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日本人是這樣“謝罪”的

老讀者都知道，我前前公司當年在日本有一個分部，最多的時候有六十多個員工，所以幾年前我經常往日本跑，也確實接觸了一定樣本量的線下的、生活中的、真實的日本人。通過對這個不算大的樣本簡單了解，也能夠一斑而窺全豹，就是我一直所驚醒大家的——日本人對二戰的基本態度，不是“反戰”，而是“反戰敗”。

日本社會主流的態度，是反對作為失敗者的悲劇，不是反對侵略者的殘忍。他們所悼念的不是他們奪去的生命，而是他們自己失去的作為侵略者的戰利品。他們不是真的在反對戰爭，而是一種哀傷情緒——不是哀傷他們屠刀下的冤魂，而是哀傷自己挨了兩顆原子彈。

當然，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不是100%全面的敗類——甚至日本人——even Japanese。這就是我在等一系列文章中講過的日本戰后左翼反戰歷史，今天再詳細展開敘述一下。

1971年到1972年，日本發生了三起極具政治指向性的爆炸事件，目標不是普通市民，也不是官署警察，而是三處位于日本各地的戰爭與殖民紀念設施。這三處設施分別是：靜岡熱海的“殉國七士之碑”與“興亞觀音”、橫濱總持寺內安置殖民者骨灰的納骨堂、北海道旭川常磐公園的“風雪之群像”與北海道大學的北方文化研究設施。

實施這些爆破行動的是一群年輕人，他們自稱為“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為什么日本人要以“反日”為名？在組織綱領中，他們寫到：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曾經對東亞乃至全世界犯下了罪行，而他們要做的，是要替日本軍國主義政府謝罪。只要有一天，軍國主義政府還依然代表日本，那么他們的組織名字就依然叫“反日”。

1937年南京淪陷后，松井石根指揮日軍展開持續六周的大屠殺，逾30萬平民罹難。松井被召回日本臨行前，竟下令從南京大廠鎮挖取“被鮮血浸透的紅色土壤”。這些血土運回日本后，經陶藝家柴山清風燒制成觀音像，并于1940年2月舉行“開眼式”。松井在觀音院內設置“決意之征”石碑，由南京大屠殺執行者朝香宮鳩彥題寫堂匾，堂內供奉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甲級戰犯相冊，甚至為主張“日本無罪”的東京審判印度法官帕爾設立牌位。所謂“興亞”，實為軍國主義“以日本為盟主領導亞洲”的殖民野心。所以興亞觀音院從此成為日本右翼勢力的精神圣地。

1948年12月23日，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級戰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絞刑處決。美軍指令將骨灰撒入太平洋。然而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勾結戰犯律師三文字正平，盜取未燃盡的殘骨藏入陶甕，謊稱“友人遺骸”送入興亞觀音院。住持伊丹忍禮將骨灰塞進觀音像底座石縫中隱匿，這一偷天換日的行徑，直至1959年才隨右翼勢力公開立碑而曝光。右翼分子在觀音院旁豎起“七士之碑”，由前首相吉田茂題寫碑名，并將盜取的骨灰埋入碑下。更荒誕的是，甲級戰犯大島浩的詩碑公然咒罵審判是“暴戾復仇”，誓言為劊子手“雪冤”。這種篡改歷史的行徑，是對國際正義的踐踏，更是對數千萬戰爭死難者的二次傷害。

正因為此，興亞觀音院被稱為“小靖國神社”右翼定期在此集會，舉辦戰犯追悼儀式。而左翼反戰力量，就把進攻首要目標就選于此。

1971年12月12日，東亞反日武裝戰線三名義士在該處安置自制爆炸裝置，其中“殉國七士之碑”被成功炸裂，法西斯戰犯的骨灰四散而落，是字面意義的“挫骨揚灰”。而觀音像因為炸彈引線過長，只造成輕微破壞。最終右翼勢力不惜從德國進口專用粘合劑修復，至今碑體和觀音像裂痕猶存。在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公開聲明中，選擇12月12日，是南京陷落的日期，他們要特地選用這個日期以表達謝罪的內涵。

第二次爆破的目標是橫濱市總持寺內安置殖民人員遺骨的納骨堂。這批遺骨來自日本在朝鮮殖民統治期間的駐朝人員，1971年日本紅十字會將其收殮并統一火化，移交宗教機構集中供奉，最終設于曹洞宗大本山總持寺。這些殖民者雖然沒有被當作軍人紀念，卻作為“祖國功臣”得到國家層面保護與悼念。

