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不是因為誰的邀請

文 | 劉夢龍

前段時間，網絡名人吃瓜蒙主在直播時提出的“日本九一八侵華滿清邀約”論引發了相當大的爭議。正值最近中日關系處于近年最緊張時期，這種觀點還是很有必要辨析一下。本文分為四個部分，包括對相關爭議言論的看法、相關歷史教訓的總結、對吃瓜蒙主相關輿論現象的看法，還有對當下社會群體觀念和意識的一些個人看法。

日本侵華在先且為主

在抗戰，特別是東北淪陷的過程中，有一部分前清余孽主動投靠日本人，這確實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但這不影響日本侵華的主體性。我們要清楚，是日本侵華在先且為主，由此，才有了一些或主動，或被動投靠它的漢奸。而這些漢奸，自始至終也只是日本人招之來，揮之去的工具和走狗罷了。

歷史上的熙洽本人，在偽滿建立后毫不識趣，居然還真以為可以借日復清，上躥下跳。其結果，是被日本人一腳踢開投閑置散，最后丟去修家譜了。

當然，更不存在誰放大日本侵華野心這個說法。日本侵華的野心由來已久，早可以追溯到豐臣秀吉，最晚形成系統理論，也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末期。

明治日本一建立，第一大分歧就是要不要馬上征韓，代表人物就是三杰之首的西鄉隆盛。而征韓，實際就暗含了要和朝鮮的宗主國中國開戰。早在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就已經赤膊上陣，初展侵華野心。再經過甲午，日俄兩役，日本對中國東北的覬覦已經連其國內學童都知道了，稱之為日俄戰爭的戰利品。從明治開國以來，日本就從不掩飾對我國的領土野心，侵略中國始終是它的基本國策。

當然，更重要的是當初日本人為自己侵略行徑辯解時使用了一套說辭，是正式向當時國際社會做如此宣稱的。也就是日寇稱因民國治理不善而受清室邀請，進入東北故地協助清帝重建秩序，即建立偽滿洲國。還有后來的偽蒙德王政權，也采取了類似說辭。

之后，日本就一直堅持蒙滿具有獨立性，不承認其屬于中國問題的一部分。為此，日本不惜退出國聯，拒絕一切國際斡旋，把占據蒙滿作為不容退讓的底線，直到引爆太平洋戰爭，最終導致日本帝國覆滅。

這實際上就是把蒙滿分割于中國之外，和當時日本歷史研究界提倡的蒙滿非中國論正好形成了相互呼應。事實上，偽蒙和偽滿，從始至終其權力都在日本人手里，是純正的傀儡政權，就連被非議甚多的李頓調查團也同意此結論。

自然，這套托詞和蒙滿非中國論也都被民國和新中國所系統性駁斥了。所以，在蒙滿問題上，日本侵略的主動性是必須格外強調的。相對的，引日本入寇之類的說法，不管本意如何，肯定是不妥當的。

當然，我們不要把人往壞處想，可能吃瓜蒙主的本意是要強調滿清及其余孽一直在禍害中國，根深蒂固，貽害至今，形成一個連續性的敘事。尤其是最近網絡上很多人形成了一種論調，這種論調中滿清余孽似乎扮演了一種中式猶太人的角色。

不過，這個說法還很難說邏輯自洽，持這種意見的人經常自己也未必能說得太清楚。比如吃瓜蒙主的擁護者中常見“滿遺”這個詞。“滿遺”一詞由來已久，大概指滿清的遺老遺少，也就是進入民國后，還以前清遺民自居的那部分人。這些人中當然有滿人貴胄，但主要還是一些有前清科舉功名的舊士人及其子弟，包括后來落水當了漢奸的鄭孝胥、羅振玉、張燕卿兄弟。總的說，歷史上的這群人，民族屬性其實不太明顯，階級屬性倒是比較明顯。

而當前網絡上很多人說的“滿遺”，則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集合體。它是雜糅了階級敘事和民族敘事的一個特殊概念，是一種虛實結合的當代反動派。甚至它的主體不是一定指向那個滿，就像一些反對猶太人的人，經常也是借此反對另一些不便言說的東西。

“滿遺”這類說法顯而易見帶有民族主義情緒，使用者往往強烈要求清除歷史領域的模糊化敘事，減少帶有區別性，片面性的少數民族優待政策。但也有的人實際上是在借古諷今。他們擔憂當下某些官僚和專家學者，向舊反動派取經，大搞土洋結合，同時吸收東西方糟粕，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帶偏。如今流行的洪宇宙，內核剝開來就是類似敘事。總之，它很靈活，既可以明指，也可以暗指，足以涵蓋從右到左的各種政治光譜需求。

