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盧克文，思想居然回到了大清朝

網紅自媒體盧克文寫了篇文章叫《論公知三十年啟蒙的失敗》，一是批判公知這些可憐的人，一般出生在1960-1980年代，在年輕時被人洗過腦，就喪失了基本的判斷是非的能力，也不知道一切要實事求是。二是認為，最后救中國的，是工業化，是生產力。

公知可憐，還是盧克文可憐呢？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說過，“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質說白了就是淺薄。但問題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承認自己的淺薄，都以無知當作有知，都以懂一點皮毛作當作深刻。”這句話對盧克文來說最合適。

在盧克文看來，公知就是一群吸食過精神鴉片的可憐蟲。盧克文基本上完全否定公知，說公知在年輕時被人洗過腦，就喪失了基本的判斷是非的能力。

公共知識分子這一名詞“大范圍使用始于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其共同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為什么公知能夠迅速崛起被輿論關注？

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看看孫志剛事件就知道原因了。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率先發表了《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揭露了大學生孫志剛只因沒有暫住證就被收容、被毒打而最終殘酷致死的真相。

孫志剛死于暫住證，被一些媒體和眾多學者視為“一個象征公民權利的符號”。為了維護每一個活著的公民的權利，學者們紛紛站出來，終于終結了實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

公知的污名化完全是由于一部分人冒充公知居高臨下到處亂噴，顛覆了大家對公知的看法，結果就是公知成了一句罵人的話。實際上真正的公知，是為弱者群體代言，為受冤者伸張正義，而不是什么網紅明星。

胡錫進曾經陰陽怪氣說過：“等我退休了，也當公知。批評政府，遇事多說美國、西方好話。遇中外沖突咱不用沖鋒，不用著急，說一堆風涼話，還顯得挺高雅挺有情懷的，國家好了咱跟著沾光，而且一邊沾光一邊顯示咱的犀利。國家如果出問題，瞧瞧，我說什么來著！還是當公知好！”

結果被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怒懟：“這公知你還真當不了。因為公知除了知識，還需要人格、尊嚴、獨立的思想等等，你有嗎？”

魯迅和胡適就是民國最大的公知，一個痛斥國民性，一個痛罵國民黨，這兩人卻是中國百年來知識分子的標桿。

梁啟超稱，“言自強于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盧克文根本不懂什么是啟蒙。華中科技大學哲學教授鄧曉芒認為，“特別在知識分子中，對啟蒙的理解不是差不多了，而是還根本沒有入門。他們大都只看到科學和民主在操作層面上的形式，而沒有當成整個民族深層文化心理上的變革，沒有看到理性和自由在其中的奠基作用。”（《鄧曉芒：我們的道德怎么了？》）

盧克文更缺乏歷史的常識，說什么“最后救中國的，是工業化，是生產力，而不是什么歐美制度和改變民族劣根性。”可憐的盧克文，思想居然回到了大清朝。

中國的近代工業化從洋務運動就開始了，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積極引進西方的“船堅炮利”，創辦了大量的軍事工業和壯觀的北洋海軍。可是一場甲午戰爭，輸給了實現明治維新的小日本，震驚了天朝的文武大臣。

大清朝搖搖欲墜，還是有很多人寄希望于實業救國，達到對抗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康有為在1905年就把振興實業、講求物質說成是“救國至急之方”，攻擊革命派的“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說”，是所謂“毒溺中國之藥。”（《物質救國論》）梁啟超則說：“茍實業更不振興，則不出三年，全國破產，四萬萬人必餓死過半。”（《飲冰室合集·文集·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

以實業救國為理想的狀元實業家張謇，最后也以失敗告終。從大清到民國，工業化都是失敗的。單純的工業化救不了大清，也救不了民國。

這百年來工業化最快的大國是蘇聯，在1917年蘇聯建立后，蘇聯僅僅用了二十年時間就完成了工業化，從落后的農業國一躍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強國。

蘇聯的軍事工業蘇聯的衛星導彈蘇聯的坦克洪流，曾經讓西方瞠目結舌。蘇聯的工業化拯救了蘇聯嗎？沒有，一夜之間崩潰了。1989年9月，葉利欽訪問了美國，被美國超市的豐富產品所震驚，一個人在車里抱頭痛哭。葉利欽的助手后來說，休斯頓超市的經歷把葉利欽的最后一點信仰徹底滅了。

蘇聯的工業化卻解決不了人民的菜籃子問題，這不是一大諷刺嗎？

中國今天的工業化為什么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一是毛澤東時代奠定了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這是工業化的前提。二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放棄蘇聯的計劃經濟，融入了世界潮流，成為世界產業鏈的重要一端。

盧克文的可笑在于，思想倒退到迂腐不堪的大清朝，把工業化看成了萬能鑰匙，因果倒置，實際上工業化不是目的，現代化才是。從維新變法到新文化運動，人們終于認識到了人的價值，魯迅的吶喊就是為了叫醒睡夢中的國人。毛澤東在1917年2月《致黎錦熙信》中說，“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 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從而主張“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盧克文永遠不明白，沒有人的現代化，永遠都是奴隸。

制度不能決定一切，但是制度需要完善和發展，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國策。鄧小平說過，“好的制度能讓壞人干不了壞事；不好的制度，能讓好人變壞。”我們之所以改革，目的就是清除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