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民與《清史稿》的修撰

所謂遺民，是指朝代更替之際出現的不仕新朝、守貧節志以報故國舊主之恩的特殊群體。民國初年的遜清遺民，在政治上反對共和政體，圖謀復辟專制；在文化上強調賡續傳統儒家思想文化，通過撰修亡朝之史來抒發遺民情懷。

修前朝史本是中國古代政治傳統。“春秋而降，凡新陳之遞嬗，每紀錄而成編。”自漢司馬遷撰《史記》、班固撰《漢書》到清政府修《明史》，中國已有二十四史。清室遜位，民國始建，即有修清史之議。1914年(民國三年)，清史館成，趙爾巽為館長。1927年，全書基本完稿，總共五百三十六卷，八百萬字。趙爾巽認為，“今茲史稿之刊，未臻完整”，故效仿王鴻緒修明史，將所修“清史”命名為《清史稿》，“所有疏略紕繆處，敬乞海內諸君子切實糾正，以匡不逮，用為后來修正之根據，蓋此稿乃大輅椎輪之先導，并非視為成書也”。1927年6月，張作霖出資，《清史稿》得以刊印。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駐北京，新上任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接收清史館，組織專班對《清史稿》進行審查，結論是書稿“反革命”，“藐視先烈”，“不奉民國正朔”，“例書偽謚”，“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滿清諱”，罪名有十九條之多。1929年12月，國民政府下令永久禁止發行《清史稿》。此后，有關《清史稿》品質問題依然被學者們密切關注。《清史稿》中滲透著強烈的遺民情懷已被大家所公認，亦是其遭封禁的根本原因。

一、遺民修清史之思想動機：“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

民國初年，政局始定。大總統袁世凱為標榜正統，延攬舊人，“特辟清史館修撰清史”，“藉以顯示新朝對勝朝的追念和報恩”。袁世凱聘趙爾巽為總裁，以廣召耆儒。眾多前清遺民受詔，但他們對于修史之事意見不一，而參與修史的遺民旨在“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

歷代開國帝王，在新朝初定之時，多有召集文士，纂修前代史的傳統，如唐修《晉書》《隋書》，宋修《唐史》等。官修正史，一以標榜“偃武修文，由亂入治”，一以表示“得國之正，創業之偉”，蓋以永垂于后世。袁世凱任職民國大總統后，實以“太祖高皇帝”自居，“欲以文事飾治”，設“國史”與“清史”二館，“圖網羅滿清遺老，為袁家‘新朝’裝點太平”，“世凱之設館修史，本含有藉是延攬勝朝遺老山林隱逸之用意，猶之清初修明史故智”。

1914年元月，國務院向袁世凱呈請設清史館：“惟是先朝紀載，尚付闕如，后世追思，無從觀感。及茲典籍具在，文獻未湮，尤宜廣召耆儒，宏開史館，萃一代人文之美，為千秋信史之征”，“將奚以窺前代之盛，備后世考鏡之資”。3月9日，袁世凱以大總統令的形式，批準了國務院的呈請，“查往代述作，咸著史篇，蓋將以識興革之所由，資發鑒于來葉，意至善也。維大清開國以來，文物典章，粲然具備，遠則開疆拓土，有關歷史之光榮；近則革故鼎新，尤系貞元之絕續。迨共和宣布，讓德昭垂，我中華民國特頒優待條文，允彰崇德報功之典。特是紀載尚闕，觀感無資，及茲文獻未湮，征求宜亟，應即準如所請，設置清史館，延聘通儒，分任編纂，踵二十四史沿襲之舊例，成二百余年傳信之專書，用以昭示來茲，導揚盛美，本大總統有厚望焉”。至此，設立清史館正式被提上日程。

清史館之設立，首重館長人選。袁世凱對此問題很是慎重。最初，他意屬徐世昌或陸潤庠。但徐本人意在更高位的總理之職，不屑于此，而陸則忠于亡清，任廢帝溥儀的老師，拒絕出仕民國。后袁世凱又曾考慮梁啟超、樊增祥、周馥等人，都不甚滿意。幾經思量，他想到了隱逸于青島的趙爾巽。