過去歷史的一些教訓

既然這段爭論是由熙洽勾結日本侵占東北的舊事而起，我們不妨也稍微回顧一下這段歷史，由此確實能得到一些至今有益的認識。

就像前面說的，滿人中的宗社黨人是有賣國行為。熙洽一有機會，就勾結日寇，積極參與建立偽滿洲國，連溥儀都說他和日本人相互勾結，是有主動成分的。但另一邊，同樣出身前清望族的誠允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后來也臨危受命組織吉林民眾繼續抵抗，支持馬占山抗日，協調馮占海為首的民眾自衛軍。

當時吉林41縣，賓縣抗日政權控制了29個縣，熙洽坐鎮長春，又得到日本人不斷支援也才控制12個，人心向背可知。誠允等人組織的賓縣政權不但壓制了熙洽的偽政權，民眾自衛軍甚至一度反攻哈爾濱，幾乎生擒熙洽。直到日軍親自上陣，內外無援，賓縣抗日政權余部力竭不支，才不得已陸續入關避難。

通過這段歷史，我覺得確實能得到一些經驗教訓。從史實而言，日本確實是萬惡之源，是近代侵略的主導者，這毋庸置疑。若沒有日本人這個大老板出人出力，最后赤膊上陣，熙洽等前清余孽不過是跳梁小丑，再怎么搞陰謀詭計，轉眼就被誠允、馬占山、馮占海等東北地方愛國人士原地按死了。他所能掀起的小浪花絕不會超過張勛復辟的鬧劇。

不過，熙洽確實是一個典型的舊時代精英混進新時代，暗藏野心，待時而發的例子。我們的近代進程中，既有新舊交替，自然也有新舊交融。古老帝國走向現代化，舊時代的精英在新時代發光發熱，有很多正面例子；但舊時代的余黨，繼續攪亂風云，負面例子確實也是很不少的。

人才難得，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可謂百廢待興，對各方面的人才更是如饑似渴。因此舊時代的精英，不論出身，不可避免要裹挾著一起進入新時代。由此，我們的社會一定程度依舊延續了舊時代精英集團的影響力，當然也遺留了不少舊時代的歷史積弊。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熙洽之流也不過如此。畢竟他只是舊時代的殘黨，如果不是特殊的歷史環境，他能起的破壞力是很有限的。相反，在抗戰中，真正起了很大破壞作用的大漢奸，比如偽滿的張景惠，冀東的殷汝耕，頭號大漢奸汪精衛，共同賣國的黃俊，黃晟父子等等，這些人都是當時民國的實權人物，很多人參加過辛亥革命，甚至追隨過孫文先生。

他們本該行為國范，做出表率，用手中的權力為國家和民族謀福利。但他們在功成名就后只顧權勢，很快就腐化墮落，所起的破壞作用比誰都大。

甚至，沒有落水當漢奸的親日派，如何應欽等，他們雖然能力有限，但始終占據高位，抗敵無能，但借抗戰維護權勢，聚斂財富，卻格外精通。他們對抗戰事業所造成的破壞，對人民造成的禍害，未必就遜于那些落水漢奸，甚至不亞于日寇。

自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處于一種危急存亡的狀態，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危機，國運不絕如縷。在這樣的狀態下，危機越重，國族意識也越強烈。抗戰以來，我國經受住了歷次大的考驗，國家民族得以生存并發展到現在，一般國人也普遍懷有和衷共濟，相忍為國的覺悟。

然而，長期的國勢不振和連續的民族危機，確實也產生了很多動搖分子。這些人或明或暗，子孫相傳，因為種種時代局限，始終沒有得到徹底清算。他們長期掌握著一些資源，又格外擅長內外通吃，隱隱形成了一個新舊結合，如城狐社鼠般的特殊階層。

迄今為止，我國外部的威脅始終是存在的，力量還很大。無論是外部直接培養的漢奸，還是我們內部自行生成的腐化分子，也都致力于勾結外部的反動力量以成事。由此，形成一種內外勾結，內奸引外鬼的標準路徑。內奸必聯外鬼，外鬼必有內奸，兩者是一種伴生關系，共同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上，造成了一種迄今未能完全消除的百年之患。

百多年來，肆無忌憚的外部干涉就像一個放射源，不斷導致我們內部問題的畸變，劣化，使小問題成大問題，不斷誘導、產生出新的腐化和動搖分子。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承平日久，多講團結，少提斗爭，不免積弊日生，使大量內部問題陳陳相因，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始終缺乏一個系統性的清理。

