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現在怎么樣了？

英國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的昔日榮光是否日漸式微？21世紀AI時代的大國牌局上，英國還有足夠的砝碼嗎？今夏，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蘇錫嘉教授隨中歐創投營，前往英國倫敦、劍橋游學，主題是“英國的傳統與創新”。雖然蘇教授到訪過倫敦多次，但在此次為期五天的游學之旅中，他通過企業參訪、學者講座、當地創投環境考察等多種形式的體驗和觀察，還是新增了不少收獲，也更新了不少固有的認知，皆匯于這篇隨筆中，以饗讀者。

英國，尤其是倫敦，是現代文明世界發展的重要貢獻者，也是現代法制和商業運行規則的重要決定力量。美國保守主義理論家拉塞爾·柯克曾這樣列舉美國從英國所接受的一些最重要的制度和影響：“被我們繼承下來的法律體系、代議制政府的核心要素、我們正在說的語言、偉大的早期英國文學、仍在影響著美國社會的社會規范、作為我們現代經濟之基石的基礎性產業和商業、被美國模仿的學校和大學、作為我們物質遺產一部分的諾曼風格和英格蘭哥特風格的建筑，以及在美國民主體制中仍能找得到的紳士的觀念。”（《美國秩序的根基》中文版第185頁）

英國的這些“遺產”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影響，中國也不例外。英國文明對近代中國（尤其是上海）的影響深遠且復雜，這種影響既是殖民侵略的產物，也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這種影響滲透在經濟、制度、社會文化、城市空間等多個層面，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今日上海的獨特面貌。

《南京條約》（1842年）后的五口通商以及《虎門條約》（1843年）后設立的英租界（后與美租界合并為公共租界）直接打破了清朝閉關鎖國的狀態，使上海從傳統江南市鎮迅速轉型為近代國際貿易港口。隨之而來的是上海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核心樞紐，英國資本主導了上海近代金融業的建立。租界成為英國文明在中國最集中的展示窗口，其制度設計對中國近代城市管理和法律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近一二十年來，我們關注的熱點話題中英國的身影似乎越來越少。當我們談論互聯網、數字化、區塊鏈、AI（人工智能）這些時髦的話題時，很少會把英國扯進來，好像英國是一個落伍的老人。英國在創新大潮中落伍了嗎？我們帶著這個疑問踏上了游學之路。

01

歐洲的經濟現狀與出路

我們游學上課的地點在倫敦國王學院。古意盎然的校園帶著暑期特有的慵懶放松的氣息，游蕩、休憩在校園綠蔭下的主體已不是青春好動的大學生；目之所及，一半是游客，一半是像我們這樣參加各種研修班的社會人士。學生放假，學校卻不放假。

給我們上課的第一位教授是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擁有爵士頭銜的克里斯托弗·A.皮薩里德斯教授（Sir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他曾在2012年幫助塞浦路斯走出金融危機，又在2020年主導了希臘的經濟復蘇，享有“復蘇專家”之譽。他講的主題是“歐洲的經濟現狀和出路”。他用數據說明，歐洲已經從金融和債務危機中走出來，失業率已降至正常水平，投資和經濟都在增長，盡管增長速度還比不上美國、中國和印度。歐洲的一大特征是歐洲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人均生產率和收入最高的是西北歐，其次是南歐，再次是東歐。

總體而言，歐洲的小時勞動生產率只有美國的60%，卻是中國的3倍。當然，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遠在歐洲之上。雖然從危機中走出來了，但歐洲國家的憂慮絲毫沒有減少；它們現在面臨的挑戰主要是來自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如韓國和日本，以及美國的競爭壓力。

皮薩里德斯教授認為，歐洲已錯失新技術發展的機遇。美國企業如蘋果、谷歌、亞馬遜、Meta等主導著歐洲市場的數字化服務，且這些公司都是在近30年內成立，而歐洲同一時期卻沒有誕生任何類似的偉大企業。相比美國，歐洲最大的企業規模偏小、歷史悠久、集中于仍在使用老舊技術的傳統行業。

世界十大獨角獸企業中，美國和中國各占4家（中國的是字節跳動、螞蟻集團、希音和微眾銀行），馬耳他和澳大利亞各占一家。2024年的風險投資，美國獨占全球60%的份額，中國（384億美元）和歐洲（329億）差不多，但中國的投資更為集中，更有規模效益。

歐洲如何趕上？皮薩里德斯教授認為癥結是創業環境不佳，而要支持創業就必須放松監管，類似《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的監管已經給數字領域的創新帶來沉重的壓力。但減少監管會加劇不平等，這令許多歐洲國家感到不安。看來歐洲需要先加強一體化，才能就平衡創業和監管達成一致意見。這實施起來難度不小。