趙爾巽，字公鑲，號次珊，漢軍正藍旗人，同治年間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等職。袁世凱之所以敦請他出山：其一，趙出身于翰林院，有較強的論撰文史的能力；其二，趙歷任清末要職，在遺老圈中享有一定的政治名望；其三，辛亥革命后，青島成為諸多清室王公大臣棲身之所，溥偉、善耆、周馥、趙爾巽、于式枚、勞乃宣等人皆隱逸于此。若趙當館長則便于拉攏該地遺民，可達“一呼而百應”之效果。

△ 趙爾巽（1844—1927）

1913年12月初，趙爾巽奉詔入京。12月23日，袁世凱隆加禮遇，親授其勛二位徽章。趙爾巽則答以“往代修書即以養士，欲援曩例以系逸賢”的肺腑之言。他的積極態度，更堅定了袁氏設館修前朝史的信心。

1914年3月9日，袁世凱正式頒布設置清史館的詔令，招趙爾巽北上就職。但是，趙卻居留青島，遲遲不肯動身。“項城屬人招之，公徘徊久之，乃至清史館。”筆者以為，趙爾巽猶豫徘徊的原因，并非時人所說，“一為某大吏之案尚未辦結，一為老病衰邁，一為無相當之位置，一為與某當局意見素不甚合之故”，主要還是擔憂身負“貳臣”之惡名。袁世凱派人攜函至青島，“擬以爾巽為清史館總裁，而以于式枚、劉廷琛副之”，但是于、劉二人均堅決拒之。劉廷琛更當面指責趙：“年伯已視袁世凱為太祖高皇帝耶！歷朝之史，均國亡后由新朝修之，今大清皇帝尚居深宮，何忍即修史？年伯如以為可，則與袁世凱好為之；小侄不能從，晦若當亦不能從也。”于、劉二人與趙爾巽關系極為親密，他們明確的反對意見也是趙爾巽躊躇不前的重要原因。

幾經蹉跎之后，趙爾巽還是于1914年6月初晉京赴任。在他看來，修史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報先朝之恩，而非簡單的出仕民國。“我輩均受先朝厚恩，今逢鼎革，所以圖報先朝者，惟此一事。修史與服官不同，聘書非命令可比。”其實，在趙爾巽內心，修清史以報皇恩正是他此時最想做的事情。“公深念一代有一代之事，始有一代之史。有清關內外垂三百年，事績既多于往代，變遷亦甚于前朝，列帝精勤為治，手批章牘，成為家法。又與歷代垂拱者有間。又史以昭法戒，必當據事直書，遠年之遺事，或待野史而后詳”，因而“似可偕往致力于此”。

趙爾巽就職以后，明確提出政府對于清史館之用人及編纂問題均不得干涉，袁世凱答應了趙氏的要求。趙爾巽對清史修撰者的選用，有自己明確的考慮。其本人堅定、鮮明的遺民立場，決定了他選任清史修撰人員的標準，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清史稿》修撰隊伍的人員成分與結構。趙爾巽充任館長一職后，“近取翰苑名流，遠征文章名宿”，在具體原則上，“必須由翰林苑起家，學問淵博，掌故熟悉，或精通滿蒙藏各文者方為合格”，并向各地遺老耆儒、文人史家發出邀請。這些人大都持堅定的遺民立場。

