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通人 | 晚清法律改革與漢律研究——解讀沈曾植之一

根據《清史稿》記錄，沈曾植“居刑曹十八年，專研古今律令書，由大明律、宋刑統、唐律上溯漢、魏，于是有《漢律輯補》《晉書刑法志補》之作。”可見，沈氏學究天人，“于學無所不窺”，卻尤有現實之關切。無論詩文、書法、史地與佛禪，似不可忽略其早年刑曹之人生底色。

清 沈家本致沈曾植信札

“刑法草案年內告成，頃由子封兄帶呈伏望指教，中參新意，恐難逶行。憲政編察館分咨徹取意見，不知外間之意見究竟為何？弟之初意，表面仍用中文略參西說，而群議僉謂內容不妨多用中說，表面必須改觀，方可以示外人。故草案之面貌若此，未識卓見，何為？現奉命修纂之民事各法，非譯各國書籍，調查本國習慣，不能無手。將來調查之事必須各省協力相助，方能得共真際，一切當祈關照為感。”

“漢律輯存稿已難得近見，巴陵杜貴墀《漢律輯證六卷》頗有大略，弟欲意就其書，重加編輯，而腹笥只疏，藏書復少，此愿難償，如閣吾兄尚有輯本，倘蒙錄副見惠，則感激無既，務望賜復。”

沈家本（1840—1913），時任修訂法律大臣，主持晚清法律改革。此信大致寫于1907年，《大清新刑律（草案）》完成之前。沈家本持續關注著兩個主題：晚清法律改革之實踐與重輯漢律之學術研究。

這兩方面，沈曾植都起到了或隱或顯的關鍵作用。關于法律改革，沈家本清楚揭示了立法之表達與意圖的張力，實質上參考西法，表面上卻只能“多用中說”，以避免爭議。對此，特向沈曾植解釋，正是因為這種表里不一，才“未識卓見”，可見沈曾植一直貢獻著立法建議。

關于漢律研究，沈曾植作為律學家和藏書家，曾寫作《漢律輯補》，可惜散佚。不過，沈家本與沈曾植一直是絕佳的學術伙伴，共同探索中國法律的源頭。

《漢律輯證》

“《晉刑志》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然則鞭督不去衣，督字蓋與制字同。”

“敘目 盜法一 賊法二 《晉志》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綱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鞅受之以相秦，漢承制，蕭何定律，除叁夷連坐之律，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為九章。《唐律疏議》。”

作為律學家，沈曾植對律令沿波討源，尤其悉心漢律研究，“由《大明律》《宋刑統》《唐律》以上治漢魏律令，著有《漢律輯補》《晉書刑法志補》，而尤究心于通商以來外交沿革。”

因此，這本杜貴墀《漢律輯證六卷》應為沈曾植漢律研究之參考書，且沈家本信中亦提及此書，希望以此為底本，重加編輯，并請沈曾植以副本賜閱。

此外，書中字條抄寫《晉書刑法志》片段，似與散佚之作《晉書刑法志補》之撰寫相關。此字條戛然斷于《唐律疏議》四字，卻無形中將漢律與唐律連綴為一貫之思維線索。如何在唐律中闡發漢律之淵源，參見沈曾植藏《唐律疏議》之批注。

《唐律疏議》

“漢乏軍興在廄律，儲峙不辦在賊律”

“漢有乏徭稽留律在興律”

“漢興律科有擅作修舍事”

“《左傳》昭六年，鄭鑄刑書。《正義》云，法既豫定，民皆先知，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漢魏以來，班律于民，懼其如此，制為比例。入罪者，舉起輕以明重，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因小事而別成大罪，則曰所為重，以重論，皆以不可一定故也。據此，則此律本漢律舊文，冬曦以為，隨臣所著考之不當也。”

《唐律疏議》又稱《永徽律疏》。唐高宗命長孫無忌等對《永徽律》闡明律條文義，問答疑義，撰成《律疏》三十卷，后律疏合刊，為中國古代立法技術的典范。

沈曾植于此書所作批注，一方面追溯漢魏律令，以闡釋唐律之淵源，評鑒其當與不當之處，另一方面多引述宋代高承所著《事物紀原》，“以格物致知為先”，比如刑仗的尺寸規格，折仗折鞭之法。

沈曾植、沈家本等律學家以漢唐為志業，不僅是律學脈絡之使然，而且暗示了晚清士大夫的命運自況。民國初年，沈曾植在《濤園記》憶及同光中興的朝局，“其時中興耆碩多在朝，金甌無缺，士大夫志氣昌昌，有唐元和、宋元祐觀，愿其自奮于功名，學術風聲，亦往往以唐宋諸賢為職志。”

可見，一種歷史的錯位關聯，深刻影響著沈氏的律學知識譜系，自我使命的體認，以及對晚清改革之時代想象。

李富鵬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律史研究所所長

來源：浙博書畫部

編輯：趙任子、高 雅

初審：施義亭、趙任子

復審：施義亭、應霽民

終審：紀云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