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層層封鎖，毛澤東當年如何主導中美之爭？

新中國是如何突破貿易封鎖的？

? 彭波 | 商務部研究院

? 施誠 |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本文摘編自《千年貿易戰爭史》一書

轉自“瞭望財經”公眾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百業凋敝，民生困苦，經濟瀕于崩潰，迫切需要資金、物資和技術以恢復經濟，當然也需要國外的資金、先進設備和技術。因此，中國對引進外資和開展外貿是有著熱烈期盼的。

但正是在這種關鍵時刻，美國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和“禁運”，極力阻撓這些國家恢復和發展經濟，并且把參與“禁運”作為“美援”的條件，迫使一些國家與之采取聯合行動，停止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正常貿易。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推行經濟擴張和戰爭政策的冷戰措施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當中，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封鎖尤其嚴厲。

▍“絕不和北京做生意”

對于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政府表示，“絕不要承認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必須要創造種種條件，促使這個政權垮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明確其立場為盡力防止中共從蘇聯集團以外的地方得到直接用于軍事方面的原料和裝備，美國不應給中國以官方的經濟援助，也不應鼓勵私人在中國投資。根據這個立場，美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中國實施“禁運”和“封鎖”。1949年11月，美國組織14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巴黎成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和“禁運”的組織——“巴黎統籌委員會”。

從1950年開始，美國的“封鎖”“禁運”措施開始逐月升級。2月，美國要求英國禁運戰略物資至新中國。3月，美國宣布所謂的“戰略物資管制辦法”，按照這個辦法，被管制的物資共計600余種，包括機器、交通工具、金屬制品、化學原料等，這些物資的出口必須經過嚴格審查并具備出口許可證。美國還要求所有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國家禁運戰略物資至中國，并威脅這些國家如果不執行，就削減對其的貸款。

1950年5月，美國頒布了《1946年禁止輸出法令》的修改法令。6月29日又頒布了《1950年輸出統制法令》，將煤油、橡膠、椰油、銅、鉆石、鉛、銀等11種商品規定為除非領得特別輸出許可證，否則不得輸往內地和中國澳門。7月20日，美國商務部宣布撤銷美國輸往中國貨物的出口許可證，持有人須一律交還重新審查。

8月中旬又頒布了《1950年特種貨物禁止輸出法令》，其中包括金屬母機、非鐵金屬、化學藥品、化學用器材、運輸器材、電訊器材、航海設備等十大類，同時規定所有運往蘇聯、中國及東歐國家的貨物，不論價值如何微小，均需具備出口許可證。9月還公布了對棉花輸出的管制，宣布禁止鋼鐵、鐵道用品等20余種物資輸出，對香港、澳門輸出的物資凡具有戰略性質的，也一律需領許可證。

10月，對銅及銅制品，鋅及鋅制品，以及鉛的出口也采取限額辦法。美國海關人員于10月28日又奉令檢查停泊費城的美國商船，如有禁止出口物資駛往中國，即予扣留。11月，美國商務部又將管制的戰略物資由600余種增加到2100余種。這種封鎖的力度可謂前所未有。

到1950年12月，美國又對中國發動全面的封鎖禁運和凍結外匯。12月2日，美國公布了“有關管制戰略物資輸出”的加強命令，規定所有輸往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的一切物資，無論是戰略性的還是非戰略性的，都要受到管制。12月8日又公布“港口管制法令”，不但美籍船只被禁止開往中國港口，凡經過美國轄區口岸轉口的他國商船，也必須將載運的物資申請港口管制機構批準，否則予以扣留。12月16日，美國財政部頒布了《管制外人資產法令》，將所有中國在美國轄區內的公私財產一律凍結，寄往內地和港澳地區的郵包也必須領取“特種許可證”。

1951年3月，美國又實行了限制中國土產輸入的辦法；8月又宣布，禁止中國及朝鮮生產的所有貨物和這兩國貨物在其他國家加工的制品進口到美國。由于美國統治集團這種步步升級的封鎖措施，中美兩國之間的正常貿易等于完全中斷了。

不僅如此，1951年5月，美國還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致使參加“禁運”的國家達36個之多。同時，巴黎統籌委員會內還專門設立了“中國委員會”，進—步加強對中國禁運物資的管制。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這次對我國封鎖禁運的參與者之多、措施之全面、管制之嚴厲，這在國際關系史上也是罕見的。