但是，接到邀請者的態度不一，“是時遺老，有主張修史者，有以為不當修者”，但“卒之應聘者多”。梁鼎芬明確反對清史館的設立，“國號雖更，少帝尚在，當此時代，公然編纂清史，對于現今幼主而直書前皇之遺事，寧非不敬之尤者耶？鄙意斯舉請即中止，卻為穩當”。羅振玉接到趙爾巽的信時，“宅中有小池，落成日，都人適有書為趙爾巽聘予任清史館纂修，既焚其書，因顏池曰‘洗耳池’”。梁、羅二人持堅決反對的態度。李瑞清則以“久已黃冠為道士，不復愿聞人間事矣”，拒之。鄭孝胥，“不愿以委質之名，再見于行政之地”，亦拒之。在這些遺民看來，入清史館即是出仕民國，乃是“貳臣”之為。盡管如此，趙爾巽還是網羅了柯劭忞、張爾田、王樹楠、金兆豐、袁金鎧、金梁等大批遺民入館，他們“多以元遺山自況，用修史以報故君”。張爾田認為，“(《東觀漢紀》)即當世所修，何嫌何疑耶”，欣然受聘。金兆豐則奉母命而行，“母蔣太夫人以修史為千古事，勉其行”。其他遺民，如于式枚，雖未到館授職，但也對清史的修撰提出了很多建議。時大清覆滅不久，遜清遺民仍沉浸于故國之亡的悲痛中，修清史成為遺民重要的文化活動，“君自顧儒臣，國亡無所自藎，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其職也”。

據張爾田、朱師轍的記錄可知，前后受聘于史館的學者共131人，而實際入館工作的大約有90余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調人員有30余人。在袁世凱當政期間(1914－1916年)，資金充足，史館人員眾多，到第二期(1916－1926年)由于經費匱乏，很多史館人員都離職了，第三期(1926－1928年)時，僅剩柯劭忞、金梁、袁金鎧等十幾個清遺民。而在這68位撰稿人中，持堅定遺民立場的就有44位，幾乎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二，如表1所示：

表 1 清史撰稿者統計表

撰稿中的非遺民，或是已出仕民國政府的前清舊臣，如吳廷燮、王式通、王大鈞、袁嘉谷、張啟后、方履中、李景濂、秦望瀾、吳璆、傅增淯等人；或是深受西學影響的新式知識分子，劉師培、夏曾佑、朱希祖、陳敬第、邵瑞彭、藍鈺、楊晉等人，但主要撰稿人還是清遺民。在辛亥革命后，遺民“自是不復談世事”，“閉門著述，以終其身，而家國存亡之故，未嘗一日釋諸懷”；并仍以帝王之禮待遜帝溥儀，“歲時典禮，展覲行朝”；對于民國政府的出仕之邀，則堅決辭之，“吾如處女，少不字，老乃字耶”！國變后，夏孫桐閉門修書，輯錄《清儒學案》、撰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袁世凱上位后，曾請王樹楠出面勸說升允罷兵，王認為“不能為亂臣賊子作辭客”，堅決拒之。章鈺臨終前告誡子孫，“以故國冠服斂”，以表其遺民的身份。朱孔彰更是生前就自題墓碣：“清有處士，朱氏孔彰。”袁金鎧窮其畢身之力謀宣統復辟，最后醉心在“滿洲國”的美夢中，淪為漢奸。總之，“主要撰稿者中，特別是第三期編纂人員中，清朝遺臣居多，前朝文人為主，父子相隨，兄弟相從，鄉鄰同呼，師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學相應，相互間關系密切，顯示其獨有的特點，為《清史稿》在其軍閥混戰，經費枯竭的條件下便于維系，‘在館之員，等于半盡義務，皆為贊成清史必成之人’”。

清史館在開館初，于式枚、繆荃孫、秦樹聲、吳士鑒、楊鐘羲、何葆麟六人就在擬定的《開館辦法九條》中寫道：“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澤深仁，休養生息。上無失德之君，下無抗令之臣，固屬前代希有，而武功赫奕，拓土開疆，文教昌盛，軼唐紹漢”，如此以來，已然為清史的纂修定下了基調。清史館的設立、清史的撰修為遺民寄托故國之思、報答故國之恩提供了寬闊的空間。

二、遺民修清史之著述原則：“內清而外民國”

