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民國大師蕭公權，不當官，不加入國民黨，專心學術

歷史學家唐振常在九十年代發過一篇《漫記蕭公權先生》的文章，”偶言及蕭公權先生，說是問過學界數人，皆未詳蕭先生其人其學。言下不勝感慨”，“學術斷層，后生不知先儒，似成常事，今日來談一代通儒蕭公權先生，近乎發掘出土文物，不免愴然。”

唐振常感嘆蕭公權是出土文物，不為人所知。蕭公權是個被遺忘的民國大師，是一代“兼通東西的通儒”。蕭公權，1948年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1960 年美國學術團體協會授予蕭公權“人文學術卓著成就獎”，獲獎理由是“融合中西兩個偉大學術傳統的菁華”。

蕭公權是20世紀中國政治學界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政治學家、歷史學家。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凡是研究或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學者都不會忽略蕭公權，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當時就被教育部審定為“部定大學用書”。有學者認為：“不斷會有專家學者，但不可能再出現像蕭公權那樣兼通中西的通儒，就像在中華大地上，也不會再有像陳寅恪與錢鐘書那樣博學的通儒了。”

蕭公權是清華畢業到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據蕭公權自述， 他在出國留學以前， 即確立了影響一生的兩個基本信念。一是“讀書不忘救國， 但救國必先讀書”； 二是對儒家“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做了現代性的闡釋，“我認為古人‘學而優則仕’ 這句話有其真實性， 但在現代生活中，‘仕’應當廣義解釋為‘服務社會’, 不必 狹義解釋為‘投身政治’。”

蕭公權回國后，立志不做官，不加入國民黨，專門求學，婉言拒絕了陳布雷的入黨邀請，專心學術研究。蕭公權堅信“愛國不一定要從政，能服務于社會，也是肩負了國家興亡的責任”。

蕭公權把“仕”解釋為“服務社會”, 而不是 “投身政治”,這正是現代官員和古代官員的區別所在。蕭公權特別鄙視那種拼命做官的人，“但我相信， 一般拼命做官的人不但不為國家解決問題， 甚至為國家制造問題。說得不客氣一點， 他們都是‘亡國大夫’的胚子。孔子曾說，‘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他稱許顏回， 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他嚴斥‘子張學干祿’, 準許其他門人‘鳴鼓而攻之’。 我對于‘仕’的認識， 似乎尚不違背圣人 之教”( 蕭公權 《問學諫往錄》）

1946年，蕭公權在《學術獨立的真諦》一文中指出 ：“我們必須把學術自身看成一個目的，而不把它看成一個工具。國家、社會應當有此認識， 治學、求學者的本人應當有此認識。所謂學術獨立，其基本意義不過就是 ：尊 重學術，認學術具有本身的價值，不準濫用它以為達到其它目的之工具罷了。”

蕭公權嘗言“蓋處20世紀之時不精通先秦以來之學術不足為中國之思想家，不精通歐美之學術不足為現代之思想家”。蕭公權在學成回國途中便有志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他說：“我今后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點訓練，多得的一點知識，去從長研究中國文化。我在美國曾研究西洋政治思 想，我回國后的主要工作當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研 究。”（蕭公權：《問學諫往錄》）

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的緒論中，蕭公權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一言以蔽之日：缺乏近代國家之觀念而已”。

蕭公權以西方學術體例和治學路徑將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發掘整理，為中國政治學研究建立一種新的范式，完全體現在《中國政治思想史》這一力作中，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且數十年無人能出其右。

對于民國政府腐敗不堪人民流離失所的現實，蕭公權一針見血指出，“中國正害著嚴重復雜的政治病。一切社會的不安，人民的苦痛，都是這個病的癥候和結果。最觸目易見的一個病態是貧富甘苦的極度不均。”

社會當中產生了一個有質無形的特殊權勢集團，“官僚資本”和“豪門資本”。蕭公權警告，“特權集團獨占性的富裕破壞了社會公道，增加了平民的貧困，引起了秩序的不安。他們短期內受到利益，恐怕終久難免受到社會崩潰的禍害。”

蕭公權質疑政府，“起碼的條件不去滿足，卻高談建設，高唱法治，不啻是欺人自欺。——試問若干年來，懲辦了幾個貪官？幾個蠹吏？幾個奸商？"

蕭公權指出，用“民生至上”去替代“國家至上”，作為施政的最高原則，才符合孫先生建國主義的真精神。（蕭公權·《中國的政治病》）

蕭公權的學術成就直到今天也沒有被超越，他的很多關于法治與民主的觀點依舊很有現實意義。

真正的大師是不會被遺忘的，學術界已經有不少對蕭公權的研究和分析。可惜今天已經很少見到蕭公權這種融匯中西的大學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