據不完全統計，僅1950～1953年，由于美國實行“封鎖”和“禁運”，我國所遭受的直接損失即達5691萬美元。其中，被凍結的資金為4182萬美元，被扣物資價值約335萬美元，船只到我國港口前被劫的損失約1174萬美元。這項統計尚未包括全部私商被扣物資和未被人民保險公司保險的物資及船舶。

而當時國家初建，財力、物力微薄，內外支出浩大，上述損失給我國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我國外貿工作面臨嚴峻的形勢，為了扭轉局面，任務十分艱巨。

▍尋找突破口，打破包圍網

面對美國組織起來的似乎是風雨不透的“封鎖”和“禁運”包圍網，中國人民當然不可能坐以待斃，而是奮起抗爭。當時，針對美國的封鎖政策，我國對外貿組織機構、貿易方式、貿易方向、外貿體制等方面進行了認真細致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

總的指導思想是在積極發展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合作和貿易關系的同時，要重視對西方國家和亞非國家的貿易，從中尋找突破口，爭取從這些國家進口更多的急需物資，打破“封鎖”和“禁運”等限制，并通過廣泛開展同這些國家的交往，促進貿易關系的正常化。

·搶購并搶運物資

自1950年7月起，因預見到美國可能凍結我國資金，貿易部即大力組織搶購物資，從7月1日到12月初共訂購了價值2億美元的物資，年底已有半數到貨。

1950年12月，美國頒布“有關管制戰略物資輸出”的命令。1950年12月12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提出針對美國封鎖我國經濟的7條對策，其中前6條是：

(1)即令各地停開一切面向美、日的購買證和許可證；

(2)即令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限期退購一切已開出的美、日兩國的購買證，將撤回之外匯，經轉存別國手續后，立即搶購物資運回；

(3)裝運在途之美貨，著手與原代理行接洽，由銀行擔保，轉裝遠東其他口岸或委托其轉售，退回外匯；

(4)爭取時間盡速搶運從聯邦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所訂的貨物及從英鎊區域所訂的貨物，否則撤匯或改買其他現貨立即裝回；

(5)在中立國的存款，亦應購貨運回；

(6)命令各地除易貨外，一律暫停簽發出口許可證，以免出口外匯遭受凍結。

在美國“封鎖”和“禁運”措施逐月升級的形勢下，由于各方通力協作、搶運物資，并且及時地開展了對蘇聯和東歐的貿易，1950年下半年我國進出口額卻顯著增加了。

當時，由于資本主義各國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即使是在美國內部也有壟斷資本與中小企業間的相互沖突，因此我國就存在沖破嚴厲的管制，輸入我國所需物資的空間。例如汽油，早在1950年3月即被宣布列入“戰略物資管制辦法”之內，但是我國一年內未間斷汽油的進口，12月進口量竟然達到全年平均數一成以上，柴油、白鐵也是如此。

·“易貨，而不是結匯”

1950年12月12日，中財委提出對美國封鎖我國經濟的7條對策，其中第7條是：改變今后國際貿易的方式，一般采取易貨辦法，凡須現匯購買者，須貨到付款或付貨，否則寧愿不訂，盡量減少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結算差額。

1951年初，美國、日本已禁止對我國出口并凍結資產，歐洲繼續出口的可能性尚不清楚，我國向資本主義國家訂購的大量貨物尚未運回。

根據當時動蕩不定的進口情況，權衡利弊得失，中財委正副主任陳云、薄一波決定：“至少6個月內，我們的出口辦法應該是易貨，而不是結匯。如果兩三個月內證明英國或歐洲繼續對我運出重要物資，則可以放寬結匯尺度，但即令如此，結匯的方式，在貨物進口的時間和數量上，也須大體相當于易貨。”易貨方法以先進后出或分批同時進出為原則。其方式可以是直接易貨、記賬、連鎖、有限度地對開信用狀等，力求交換中不落空，即令拖欠，亦是尾數。

為了貫徹上述方針和措施，1951年1月15日，貿易部召開全國對外貿易管理會議，會議起草并修訂了《易貨貿易管理暫行辦法》及其實施細則，指出易貨貿易以“先進后出”為原則，以直接易貨、記賬易貨、連鎖易貨、對開信用狀易貨四種方式進行。3月27日，中國銀行相應發出《中國銀行辦理易貨貿易清算規則》。此后，在我國對外貿易中，易貨貿易所占的比重逐月上升。