當代，我們的內部問題已經日益凸顯，特別是對舊時代殘余的改造清理，對新時期權力的人民監督。這是當代的諸多亂象之源，愈演愈烈，亟待新時期的系統性整頓。但治病要治本，化被動為主動，消除清算始終在覬覦、危害我們的外部反動力量，同樣不可避免。說到底，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是不能單獨解決的。

輿論現象背后的社會意識

談完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再談談吃瓜蒙主本身。我覺得還是應該把她當作網絡名人，而不是意見領袖。她確實輸出了一些看上去有些激進的看法，但這些看法不是創見，而是本身在所謂主流輿論之外已經長期存在，日益洶涌。

客觀地看，我認為吃瓜蒙主的觀點輸出不能說有很強的嚴肅性，或者說多深的學術性，不免是會有瑕疵的。自然，也有一些見識較高的網友，覺得她深度不夠，功課不足，講了一些不嚴謹，不考究的東西。但她確實很好地抓住了當下很多人的情緒，這也導致她的很多言論，在傳播過程中情緒天然被放大。可能她說了一分的話，但很多人由她的話想到三分，乃至十分。

這種局面可能就是一種傳播策略，是針對當下社會思想和輿論管理尺度有一定分析后的結果。尤其是她的大量切片，造成的二次、三次傳播，本身就容易造成內容的變遷和異讀。這在擴大她影響力的同時，又很難把責任追到她的頭上。這大概是目前很多網絡名人普遍的一種生存策略。不過作為網絡名人，尤其是她本身也立足于爭議性話題，時間長了，失言也是再所難免。

不過，我們還是要著眼于輿論現象背后的問題。從根子上說，最近幾十年來，我們的社會發展一日千里，當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卻相對滯后，逐漸落后于社會的快速變化。這種不適應，導致它經常很難用來解釋當下社會的各種復雜現象，充滿了各種爭議，不免使人可以隨意發揮。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人們天然有這樣的需求，需要有人給他們提供一個不管準不準確，起碼可以解釋當下現狀，厘清個人定位的東西。從東方到西方，這種自我定義的需求既迫切又普遍，也帶來了社會思潮的涌動和大量社會問題。

我們都熟悉毛主席提出過中國革命的第一個問題，“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但顯然，這句話隱藏著第零號問題，誰是我們，我們是誰？人終究是社會的動物，生活在集體之中，以集體的方式協作。

當代社會，人們日益原子化，與之相伴的是我們過去支撐主流意識形態的集體主義敘事日益消解。看似每個人都置身于一個宏大的敘事之中，我們是國民，是社會主義建設者，人人都是同胞，都是同志。但實際上，在這樣過于宏大的敘事中，人們難以感知到具體的我，具體的邊界，具體的利害關系。

這時候，人們就會迫切地去尋求更具象，更觸手可及，更能得到自己認同的答案。我們是誰，誰是我們，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第一個是對自我的定義，第二個是對攸關我利害關系的定義。

這個答案不是某個權威給的，是需要得到人們自我認同的。只有兩個問題都清晰，具象化了，人們才說得清，我要爭取什么，我有什么要堅持，我有什么可讓步，我支持誰，我反對誰。這一系列問題，是當代社會在解決了溫飽之后，人們精神層面的普遍需求，也是對長遠未來的起碼展望。

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我們再看吃瓜蒙主和她的擁護者，就覺得無足為奇了。毋庸置疑，當代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崛起，族群意識在強化。以族屬來劃分人，這是最簡單、最古老、最基本的我們是誰，誰是我們。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承認，很多舊的政策，舊的認識已經時過境遷，不適應當下的社會環境，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典型就是吃瓜蒙主主攻的領域，我們當下的民族敘事和民族政策。這是如今特別多人不滿的領域。不僅是漢族，甚至很多少數民族同胞，特別是一些話語權很弱的小民族，其實也是不滿意的。

當然，這些年來國家在民族政策領域已經做了很多調整，并在不斷改進。但我們也要承認，這個領域有不少政策滯后的地方，并造成了許多亂象。幾十年來，大量的人從中得利，從上到下已經形成了路徑依賴，因此是不好改的。甚至，其中很多有力者是漢改少，是官僚，是舊時代的遺老遺少，并不能代表該民族普通群眾的利益。

既要明確“我們是誰”，更要明確“誰不是我們”