爆破行動原計劃定于3月1日，即1919年朝鮮人民“三一獨立運動”紀念日，跟12月12日的內涵相同，但后因裝置調整推遲至4月6日。爆炸造成建筑倒塌，軍國主義分子的骨灰成功破壞，無人員傷亡。東亞反日武裝戰線在行動聲明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只悼殖民者”的供奉安排不是宗教問題，而是歷史責任選擇性逃避的表現。

第三次爆破發生在1972年10月23日，目標是北海道旭川的“風雪之群像”銅像，以及札幌的北海道大學“北方文化研究施設”。這尊銅像由雕刻家本鄉新與本多明治設計，內容是一位年長的阿伊努人被四位日本“開拓者”簇擁著一位老阿伊努人。不熟悉這段歷史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我做一個簡單類比，當年日本人在東北有很多“開拓團”，而開拓團不僅僅在東北有，同樣侵占了很多朝鮮人民、阿伊努人民的土地，本質上就是殖民者。

日本人把阿伊努人的土地收強占，廢除其固有部族制度，禁止語言、干涉宗教、強迫教育，用一整套政策將其轉化為“被日本化”的邊疆民族。這種“開拓神話”后來被廣泛用于地方教育與文化慶典中，風雪之群像就是其中一環——把殖民活動美化為其樂融融的“開發建設”。而北方文化研究設施長期研究阿伊努人與北方少數民族，以“學術研究”為名收集民族遺物與骨骸標本，延續了帝國時代的民族人類學殖民視角。

東亞反日武裝戰線行動選在10月23日，同樣具有象征意義——是因為1669年的這一天，阿伊努首領沙克沙因被松前藩誘殺，標志著阿伊努武裝抵抗的終結。爆炸使得銅像被炸毀，研究設施部分損壞，因為事先警告，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后續修復后的銅像在介紹中被迫加入“原住民受難歷史”等注釋，北海道大學也逐步調整其阿伊努研究政策。

我們可以看出，這三次爆炸精確地打擊了三種結構性的歷史歪曲：第一種是對戰犯的“忠魂化”；第二種是對殖民者的“人道化”；第三種是對帝國擴張的“美談化”。并分別通過特定的日期，像中國人、朝鮮人、北方少數民族謝罪。日本政府與媒體從未正面回應這些設施為何存在，反而直接將行動定性為“極左恐怖”，把行動者通緝、判刑、封口。

1974年，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演化為三個成熟的戰斗小組——狼、蝎子、大地之牙，同時目標從軍國主義紀念物轉向日本財閥。三菱重工是“狼戰斗小組”的目標：三菱在戰時承擔軍艦、軍機等核心軍需（零式艦戰出自三菱體系），戰后在盟軍“解體財閥”政策下拆分，1964年又整并為今天的三菱重工。到了越戰階段，它被點名為對美國的對北越補給提供支持，這正是三菱案聲明里“財團牟利—帝國擴張”的指控邏輯。

1974年8月30日，中午12點44分，東京丸之內，三菱重工總部大樓門前發生爆炸。爆炸裝置安放在公司門口停放的一輛車中。現場慘烈，8人死亡，376人受傷，是當時戰后日本最嚴重的城市爆炸事件。戰斗小組在炸毀大樓之前特意多次撥打電話要求平民撤離，但是被當成了惡作劇。《賽博朋克2077》中強尼銀手炸荒坂塔，我很懷疑原型就是這次針對三菱總部大樓的襲擊。

同年，“大地之牙戰斗小組”不甘示弱——你炸三菱那我就炸三井，直接炸毀了地標建筑三井物產館。同樣也在爆炸簽警告，要求平民撤離，吸取了這一次教訓對方確實組織撤離了，因此只造成了一些人輕傷。

“蝎子戰斗小組”一看兩兄弟一個炸三菱一個炸三井，沒得更厲害的選了。于是開拓思路，把目標定在了鹿島建設。因為鹿島建設在二戰期間是臭名昭著的掠奪中國、朝鮮勞工的公司，所以蝎子小組打出了“為中朝同志復仇”的口號。為了避免平民傷亡，地點選擇了鹿島建設囤積建筑材料的開闊倉庫，同樣事先警告，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除了企業目標以外，反戰組織還鎖定了天皇。在他們的政治綱領中，昭和天皇不是旁觀者，而是戰爭發動的主謀，是對整個亞細亞暴力機器的最高責任人。他們認為，日本戰后雖然進行了審判，判處了七名甲級戰犯，但唯獨把昭和天皇摘了出去。這不是正義，而是妥協，是美軍出于冷戰布局刻意保護的結果。