·進出口商聯手行動

1950年12月16日，美國財政部頒布了《管制外人資產法令》，凍結了我國在美轄區內的公私財產。我國政府針對美國政府的凍結也先后發出命令，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其在華存款，并且征用英國在我國境內各地的亞細亞火油廠公司財產和征購其存油。

為了鼓勵私營進出口商開展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經營活動，1950年7月13至25日，貿易部召開了全國進出口會議，決定采用各種形式把私商組織起來，在國營經濟統籌兼顧領導下分工合作，發展進出口貿易業務。會議劃分了公私營業范圍——國營除辦理統購統銷的出入口物品外，在出口上，只經營幾種主要出口物品的一部分；在進口上，除經營國家所需的工業器材及軍用器材之外，對民用器材的經營，只以能夠調劑供求、穩定物價為限度。其余進出口商品，均歸私人經營。國家經營的部分，亦可采用合同方式，委托私商代購或代銷。1950年上半年私商的出口，幾乎占全部出口額的半數，而在國營進出口額中委托私商代辦的又占一半左右。其目的在于讓利于私商，激發其積極性。

進出口貿易從結匯改為易貨之后，一開始出口會減少，與出口有關的工人在經濟上會遭受困難，農民出口的土產品價格可能會下跌。針對這些可能出現的問題，中財委一方面召開出口商人會議，要求出口商與進口商聯合起來發展易貨貿易，并決定國家對進出口商人給予幫助和指導。另一方面，中財委決定在國內政策上，對原出口的農產品按將來可能出口的程度及國家的財力，一部分照常收購，一部分略減收購。

為了彌補出口減少可能帶來的損失，中財委還決定加強城鄉交流。在全國各地召開土產會議，促進了全國土產城鄉交流，抵補了一部分出口下降造成的損失。對于以往出口的手工藝品和出口加工產品，國家大部分照常收購和加工。這樣既維持了工人的生活，也減少了救濟。

▍“156項工程”

1949年7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會見斯大林，商談新中國的建設問題，并尋求援助。8月，斯大林派科瓦廖夫為團長，率領由200多名副部長級以上干部和高級工程師組成的顧問團，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等進行了最高會談，希望訂一個“又好看又好吃”的協議。好看就是要做給世界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內容、有味道，實實在在。談判的結果當然是沒有充分達到目的，但是經過長達近3個月的、在國際外交史上不常見的艱苦博弈之后，中國方面還是有所收獲，迫使蘇聯做出兩項重大讓步：一是用新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替換了1945年蘇聯與國民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二是迫使蘇聯同意按中國的要求歸還中長鐵路和旅順港。

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簽訂的還有《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關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補充協定》等協議。其中，《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規定，蘇聯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貸款給中國3億美元，用以償付為恢復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而由蘇聯交付的機器設備與器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原料、茶、現金、美元等分10年償還貸款及利息。

此后，從1950年至1955年，中國總共從蘇聯獲得11筆貸款，總價值為12.74億新盧布，折合人民幣53.68億元。利用蘇聯的貸款，中國購買了大量經濟建設所急需的物資與設備，最后落實引進了150多個工業建設項目，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國解放前工業殘缺不全的狀況，奠定了新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到1954年，與蘇聯簽訂的援建項目共計達到156項，通稱“156項工程”。“156項工程”建設是新中國首次通過利用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開展的大規模的工業建設，構成了中國現代化大工業的骨干，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這樣的開放，雖然其作用是不完整的，但比單純的“亞當·斯密式”的對外貿易還是要好得多。

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歷年供應我國的大量物資，像各種工作母機、各種機械、各種鋼材、有色金屬、電工電訊器材、精密儀器、石油、化工原料等，都是美國對我國“禁運”的物資。中蘇貿易的建立和發展，對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對我國勝利地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加強國防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和積極作用。

在美國實行“禁運”以后，我國許多歷來向西方國家出口的物資，都轉向出口至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為了滿足蘇聯等國的需要，我國在出口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對蘇出口商品以華北和東北所產的糧油和大豆為主；到1952年逐漸增加了鎢、銻等有色金屬，以及茶葉、生絲、肉類等的出口。這些物資補充了蘇聯當時比較缺乏的食品供應，提供了蘇聯發展工業所必需的原料，是我國在當時經濟還有許多困難的情況下，對蘇聯的巨大支持。