不過，我們也要理解，為什么很多人會擔憂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甚至覺得主體民族自我意識的強化有風險。因為，明確了我是誰，誰是我們，等于在另一個層面，明確了誰不是我們。這從大局立場來說，當然也是可擔憂的。然而，擔憂，指責是沒用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拿出一個大家能認可的東西來。

這就像過去我們社會普遍用階級敘事代替民族敘事，再用集體敘事來團結大多數人。但如今，我們確實淡化了階級敘事，大多數人也不再生活在大集體中。那么，怎么解決當代的意識形態問題，為人們提供一個有效又能團結絕大多數的基本答案，這是擺在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現實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當前是有很多東西要探索的。但我還是要指出，精神不是脫離物質存在的，社會思潮也是可以有效引導的。共同意識的形成，往往是以共同的利益為基礎，過去的階級敘事本身也是以共同的階級利益為基礎。

所以我們不如反問，一個當下相對主流的共同立場，比如國族意識，它的基礎會是什么。顯然，是大家要一起維護這個國家，國家進步了，我的生活也變好了，所以國家興衰和我是有關系的，我要努力支持國家。

只要我們的社會還能維持這個共同立場，那么大立場下有人們的小立場，大集體中有小派別，就是正常和可以接受的。很多人過去習慣了集體主義下的統一敘事，習慣個人服從集體，不適應當代這種迅速發展的立場細分。但只要我們的社會還是市場經濟環境，社會成員的原子化還廣泛存在，經濟和社會基礎就決定了社會的基本形態。

畢竟，村里分豬肉，都有人挑肥揀瘦，何況我們一個泱泱大國，十四億人口之眾，天南地北，從社會發展到文化習俗，各方面的差異巨大。有一個基本共識，社會各階層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小分歧，大團結，這就是一個現代化社會的正常與良性狀態。

順著這個思路，當代社會要如何重新提出一個清晰可見，廣泛認同的我們，也就是要重新構建一個有力的基本共識呢？我覺得，這個立足點應該是進步與分配。

我們當然還需要社會的進步，我們還普遍期待更好的生活。但在社會進步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人們是否對社會進步懷有認同，自認是進步的受益者和支持者。由此，愿意維護這個國家，這個體制。這又只能取決于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與否，取決于社會治理的公正與否，取決于人們覺得未來是否有奔頭。

不過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的社會各階層，對誰是我們有一定分歧，但對誰不是我們，倒是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共識。這是華夏文明的一個特殊優勢，也是我國百余年來，無論外部壓力多大，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依舊可以堅持，始終團結，并發展至今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像我前面說的，即使我國的一般人，也普遍懷有和衷共濟，相忍為國的覺悟。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經歷了重重磨難，形成了很強的內部凝聚力，而這又是基于一系列廣泛共識和獨立的文化傳統。

就比如，在管控毒品這樣的問題上，我國社會是有普遍共識的，那就是嚴防死守，絕不放松。這種共識又使我們明顯區別于新自由主義泛濫的當代西方社會，從而鮮明區分了我們和他們。只要我們的這種共識還廣泛存在，西方社會越是在新自由主義領域泥足深陷，惡疾叢生，我們就會越團結，越和他們劃清界限，越能借助他們來明晰我們。

但是，假如像某些國際化專家所指望的那樣，我國也大搞毒品的輕罪化，去罪化，大搞新自由主義那套，那么最終，我們在方方面面也變得和西方社會一樣。屆時我們又用什么來區別彼此？我們的社會精英和西方的社會精英之間，會不會比本國老百姓更有共同語言呢？如果我們的社會充斥著所謂“國際化精英”，那么，中國和美國，和日本，到底又有什么區別呢？

這時，屬于我們的共同立場還能是什么，我們的共同標簽又會是什么？恐怕我們也只能用民族，血緣，鄉里，甚至財富，職業，學歷，這些更零散，更細化的東西來自我定位，形成一個個更小，更堅韌的小團體才能存續下去。但在這樣的無限細分之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未來，我們彼此之間，又會如何呢？

我只能說，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們面臨著普遍的問題。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經受住了很多苦難，我們的前輩，做了許多艱苦卓絕的努力，由此，他們留給我們比其他國家更多的選擇，使我們得以望見更有希望的未來。

時間不會暫停，未來一定會到來。當代不同的人，不同的力量，不同的集團都在努力使未來朝著自己想要的方向而去。

這個時代的聲音很多，誘惑很多，困難和挑戰也很多。“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我們需要思考，需要分辨，需要認清同伴，認清敵人，需要盡力團結，盡力斗爭，積極爭取我們所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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