坦率地說，教授講課的內容并無多少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盛名之下，滿懷期待的我們難免有些失望。

02

漫談AI發展

沒料到，隨后的講座重新點燃了我們的學習興趣。倫敦大學學院的彼得·本特利（Peter J. Bentley）教授以“人工智能的商業機會”為題對這一領域做了精彩的討論。

本特利教授學習、講授人工智能，也在這一領域指導博士研究生。他的學生中有成功創業后企業被巨頭收購從而實現財務自由的，也有在DeepMind這類行業頭部企業做技術骨干的，而他卻半是安心半是無奈地在大學里當客座教授、AI顧問、自由撰稿人，靜觀AI行業人來人往，潮起潮落。

AI不是最近才興起的，對AI的追逐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克勞德·香農1951年做出來的能自主走出迷宮的機械鼠其實就是AI的雛形。50年代，對AI的研究興趣集中在兩個領域：基于神經網絡的AI和基于邏輯與規則的AI。

到了60年代，AI的發展達到一個高潮，一些專家相信能夠思考、能夠代替人類完成大部分工作的機器人在20年之內一定會產生。

到了70年代，樂觀情緒消退，因為大神們預測的美好都落空了。AI經歷了第一個寒冬，AI這個詞都不見有人采用。

AI再次回歸大眾視野要到80年代。1982年日本通產省投資了570億日元，次年美國宣布了耗資10億美元的戰略計劃，催生了一批超級計算機以及數百個學術研究和工業項目。但很快，這些項目無疾而終，頭頂光環的明星企業也陸續歸于寂靜，煙消云散。

90年代是AI的低谷，其重返舞臺要等到2000年以后，因為有了一批實力超群的大公司當主角，比如谷歌、DeepMind。AlphaGo打敗人類頂尖圍棋選手讓普通民眾也知道了AI的威力，巨量的資金涌入已經勢不可當。

然而，狂潮之中泡沫越來越多，亢奮的情緒支配了整個行業，最典型的要數自動駕駛。2013年日產率先宣布將于2020年前推出自動駕駛汽車；奧迪緊接著宣布下一代A8將在2018年實現完全自動駕駛；2015年豐田預計會在2020年銷售自動駕駛汽車；福特、大眾、寶馬、通用紛紛宣布類似的時間節點。馬斯克更激進，高調宣布首款自動駕駛特斯拉將在2018年問世。所有的預言無一例外全部破滅，投進去的超過1000億美元投資打水漂不說，試行的車還引來一批官司。

現在，AI行業放眼望去，是更恐怖的資金投入、更大規模的數據和模型。問題是，大公司之外的我們，商業機會在哪里？

本特利教授用了淘金時代的例子來說明：當大家一窩蜂涌入淘金行列時，絕大部分人都是空手而回，真正賺到錢的很可能是路邊賣掘金鏟的人。按照這個思路，我們不妨從AI周邊產業入手尋找商業機會，比如AI相關硬件（存儲系統、服務器、網絡設備等）的生產，AI基礎設施，數據中心與能源基礎設施，等等。他列舉了一長串可能的技術支持和周邊服務領域，對我們這些技術小白而言，很多領域聞所未聞，但背后的商業邏輯還是清楚的：不要輕易踏入大模型，而是要積極投資于使AI方便使用、安全、可拓展的企業。當然，大模型還是最激動人心的，如果你有足夠的創意和資金的話。

此外，AI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斯蒂芬·霍金就曾警告：“成功創造AI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但也可能是最后一次。”AI可能創造出偽造的景象和誤導受眾的產品宣傳，AI創造的色情產品會挑戰現有的法律法規，AI會帶來失業等社會問題，AI也會消耗巨量的能源，從而帶來環保的壓力。

總之，高潮和低谷，泡沫和破裂，發財和巨虧，它們一路伴隨AI走過來。認清這個規律，未來碰到一點挫敗大概就不會太沮喪了。

03

倫敦企業參訪速寫

在倫敦的參訪從倫敦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倫交所）開始。英國作為開現代商業風氣的國家，倫交所理所當然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交易所，但它現在的規模和增長都遠遜于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一度還曾傳出可能被香港交易所收購的傳聞。

倫交所的不安和不甘，我們一進門就感受到了。接待我們的是倫交所國際業務拓展的主管，一位在中國出生的專家。她的工作重點之一是中國業務的拓展，讓更多大中華地區的企業來倫交所上市。倫交所對中國企業可謂一往情深，但面臨上市地選擇的中國企業很少會優先考慮倫敦，這種興趣的錯配短期內無法改變。然而，隨著美國資本市場對中國企業的開放程度大幅下降，倫交所其實是有其獨特的價值的。