1974年8月14日，左翼義士們行動者策劃了一次名為“彩虹作戰”的行動，目標是天皇專列。他們預設了爆炸裝置，計劃在昭和天皇乘坐御召列車通過荒川鐵路橋時引爆，以此方式公開提出歷史追責。但這次行動技術上沒有成功，炸彈未能起爆，事件被警方歸檔為“未遂”。

這次失敗并未使行動意義被抹去。他們通過這場行動明確地向社會宣告：日本戰后和平的最大謊言，就是讓裕仁這個戰爭時代的最高戰犯變成“無害的國家象征”。在整個侵略戰爭中，昭和天皇掌握著軍令、擁有著人事任命權，他對“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太平洋戰爭”都負有無法推卸的政治責任。沒有他的許可，不會有全面動員，不會有大本營裁定，不會有“玉音放送”。如果他對戰爭沒有罪，那這場戰爭就沒有真正的責任人。

天皇制從來都不是所謂“君主立憲”之下的虛職，而是戰時動員體制的核心工具。他在戰前的神格化，在戰時的軍令指揮，在戰后的免責處理，共同構成了日本無法面對自己戰爭責任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推翻這個結構，不要求昭和天皇本人謝罪，就談不上真正的歷史清算。

所以說，什么叫“反戰”，什么叫“謝罪”，這才是一個正常的日本人應有的態度——主動把法西斯惡魔挫骨揚灰，而不是對著兩顆原子彈唧唧歪歪。

講到這里還必須提到這些左翼反戰組織的理論成果，核心就是那本小冊子《腹腹時計》：前半講反日帝國主義（反法西斯）立場與斗爭路線，后半講城市游擊的方法論，包括目標選擇、潛伏規則、定時裝置與爆炸物的基礎原理等。警方后來正是憑這本書的文本與編印鏈條鎖定人員，并以《爆發物取締法》“教唆·幫助制造爆炸物”立案，把它當作關鍵證據之一。

在這本小冊子中，日本左翼前輩們明確指出：日本的對外侵略與殖民不是“過去式”，戰爭體制在戰后改頭換面，繼續落在財團、研究機構、紀念設施與象征權力上；因此，反戰不是抽象口號，而是要把這些“帝國的手”一處處找出來，逐點破壞。

書中的“目標學”部分是全書的核心，也是這本書的思想高度所在。作者把可行動的對象分成幾類：第一類是軍國主義的祭祀與紀念節點，典型是靖國神社、戰犯碑、殖民者骨灰堂、把“開拓”美化成公共藝術的銅像，他們在小冊子中把靖國神社和皇居列為首要目標，可惜沒有時間給他們實行計劃；第二類是知識—制度裝置，典型是以“文化研究”“北方研究”為名、卻在再生產殖民話語的機構；第三類是財團與軍需網絡中的公司本體，把戰時的軍工、戰后對美支援、國內的承包體系連起來看；第四類是象征權力的頂端，即天皇制。

當然，這本小冊子的也是不完美的，它僅僅講清楚了“怎么做”，但是忘記了說“為什么做”——即講清楚“為什么暴力破壞能夠服務于反戰”這一邏輯。關于這個問題，東亞反日武裝陣線重要成員大道寺雅志零零散散講過一些，但不成體系。以下是我基于他們的做法，擴展的體系論證：

第一步，打斷粉飾：只要戰犯能被供奉、殖民能被叫作“開拓”、企業能用“發展”遮住戰時收益，反戰話語就會被禮貌地消音；把這些物象炸出裂縫，等于把遮羞布扯掉。第二步，揭出連續性：以公司與項目為坐標，指出戰時軍需與戰后繁榮之間的人員、資本與技術連續，逼著社會承認“加害并未在1945年終止”。第三步，頂層問責：如果天皇仍被擺成“無害象征”，戰爭體制就缺席了真正的責任人，于是只能一遍遍重演“只談受害、不談加害”的和平敘事；把以天皇為首的戰犯當作目標，是把這個問題正面拋出。

