ 歷史上的地位比任何一次農民運動重要得多 ”。
在20 世紀 80 年代新啟蒙的大合唱中,黎澍振聾發聵,成為史學界乃至整個社會思想解放的先聲。黎澍的思想海拔,標志著 80 年代新啟蒙的高度。黎澍是新啟蒙的一面旗幟,離經叛道驚世駭俗,追求真理敢于說話,致力于將民族從現代迷信中解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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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在當時是一個另類和異端,是一個處在 “ 體制 ” 與民間夾縫中的思想家 ,在上世紀 90 年代遭到所謂 “ 左 ” 與 “ 右 ” 兩種思潮的拒絕 。1982年春, 黎澍突然遭遇了 “勒令離職 ”,黎在致唐振常在信中不無憤慨地說:此舉 “即有限制我活動的意思 ”。黎澍的史學觀點,后來又被斥之為 “ 精神污染 ” 、 “ 異化史觀 ”。
九十年代以后,思想家退出,啟蒙者成了被口誅筆伐的對象。“ 文化保守主義 ” 成為學界主流, “ 新儒學 ” 和所謂 “ 亞洲價值 ” 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選擇,屏幕上都是宮廷戲萬歲聲,女德班粉墨登場,二十四孝圖貼滿大街小巷,北京大媽炫耀自己是正黃旗,新儒家毫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企圖要搞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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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逆流,沉渣泛起,“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黎澍早就號召 : “ 要同傳統的封建思想徹底決裂”,“ 批判以孔學為中心的封建傳統 , 徹底加以破壞 , 是近代中國中的一個必須解決的根本。”
黎澍的激烈反傳統反儒家反專制反封建,很多人接受不了。今天的事實卻證明,黎澍才是真正的勇敢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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