蘇錫嘉教授代表創投營為LES嘉賓送上禮物

位于倫敦的彭博社歐洲總部是我們參訪的另一家企業，它是彭博社在全球的首個全資設計建造的建筑，充分體現了彭博社創始人布隆伯格先生的理念：自由、透明、個性和專業。這些理念在建筑中化為精細的設計細節。所有的房間，包括大老板的辦公室和會議室都是玻璃門墻，連電梯都是透明的。一個若大的公共空間擺滿各種飲料食品，人們穿梭往來，完全不像是上班的樣子。

彭博社的全球首席內容官和我們分享了他們怎么確立和開展研究項目，怎么幫助用戶用好彭博社的產品。據說，彭博社每賺1美元，85美分都用作慈善。彭博社的分享從技術層面講，未必對我們有多大的幫助，但他們獨特的公司文化所帶來的創造力和朝氣蓬勃的公司氛圍讓我們感嘆良久。

游學計劃中參訪的下一家企業是谷歌旗下的AI明星企業DeepMind，可惜，這類高科技企業現在對中國訪客都關上了大門。幾經努力，仍不得其門而入，令人徒嘆無奈。我們只能另覓場所，幾經周折才請來該公司的華裔高管和我們分享。看得出來，分享的嘉賓也是顧慮重重，所講的內容基本上都是淺嘗輒止。英美對中國科技發展的戒備和打壓讓我們感受到了一絲寒意。其實，一味的戒懼和阻隔對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目前的狀態下，我們能做的就是堅持民間的交流往來，增進相互了解和互信。我們的游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努力的體現。

04

英國的創投環境

因為是創投營組織的游學，我們特意去訪問了位于倫敦和劍橋之間的一個創業孵化園。這個孵化園由著名藥企葛蘭素史克（GSK）發起成立，政府給予一定的支持，但園區獨立運營。符合條件的創業生物醫療企業可以極低的租金入住，但使用儀器、設備和耗材需要付費。其運作理念和方式與國內的產業孵化園大同小異。

聽說有投資人來訪，園區的創業企業紛紛來自薦，來不了的也托園方代為轉送自己企業的融資需求。據說最近幾年英國出現了很多類似的孵化園，政府和社會在高科技領域扶持創業企業的急迫心情不言而明。英國的市場容量大概很難產生世界級的偉大企業，但在雄厚的研究力量和政府積極推動下，英國出現一批富有特色的獨角獸創業企業還是很有希望的。

在本次游學過程中，我們也與數位在英國創業或創投的中國人做了深入交流。英國幾家著名的大學，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都有不少中國學者，他們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都是卓有所成。如何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轉化成產品，進而轉化成商業回報，是他們始終念茲在茲、縈繞腦中的大事。

盡管英國的研究環境非常有利于醉心于研究、發明的學者，但英國（歐洲其他國家也差不多）的工業化應用場景單薄，加上監管嚴苛，研究成果經常不得不束之高閣。而中國發達的制造業和巨大的市場容量給研究成果的商業應用提供了最好的消化機會。

來自劍橋大學的一位中國籍教授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我們解釋了劍橋大學如何鼓勵他們創業，把研究成果轉化成造福社會的商業應用，做到學校和教授雙贏。

校友楊勁松和我們分享時很有創見地指出，劍橋與中國存在一個“創新鴻溝”，劍橋精于“0到1”的顛覆式創新（如量子計算、AI制藥），而中國則強在“1到10”規模化落地。這恰是互補契機。

有在英國專注生物醫藥領域的中國學者告訴我們，歐洲著名大學的基礎醫藥研究非常發達，但臨床應用的監管過于嚴厲，手續煩瑣，審批緩慢，研究人員非常無奈。現在有中國企業牽線搭橋，幫助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及創業企業進入中國，和中國臨床應用的相關部門聯合推進新藥的落地。由于中國的相關規定比較簡化和靈活，因此大大加速了新藥的篩選進度，并給急需突破性新藥的患者帶來福音。“技術收購、品牌升級、渠道整合”或許是中國企業走進英國市場最適合的策略。

由我們的所見所聞可以看到，歐洲的嚴謹和中國的靈活，歐洲政府的繁文縟節和中國企業的見縫插針可以形成恰到好處的互補。在這條路上，先行先試的創業企業已經看到了成功的曙光。

劍橋大學的尹一丁教授和我們分享了他對中國企業出海的觀察和思考。尹教授對目前中國企業出海現狀的判斷是：大多數中國企業仍處在初期探索階段至市場進入階段，在國際化管理與人才、本地客戶洞察和品牌建設等方面存在顯著短板，離規模化國際運營仍有一段距離。

2024年以來，中國企業出海出現了幾個新的跡象：傳統產業加速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基建與科技企業積極出擊中東，新能源與先進制造探索歐洲。中國企業已經由全球銷售進化到了全球經營，但離成為全球化公司還有很長的距離。