清遺民是傳統政統(君主專制)與道統(儒家文化)的堅定維護者。政治、文化上的立場決定了遺民著述清史的原則是“內清而外民國”的，并從體裁確立、體例設定、內容取舍、文字表達等各方面都滲透著強烈的懷念故國舊主情結。修史是遺民話語表達的便捷方式，乃至成為他們對抗民國、反對新學的得力手段。

其一，關于體裁問題。“史之撰述，先重體裁，體裁不立，末由著筆。”清遺民認為清史修纂在體裁上仍應遵循紀傳體斷代史的舊史體裁。于式枚等人力主效仿《明史》的體裁進行修撰，《明史》集大家之成，效仿《明史》修撰，既秉承清朝修史傳統，又可避免出錯。“匯聚數十年之名流，考證三百載之事實，上搜開國之群雄，下錄三王之事跡，數人同事則類敘，一人數事則別見，不漏不蔓，體例最善。今日修史，惟專仿《明史》，不必高談皇古也。”而梁啟超認為，現國體與政體已然改變，為能反映社會文化思潮的新變化，修史不應拘囿傳統，而要采用新史體裁。但是，此建議被遺民拒絕，“各家所上史例，多數偏于舊史體裁。獨梁啟超建議，頗偏重剏新史體裁。眾以清史為結束舊史之時，不妨依據舊史，稍廣類目”，最后，“大體近法明史，而稍有變通”。

其二，關于史例問題。“古人所以謂修史者，必先定其例”，“史之有例，尤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清史館創辦后，“史例未定，建議蜂起”，而“清史體例，實仿明史”，“其中皆就舊史法立論，不敢講新史學之義例也”。史例問題中，最重要的是史目的確立。經館內修纂人員討論后，采納了繆荃孫所擬定的目錄，帝紀12，列傳19，志19，表9(參看表2)：

表2 繆荃孫所擬清史史目

該史目在報紙上公布后，遭到新式知識分子的批評。時任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國文教員易培基就提到：“見繆君荃孫所編清史例目，誤漏逢午，觸目皆是，以為淺失繆記”。易氏提出該目錄有十三處“失誤”，“本紀微論矣，志目之繁，過于諸史”，如《氏族志》即是滿清宗族，紀傳中有，無需畫蛇添足；列傳設置不合理，如《諸臣傳》概念不清、與其他列傳有重合之處。除此之外，他建議設《公主傳》，“世界日趨文明，主重人格，男女不異，各國皆然”，并且還要求設革命黨籍人列傳，司馬遷有為刺客列傳，班固有為游俠列傳，“何況黨籍諸人，立業淵宏，規法覃遠，尤非刺客游俠所能比擬也”。

史館修纂人員對易提出的“志目之繁”等技術層面的問題進行了調整，但是對他提出設立“公主傳”、“黨人傳”的建議，并未采納。最后，柯劭忞、繆荃孫等人確定本紀不變、列傳15、志16、表10(參看表3)：

表3 調整后的清史目錄

清史體裁框架、史例設定完全是遺民思想與意志的體現，而這種循舊的文化意識為清史修纂在內容取舍、文辭修飾上的“內清而外民國”確定了基調，“清史稿體裁，仿諸明史，既嫌守舊，不能通變。其觀念所在，則純以清遺臣身份，以紀述清事”。故而，在清史纂修中，出現了“趙爾巽諸人，自命為清室遺老，于清豈則多方隱諱，于民國則濫肆詆毀”的結果。

其三，關于內容取舍問題。遺民在清史撰修過程中，對于清朝統治者的殘暴行徑，以及有損清室帝王尊嚴、后妃名譽的事件，或避而不談，或輕描淡寫。而在忠義、列女等傳的安排上，則不惜篇幅，褒揚鋪張。