自1950年與波蘭、捷克兩國簽訂易貨議定書開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700萬美元；至1951年和民主德國、匈、波、捷、羅5國簽訂協定，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9114萬美元，較上年增長了約10倍。1950年對東歐貿易的進口額僅占全國進口總額的1.3%，出口僅占3.8%；1951年對東歐貿易的進出口總額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13.7%。這種發展同時表現為貿易范圍的擴大、商品項目的增加、航運和技術合作等多方面。按國別來說，1951年我國與東歐各國貿易協定總額中，民主德國占51.13%，捷克占22.63%，匈牙利占12.91%，波蘭占12.11%，羅馬尼亞占1.21%。

我國從這些國家進口的主要商品為：民主德國的光學儀器、精密機械、工作母機、電氣設備；捷克的大型機器、交通設備、中型電力設備、工作母機延壓器材等；波蘭的大型五金器材、鋼材、鋅和鋅制品；匈牙利的通信器材、農業機械、柴油火車、汽車及藥品等；羅馬尼亞則為鉆探器材等。這些商品大部分是我國工業化建設所需要的。

為了保證對蘇聯等國的出口，回擊美國的“封鎖”，我國制定的出口原則規定：戰略物資如鎢、銻、錫、錳、煤炭、焦炭不準輸往資本主義國家，次要戰略物資如鐵砂、牛皮、山羊皮等可以往資本主義國家少輸出或不輸出，必要時用以換回我國所缺乏的戰略物資；戰略性較弱的物資，如桐油、豬鬃、生絲、糧食等盡先輸出蘇聯、東歐和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

為了保證進出口貿易的需要，在國內市場供應偏緊的情況下，1955年初國家計劃委員會一度做出內銷服從外銷的決定，特別將對外貿易部經營的絲綢、茶葉、畜產等商品做了內外銷平衡，其他商品也排了隊。如豬肉出口量14萬噸，加上4萬噸豬肉罐頭，共18萬噸，相當于全國豬屠宰量的6%；雞蛋出口約等于全年產量的10%。

由于我國迅速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建立貿易關系，我國外貿不僅總額逐年增長，而且商品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進口商品中生產資料的比重有所增長。隨著我國經濟的恢復和工業的發展，出口商品中工業品的比重逐年增長。

▍不甘“禁運”束縛的錫蘭

美國發動起來的“封鎖”“禁運”破壞了國際貿易的正常秩序，縮小了世界市場，損害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正當的經濟利益，使這些國家對“封鎖”“禁運”日益感到不滿。這就為我國打破“封鎖”“禁運”缺口提供了有利條件。

東南亞地區主要出產農業初級產品，其在世界市場上所占的比重很大。在20世紀50年代，其橡膠產量占世界的95%左右，錫占63.42%，茶葉占31.2%，蔗糖占10%左右，其他如椰子、金雞納霜、黃麻、云母、錳礦砂、胡椒、柚木等均占很大比重。因此，這一地區的對外貿易在其國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例如，當時馬來亞的出口貿易收入一般占國民收入的50%~60%，錫蘭(今斯里蘭卡)占36%以上，緬甸占25%~30%，泰國占16%，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都占10%。

美國的“禁運”政策打擊了東南亞各國的輸出，又便于美國用壓價收購和推銷剩余產品等手段與東南亞各國進行不等價交換。1952年，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四國因不等價交換所受損失達45156萬美元，1953年達55947萬美元。

香港是轉口貿易港，香港經濟的繁榮是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正如香港當時的總督葛量洪所說：“貿易是香港的血液。”而香港對內地的貿易則是它的命根子。香港政府執行“禁運”后，進出口額急劇跌落，逐年下降。

1951年，香港輸出總值是44.6億港元，其中對內地輸出額是16.8億港元，約占輸出總值的36.3%；1952年，以上兩項分別下降為29.3億港元和5.2億港元；1953年分別為27.4億港元和5.4億港元；1954年分別為24.2億港元和3.9億港元；到了1955年對內地的輸出額下降到不足1951年的十分之一(7.5%)。香港對美、英的出口也下降了許多，航運業受到很大影響。

由于對外貿易的惡化，以至于代表香港英商利益的《德臣西報》指出：“當你把一柄刀給一個人，告訴他說為了社會廣泛的利益，他應當割斷自己的喉管，這個人的感想正和香港商人對禁運的感覺一樣。”