要成為全球化公司，我們缺的是對全球化市場的洞察和決心，對全球化人才培養、使用和管理的能力，以及全球化企業文化的建立和完善。我們一些企業人出海了，但心態還是國內的，無論什么決策，都要換算成人民幣和國內成本水平來對比。手腳放不開的結果是，產品是半吊子，經營方式也是半中半西，或者是不中不西。

我們在倫敦所坐的宇通大巴也許就是一個最直接的例子。宇通的大巴產業是非常成熟的，產品也有相當的競爭力，宇通開拓國際市場布局已經有好多年，也成功打進許多國家和地區。

英國道路交通的特點是靠左行駛，交通法規要求駕駛位必須在車的右邊。宇通入鄉隨俗，把駕駛位改到右邊，上下車的門也隨之改到了左邊。但宇通大巴還有一個后門，后門邊還有一個簡易的衛生間。如果把后門也改過來，整車的框架就必須重新設計了。估計宇通評估了完全推倒重來的成本和左行市場的規模，覺得得不償失，于是就推出了只改前門，不改后門的半吊子產品。大巴行到路上，靠路中央的一邊居然有一扇門，有點匪夷所思。所以，宇通的大巴在倫敦，就我們所見，只有中資背景的旅行社才會使用。

在發達國家，我們的產品想進主流市場，尤其是中高端市場，必定是障礙重重。有技術，有實力，有決心，未必一定能成功。樹立品牌形象，贏得主流客戶的認同，用權宜之計基本上注定是不會成功的。品牌在一個新市場上的機會往往只有一次，市場認知一旦形成，再改就難了。當然，我希望宇通是一個例外。

05

純正倫敦人之印象

認識英國，認識倫敦，在相當程度上就是認識現代商業文明的根基。我前前后后去倫敦總有十來次了，每次都有新的收獲。盡管去了這么多次，但我和“土著”倫敦人的交往還是非常有限，更談不上有什么系統的認識。即便像我的孩子，在倫敦讀書四年，交往的地道倫敦人也不多。

這次游學，我們特意請了在政界和學界都相當活躍的尼克·馬丁（Nick Martin）教授來講英國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如何和英國人打交道。我們印象中的英國人，有教養、禮貌、自豪、幽默、冷漠，其實這也是世界各國對英國人的普遍印象。教授告訴我們，英國人注重禮貌和禮儀到了極致的地步，他們很少顯露自己的情緒，不希望別人覺得自己太努力、太認真、太投入。英國人對業余高手的尊重遠超對專家學者的推崇；“輸得有風度”比獲勝更受人喜愛。

英國人的分寸感和保持社交距離的習慣讓外國人疏離于“純正”的英國人，但也因此而得到了一個相對自由、自主的發展空間。倫敦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優秀人才，這或許也是一個原因。

有一次到倫敦，我特意去位于倫敦的華為風險控制中心訪問，因為我一直困惑為什么華為要把風險控制中心放到那么遠的地方去。華為風險控制中心的中歐校友告訴我，任正非之所以執意要把風險控制中心放到倫敦，最重要的原因是倫敦集中了一批世界最優秀的風控專家。把這些頂級的專家吸引來中國工作目前還不現實，但在倫敦聘用還是可以的。倫敦的江湖地位可見一斑。

在倫敦期間，有一次我坐地鐵出行，進入地鐵站，看到站臺上擠滿了人。原來是地鐵故障，什么時候能夠恢復正常還不知道，候車的人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了，大家安安靜靜地等待。地下是老舊的站臺，久盼不來的地鐵，地面上卻是風光無限的世界第一城。新和舊，時尚和過時，紳士和流氓，奢華和窘迫，放在倫敦這座城市中，好像并不違和。

看不盡的倫敦，看不透的倫敦，值得一去再去。

教授簡介

蘇錫嘉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榮譽退休教授，在中歐任會計學教授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會計學系副主任、副教授。

蘇錫嘉教授畢業于加拿大蒙特利爾市Concordia大學，獲得管理學博士學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別獲得廈門大學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蘇教授主要從事國際會計、審計、公司管理、中國會計與審計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課題主要包括家族企業的公司管理、審計員的崗位輪換、審計質量以及盈余管理。

蘇教授的研究發表于眾多知名的期刊，如《審計：實踐與理論》《亞太會計與經濟研究》《會計與公共政策期刊》《國際會計期刊》《中國會計與金融評論》《國際會計研究》《國際審計研究》《當代會計研究》等。

文中創意圖片已獲視覺中國授權，部分圖片由中歐創投營英國游學團供圖授權。

編輯| 李鈺婷

責編| 岳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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