這本小冊子出版在1974年3月，由“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狼”組主筆與排印，“腹腹時計”的日語發音是“哈拉哈拉·時計”，就是定時炸彈倒計時的擬聲詞。

就是我在這篇文章里說的：日本左翼把法西斯戰犯挫骨揚灰，策劃刺殺天皇；日本右翼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所以說不分“左”“右”能成嗎？不講意識形態能成嗎？

說句題外話，《腹腹時計》這本小冊子流傳到了韓國，結果被樸正熙政府給禁了。看起來很迷惑，韓國不也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嗎？日本反戰義士還特意挑三月一日給你們致敬呢。但其實很好理解，因為樸正熙政府也是右翼軍政府，什么叫親不親階級分啊，什么叫全世界反動派聯合起來啊~戰術后仰~

所以這又回到了老生常談的話題：不講意識形態是不行的。回望那批七十年代以爆破歷史神龕為己任的日本左翼，不難看出，他們之所以能跳出“戰敗國”那套自憐的敘事邏輯，是因為他們曾真正接觸過一種與日本民族性格格格不入的思想資源——共產主義，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經驗，特別是毛澤東思想。

在那個年代，毛澤東不是一句口號，不是電影海報上遠眺山河的輪廓，而是一種徹底批判現存秩序、揭穿歷史謊言、號召人民覺醒的現實力量。他不僅在中國掀起改天換地的人民戰爭，也在日本的青年、工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中，激發出另一種對“歷史責任”的感知。他們不是站在日本的立場上“反戰”，而是以亞洲被壓迫者的立場審判日本自己——這是戰后日本思想史上極為稀有、也極為清醒的一刻。

正因如此，我們今天有必要重新認識——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中國現代史的革命動力，更是中國在有史以來影響范圍最廣、影響力最大的文化輸出。

今天既然說到了日本話題，再講兩個我所敬佩的日本人，大家很有可能都曾在電視新聞中見過他們：

他是小林寬澄，1919年生人，1940年參加日本侵華戰爭，1941年在山東被八路軍俘虜。被俘后的小林寬澄依然受到軍國主義思想所毒害，數次逃跑失敗，又先后兩次自殺，但都被八路軍同志救了下來。

后再來我們優待戰俘、思想教育的感召下，幡然悔悟，隨后自愿參加了八路軍，積極進行反戰宣傳工作，成了反戰同盟濱海支部的支部長，1946年小林寬澄光榮入黨，成為了一名外籍中國共產黨黨員。

1954年妻子生下兒子，適逢中國頒布了第一部憲法，小林同志便就以“憲明”為兒子名字，以“友好”為小名。

1955年，小林同志回到日本，一直被日本政府監視，直到85歲才得以解除監視，獲得自由。然而在如此高壓的氛圍下，小林同志依然為中日友好交流、揭露日本戰爭罪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2005年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邀請了小林老人前來出席；2015年9月2日，因為小林老人在抗日戰爭中的巨大貢獻，國家為他頒發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紀念章。

2016年3月26日，小林老人完成了他要去毛主席故鄉的愿望，在韶山毛主席銅像前熱淚盈眶，敬上一個軍禮。

2019年1月16日，光榮的共產主義戰士小林寬澄同志在日本去世，享年99歲。

一個日本人，終生投入在了反對法西斯、宣傳和平的偉大使命中；一個中國人，在靖國神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毛主席說過：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作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軍國主義把人變成鬼，社會主義把鬼變成人。

還有一位日本軍醫山崎宏，日本戰敗后本著“贖罪”的想法留在中國義診，沒想到這一留就是七十余年。他給人看病不要錢，只要糧食和生活用品——就算不給也不會不給你看病，成為了濟南城內有口皆碑的“兒科神醫”。

在接受電視臺采訪時，他用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說：“為人民服務是最高的美德，世界上哪有再比這更美的事？”

2010年，山崎宏老人病逝，享年103歲。根據老人生前的遺愿，他的遺體捐獻給了中國紅十字會。

兩位日本同志發自內心地說出“為人民服務”，說明他們完全認可了毛澤東思想的靈魂。不但“六億神州盡舜堯”，全世界人民也是“舜堯”。

主席詩詞《念奴嬌·昆侖》中這一句“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最初的原文本來是“一截留中國”，“還東國”是1963年出版《毛主席詩詞》時修改的。為這個修改，毛主席親自批注：改這一句，是因為不能忘記了日本人民。因為即便是日本人，也有“從鬼變成人”的潛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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