在東南亞地區首先突破“禁運”的是英聯邦中最小的一個國家——錫蘭(今斯里蘭卡)。錫蘭每年需輸入40萬噸大米，依靠輸出橡膠等產品來償付米價。美國的“禁運”政策使橡膠價格由1950年12月的每磅0.735美元降至1951年9月的0.245美元。這使錫蘭的橡膠業瀕于破產，失業人數增加。美國壓迫錫蘭政府，要求其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出售橡膠給美國，同時卻要錫蘭以市場競爭價格向美國購買大米。

錫蘭政府不甘于受“禁運”政策的束縛，表示愿意向中國供應橡膠，換取急需的大米。我國即邀請錫蘭政府貿易代表團于1952年1月來華商談。1952年9月17日，錫蘭商務貿易部部長沈納努亞克率團來華談判。在談判中，我國認真貫徹平等互利的原則，并經政府批準，在價格上給予適當優惠。10月4日，兩國簽訂了中國售給錫蘭8萬噸大米的合同。12月，中錫兩國政府簽訂了關于橡膠和大米的五年貿易協定。

這個長期貿易協定的簽訂，是我國反“封鎖”“禁運”斗爭的一大勝利，在國際上特別是在亞非國家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此后不久，1953年3月14日，我國又同巴基斯坦簽訂了關于互相供應棉花、煤炭的貿易協定。由于英美在“禁運”問題上的矛盾，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對錫蘭這個小國沒有施用巴特爾法，反而繼續給予“美援”。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是戰后第一次完全由亞非國家自己舉行的國際會議，參加會議的有29個亞非國家。我國政府派周恩來總理率團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對打破“封鎖”“禁運”在亞非地區設置的障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會議把經濟合作列為第一項議程，通過了經濟合作的決議，強調促進亞非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的迫切性，并提出了一系列辦法。我國代表團在會議期間利用各種機會，通過各種渠道，廣泛進行接觸交流，開展友好活動，增進了彼此的了解。

會議結束后，我國同亞非許多國家的貿易額都有了顯著增長，特別是對中東、近東和非洲國家的貿易有了新的進展。到1956年，我國已同印度、緬甸、錫蘭、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埃及、敘利亞、黎巴嫩、柬埔寨這9個亞非國家簽訂了政府間的貿易協定。從1951年起，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亞非國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經超過西方國家。

▍威爾遜的邀請

二戰結束之后，西歐國家和日本經濟恢復與發展較快。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它們同美國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也日益增多。在執行“禁運”政策方面，美國與英、法、聯邦德國等國的分歧不斷發展。西歐許多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認為，在朝鮮停戰后繼續對中國實施“禁運”，其結果既無損于中國又有害于西方。

在這種形勢下，從1952年至1954年，我國通過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和日內瓦外長會議兩次重大的國際活動，使我國對西方國家的貿易關系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1952年4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旨在謀求世界各國經濟貿易關系的發展。我國派出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為團長的大型代表團參加會議。周恩來總理和陳云副總理要求代表團認真做好準備工作，充分利用這次重要會議，打開對西方國家的貿易關系，打破“封鎖”“禁運”。

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反復說明了“我國對于各國政府和人民，不管其信仰、政治制度、社會經濟組織的不同，只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均愿與之恢復與發展貿易”的愿望和政策，介紹了中國輸出的可能性和進口的巨大潛力。

至1952年底，與我國簽訂貿易協定、協議合同的有英國、荷蘭、法國、瑞士、比利時、芬蘭、意大利、日本、聯邦德國、智利等國家，總值達2億美元以上。盡管這些協議未能全部履行，但是政治、經濟影響很大。會議期間，我國代表團還同日本國會議員高良富等共同探討開辟中日民間貿易的問題，會后雙方在北京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議。在這個協議的影響下，從1953年10月到1958年3月，中日陸續簽訂了第二、第三、第四個民間貿易協議。1956年，中日貿易額增長到1.26億美元，創20世紀50年代最高紀錄。

1952年5月，我國成立了促進東西方貿易的民間組織——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1953年7月，我國在東柏林設立了中國進出口公司代表處，負責辦理對西歐各國的貿易業務。隨著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的簽訂，我國同西方的貿易關系逐步擴大。1954年4～7月在瑞士舉行的日內瓦外長會議上，我國政府代表團在周恩來總理的率領下廣泛開展活動，主動找英國有關人士交談，表明中國愿意同英國發展貿易關系。會議期間，英國工黨成員威爾遜牽頭向我方發出邀請，我國當即組織了貿易代表團訪英17天。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派往西歐的第一個官方代表團。

