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藝復興才導致了歐洲的崛起嗎？

如果把“文藝復興”，限定在通常所說的意大利文藝復興，以及之后的北方文藝復興上，那么在歐洲崛起的過程中，文藝復興扮演的角色，可能并沒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重要。

歐洲的崛起是個長時期的過程，數百年來的一系列事件——諸如十字軍東征、大翻譯運動、現代大學的興起、資本主義的萌發、新航路的開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乃至之后的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相互作用，互為因果，最終量變形成質變，推動了歐洲的崛起，而文藝復興，只是整個過程中的一個篇章。

我來講幾個教科書不大提到的點吧。

首先是人口。

在農業時代，人口可以說是文明實力的主要來源。以德國和近東地區為例，根據《世界人口歷史圖集》的估計。從公元1000年到1300年，德國人口從不到400萬增長至大約900萬，其他歐洲地區基本也經歷了類似的人口倍增。而與此同時，占據了東地中海文明精華區域的奧斯曼帝國范圍內的人口則幾乎沒有變化，部分地區甚至有下降趨勢，中東其他地區也是如此。

人口變化的外在反應，就是歐洲和中東，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教世界實力的此消彼長。8世紀時，實力處于巔峰的阿拉伯帝國可以將邊界推進到法國中部，而從10世紀之后，地中海周遭伊斯蘭文明區的范圍不斷縮小。在南歐，經歷數百年的再征服運動，穆斯林被趕出了伊比利亞半島，在中東，歐洲的十字軍一度啃下了沿海的部分土地，雖然不算成功，但攻守之勢已然轉變。

人口增長的背后，是歐洲的農業革命。8世紀之后，西北歐地區逐漸開始用重型犁耕地。和羅馬時代的輕型犁相比，重型犁可以犁開西北歐濕潤厚重的土壤，讓土地得到充分犁耕。此后，西北歐的人口開始穩步增長。不過這種重型犁究竟是如何起源和傳播的，目前還不是很明確。

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大的市場，更大的需求，在合適的條件下，也會推動技術更快的發展。此外，人口的增長，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會促成統治方式的改變。迅速增長的人口需要自己的生存空間，這也是一種開拓的力量。

其次是蒙古人的遠征。

13世紀，蒙古人的迅速崛起終結了中東、中亞等地數百年來的分裂局面，歐亞大陸進入到一段持續一兩百年的蒙古和平時期。盡管蒙古人的崛起伴隨著大量殺戮，但蒙古人的統治卻也讓歐亞大陸暫時平靜下來。于是這一時期，出現了以伊本白圖泰、馬可波羅、汪大淵等人為代表的大旅行家。

大旅行家是歐亞大陸兩端的技術、文化交流的縮影，而這種交流，最大的獲益者就是歐洲。相比較中東、中亞以及東亞，歐洲在蒙古崛起的過程中沒有遭受到太大規模的生靈涂炭。這一時期，大量先進技術傳入歐洲。原本在亞歐大陸上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歐洲迅速拉近了和其他文明的差距，甚至后來居上。

舉個例子，在10世紀的時候，亞歐大陸東端的中國已經開始應用火藥，造紙術發展了數百年，雕版印刷產業也已經非常繁榮。而此時的歐洲，人們還不知道火藥和印刷術，造紙術也還沒有通過中東傳來。

而到了日月重開大宋天的14世紀，當時的歐洲人已經學會了造紙，也了解了雕版印刷（當時歐洲已經出現了早期的版畫），能夠制造使用火藥的管形火器，此時的中國，這些技術自然也沒有失傳，但是相較于歐洲，已經沒有很大優勢了。

最后是科學革命。

通常所說的科學革命，發生在16-17世紀，以哥白尼提出日心說為標志，人們對自然世界的認識以及探究手段產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這一時期，學者們開始將理論推導和定量實驗結合起來，這方面的先驅伽利略也因此被譽為“現代科學之父”以及”科學方法之父“。

從時間上看，科學革命似乎是和文藝復興差不多時候的事情，但其實，科學革命的種子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早在11世紀，生于伊拉克的伊斯蘭科學家海賽姆（西方稱為阿爾哈曾）就已經用定量實驗結合理論推導研究光學和人類的視覺，成為伽利略的先驅。

此后不久，歐洲學者通過西班牙的托萊多以及意大利的西西里（西班牙和西西里都曾處于伊斯蘭勢力的統治之下）兩大翻譯中心，將大量阿拉伯學術著作翻譯成拉丁文以及其他歐洲語言（其中一些阿拉伯著作，又翻譯自更早的希臘羅馬著作）。

大翻譯運動得到了教會的支持，在此過程中，亞里士多德也取代柏拉圖，成為對歐洲經院哲學影響最大的古希臘哲學家。當然這一轉變也逃不過和伊斯蘭學者的關系。因為他們主要是從伊本路西德（歐洲人稱為阿威羅伊）的理論認識亞里士多德的。

雖然在中學科學和歷史課本里，亞里士多德和經院哲學往往以負面形象出現，但亞里士多德注重通過邏輯和觀察認識世界，以阿奎那為代表的經院哲學家則試圖以理性認識上帝，這都和近代的科學方法有共通之處。我們不能粗暴地以現代人的視角，否定這些理論在當時的進步意義。

也正是在這些理論和學術基礎之上，12世紀的歐洲，發生了一場被后世稱為十二世紀文藝復興的運動。著名代表有前面說過的神學家阿奎那，大阿爾伯特，還有奇異博士羅杰培根，奧卡姆的威廉等等。羅杰培根注重實驗的研究方式，奧卡姆的威廉提出的“如無必要，勿增實體”，也就是著名的奧卡姆剃刀原理，都對近代科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

仔細研究這段時間的歐洲思想史，有學者提出，從中世紀晚期到近代早期，歐洲的知識發展并沒有根本性的中斷和革命，這些學者主張將歐洲十二世紀的文藝復興作為連續發展過程的標志，這就是所謂“連續性論題”（Continuity thesis）。

法國物理學家、科學史家皮埃爾·迪昂是連續性論題的開創者，他注意到中世紀晚期學者在靜力學方面的研究成就，認為羅馬教會其實促進了西方科學的發展。迪昂將中世紀晚期的羅杰·培根、尼克爾·奧里斯姆等學者視為現代科學的奠基者，認為現代科學是從中世紀晚期，通過一系列漸進的，難以察覺的改進而發展起來的。

比利時科學史家喬治·薩頓（他被認為是科學史學科的奠基人）也支持類似觀點。他認為，相較于之前的十二世紀文藝復興，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發展停滯不前。這一時期的人文學者更強調形式而非事實，以致于此后的學者，不得不再次建立起科學實踐的精神。他認為，正是奧卡姆主義和阿威羅伊（即伊本路西德）的結合，為新時代的開始做好了準備。

當然還有不少其他推動歐洲崛起的因素，有些可能教科書里提過，有些篇幅有限，這里就不展開了。總之，導致歐洲崛起的因素有很多，哪怕文明這類以歷史為舞臺的策略游戲，都要設置科技樹、政策樹、資源、政策等元素模擬這一事件的發生，片面將其歸于文藝復興，就太簡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