比利時、意大利、荷蘭的工商界和銀行界也先后派代表團到日內瓦同我國商談貿易。法國、瑞士、聯邦德國、挪威等國工商界都表示要組團訪華。要求放寬“禁運”貨單和擴大東西方貿易的呼聲更加高漲。1955年，我國對西歐國家的貿易額較1952年增長了3倍，其中對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士的貿易額增長幅度尤為顯著。1957年5月，英國決定單獨放寬“禁運”，我國貿促會組織中國經濟技術訪問團，重點進行了六周的訪問；10月，英國貿易部政務次官來華訪問。1958年，我國對英貿易總額有了明顯增加。由于我國的努力和“封鎖”“禁運”不得人心，20世紀50年代我國對西方國家的貿易總額呈不斷增長的趨勢。

▍更多地利用“例外程序”

首先，我國突破了美國及其追隨國的“封鎖”“禁運”，對外貿易額逐年迅速增長。

其次，我國進口了大批生產資料，出口商品中工礦產品和農業加工品比重增加，進出口商品構成的變化體現出對外貿易適應了我國建立獨立自主重工業化體系的需要，促進了國內工業水平的提高，挫敗了帝國主義國家扼制我國經濟發展的企圖。

再次，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初步建立，這是反對“封鎖”“禁運”斗爭勝利的一個標志。

最后，“封鎖”“禁運”政策受到世界各國的抵制，以失敗告終。隨著國際局勢趨于緩和及世界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美國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日益尖銳。

我國成功的反“封鎖”和反“禁運”的斗爭，使新中國成立初至整個20世紀50年代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一直呈增長趨勢。我國1951年及1952年的對外貿易總額，已超過解放前的最高進出口總額，并逐漸將解放前長期入超的局面轉變為進出口大體平衡的局面。1950年至1952年，我國進出口總額每年遞增30.8%，這個增長速度在新中國歷史上也是相當高的。

自1953年以來，美國與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等國對執行“禁運”政策的分歧不斷發展。法國輿論認為，“禁運”的規定侵犯了法國的主權和尊嚴。聯邦德國工業界主張取消“禁運”。

1954年中期，英國有20萬以上的工會會員要求擴大貿易，朝野各方要求尋找貨物出路、改善經濟情況的強烈愿望，迫使丘吉爾首相于1954年2月25日在下議院演說中表示，“要大大放寬那些使制成品、原料和航運都遭受到影響的限制。”這個演說引起美國強烈的“不安和關切”，美國被迫同意縮減了對蘇禁單。

1956年1月30日，英國首相艾登表示：朝鮮停戰三年后，將可以輸往蘇聯和東歐各國貨物，禁止對中國輸出是不現實的。英國外交大臣公開宣布：今后在適當的情況下，將更多地利用“例外程序”，以便對中國進行合理的出口。

此后，英國殖民地如馬來亞（今馬來西亞）、新加坡即宣布利用許可證的辦法對華輸出橡膠；印度尼西亞政府聲明解除橡膠“禁運”。日本政府同意來華日展商品可以展出“禁運”物資，后來又同意將這部分物資賣給我國。聯邦德國對中國市場尤為積極，1956年西歐各國對華貿易額中聯邦德國已升至首位。這些情況使“禁運”的缺口愈來愈大。由于多方面條件的限制，美國對違反巴特爾法的錫蘭、英國、法國、挪威、意大利、丹麥等國都未能采取停止援助的措施。

1957年5月30日，英國決定放寬對外貿易管制。參加巴黎統籌委員會的大部分工業國家在一個月內陸續表態，放寬對我國的貿易限制。其中聯邦德國政府宣布在禁運單上的400項中去掉20項，其中包括汽車、輪胎和一些類型的機器。西歐各國逐漸無視“禁運”，運用“例外條款”向中國輸出所謂的戰略物資。

這不能不影響到美國壟斷資本和中小工商業者進一步注意中國市場，反對“禁運”和“封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據統計，中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1957年底較1952年增長了6倍多。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我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與貿易關系有了更加廣泛的發展。

▍“四三方案”和“78計劃”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許多國家紛紛同我國建交，相互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進一步正常化。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兩國政府發表了《上海公報》，打破了20多年來中美兩國政治、經濟、貿易關系的僵持局面，中美直接貿易逐步得到恢復和正常發展。

隨著對外經濟交流的國際環境日益好轉，1972年至1977年底，我國與西方國家共簽訂引進技術設備合同220多項。其中尤其需要提及的是1973年開始的“四三方案”和1978年的“78計劃”，都實現了比較成體系的引進計劃。并且，我國于1976年首次引進了軟件技術。至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對我國開展的“封鎖”“禁運”活動基本上以失敗告終。

這給以后我國實行現代意義上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有了今天這樣的、比過去好得多的國際條件，使我們能夠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封鎖”和反“封鎖”的斗爭經歷表明，美國為了確保自己對全球經濟的控制及本國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是不能接受他國的發展超越自己的，一定會采取各種措施加以限制。在這些措施中，經濟上的“封鎖”和“禁運”因為操作方便，憑借美國遙遙領先的經濟實力，在打擊他國發展方面特別有效，所以就成為美國經常使用的手段。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對中國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封鎖”與“禁運”。哪怕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在中美關系解凍的大背景下，美國對中國的“封鎖”與“禁運”范圍雖然有所縮小，但是一直沒有放棄，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時段還會不斷加強。因此，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

千年貿易戰爭史：貿易沖突與大國興衰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1-01

ISBN：978-7-300-28765-2

【內容簡介】

貿易與沖突是構成世界歷史的主要內容之一，經貿利益是世界歷史上很多重大戰爭的動機，自古以來貿易關系到大國興衰。本書從17世紀前主要的貿易戰爭寫起，呈現了千年以來，貿易戰如何促進大國崛起，又如何推動構建或破壞國際體系，以及中國如何與世界貿易戰爭緊密聯系在一起。

早期的荷蘭、英國，后來的法國、德國、日本、美國等，在貿易戰中受損或獲利，借由貿易戰衰落或崛起，書中都有十分精彩的呈現；對中國自清朝以來卷入的貿易戰爭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禍福，本書也有深入探討。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今天，全球正面臨變局，本書為我們理解當下的世界經濟、貿易、金融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參考與借鑒。

【作者簡介】

彭波，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評審專家，江西財經大學特聘教授。江西財經大學金融學本科、北京大學近現代史碩士、清華大學經濟史博士、理論經濟學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金融、外貿、經濟史、理論經濟學等。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中共黨史研究》、《改革》、《國際貿易》等權威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

施誠，江西省吉水縣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近年主要從事全球史教學和研究工作；曾赴美國和英國的大學進修；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光明日報》、World History Studies、Journal of Sixteenth Century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出版學術專著、譯著多部。

【目錄】

第一部分 17世紀前主要的貿易戰爭

漢薩同盟的貿易和戰爭

威尼斯與熱那亞的貿易戰

第烏海戰

英荷海戰

第二部分 貿易戰促進大國的崛起

波士頓傾茶事件——美國為什么會獨立？

美國從獨立到內戰期間的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競爭

美國內戰背后的國際形勢、貿易沖突及外交關系

促進德意志統一的貿易戰措施——關稅同盟

20世紀20-30年代的大危機與蘇聯的工業化

納粹德國經濟貿易政策的得與失

二戰后德國通過聰明的貿易政策崛起

第三部分 貿易戰推動國際體系的建立及破壞

拿破侖的貿易戰爭——“大陸封鎖”及其失敗

英法商約與貿易沖突及經濟發展

從德意志的統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貿易戰如何引爆20世紀的經濟大蕭條

二戰之后，美國為什么推進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

美日貿易摩擦60年

二戰以來的美歐貿易戰——斗而不破

黃金、美元、貿易與國際貨幣體系

第四部分 中國與世界貿易戰爭

清朝時期的中國真的“閉關鎖國”了嗎？——“一口通商”與“閉關鎖國”

協定關稅和關稅主權喪失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傷害

太平天國運動背后的世界貿易戰爭

國民政府在兩次重要對外貿易行動中的得失

大蕭條、貿易競爭與中國經濟的禍福轉換——“因禍得福”和“因福得禍”

新中國是如何突破貿易封鎖的？

新中國對外貿易70年——在連續性與階段性的對立統一中發展

艱苦卓絕的中國“入世”與世界經濟格局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