遺民對于清初朝廷的圈地、屠殺、逃人法等殘暴行徑，或略寫，或回避。諸如“圈地”一事，僅記載：“諭戶部清查無主荒地給八旗軍士……甲寅，免近畿圈地今年額賦稅三分之二”，對于圈地中的野蠻殘暴行為并未有記載。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揚州三屠”、“嘉定十日”等屠殺行為，也只有簡略的記載。1626年，清政府頒布的禁止八旗奴仆逃亡的“逃人法”，稿中亦無任何記載。由此可知，清遺民非直筆修書，“清初入關，平定東南，屠城慘案，暴戾已極。康乾之季，清帝游幸，國計民生，交感其困，起自康熙，迄于雍正，慘酷大獄，層出不窮，清室末造，綱紀廢墜，權閹亂政。勢薰朝野，諸如此類，國之大事，均應詳載，而清史稿則多削而不錄，蓋所以泯沒滿清殘忍變亂之實也，言多隱諱，直道安在”？除此之外，清史重要的“太祖為俘”、“太祖受傷”、“孝莊下嫁”、“世祖逃禪”、“世宗奪位”、“太宗爭立”、“慈禧失德”等事件，都屬影響聲譽之類，統統不見記載。

在撰修《忠義傳》時，遺民不斷增加著錄的人數，最后確立的目錄中共列444人之多。梁啟超就曾提出：“有清宏獎節義，而死事之臣，希于前代，惟其希也。”遺民則反對梁的說法，“辛亥一役，晉、蜀、江、閩，遠至新疆，近而湘汴，大臣列將，道義向往(諸人皆應入列傳)，以及地方各官死節者，尚不可僂數。革黨方橫，邪說正肆，力為諱詆，無與表揚，邇來公論漸明。浙中吳提學慶坻，方纂《碧血錄》，采訪甚富。將來忠義傳內，辛亥不為無人，獎忠之報，無愧于前朝守死之經，未淪為末世，自有歷史忠義傳之例在”。因而，大肆褒揚忠義之士，《忠義傳》第十卷中，共收錄辛亥中被殺與殉節者108人，并贊頌他們“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垂絕綱常，庶幾恃以復振焉”。

《列女傳》收錄的四百二十余人中，因事功入傳者極少，“以守節殉夫者居百分之九十五，其余則以室女事親不嫁，侍婢忠于主婦者著錄焉。若乃以女子而著畸行戰功者，則寥寥無幾焉”。在學者看來，“至著錄清史之諸女悉為庸行，別無赫赫之事跡可見，謂宜改傳為表，題目‘賢媛’，以姓名、邑里、夫名、事跡、年壽分格填寫，旁行斜上，一覽而知，勝于作傳多矣”。

遺民還為民國年間去世的遺民立傳。梁濟、吳寶訓、王國維、沈曾植、勞乃宣、梁鼎芬、張勛等人皆在列傳中占一席位，并稱贊他們“皆碩學有遠識，惓惓不忘，卒憂傷憔悴以死”。遺民為了頌揚節義的品質，更是將王國維列入《忠義傳》而非《文苑傳》。“王氏可稱者，在積學于躬，著書自稱家言，宜為儒林之冠冕，詎得以忠義一節蔽之乎”，“王氏之卓卓可稱者，即在學術一端。籍令忠于一姓，守節歿世，亦匹夫自經溝瀆之為耳，何足取哉”，“考此傳僅寥寥二百余字，未能表王氏學行之十一”！《清史稿》本是紀傳體斷代史，在時間上有明確的上限與下限的規定，遺民此作法實已違背修史體例。無怪乎后世學者批評：“史稿于民元后逝世之遺臣，一律收入，揆諸斷代為史之例，已嫌不倫。”諸如此類不合理之處，史稿中甚多。

其四，關于文字表達問題。遺民在撰修帝紀時，不吝溢美之辭，“至勤”、“至明”、“至仁”等詞處處可見。稿中稱清太祖努爾哈赤，“天錫摯勇，神武絕倫”；太宗皇太極，“帝交鄰之道，實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無以異，嗚呼！圣矣哉”；康熙皇帝，“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光緒皇帝，“光緒恩義兼盡，度越唐明遠矣”等等。而在記載革命黨人的活動時多用“謀亂”、“作亂”等詞，稱呼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為“賊”、“匪”、“寇”，以此來表達自己的遺民立場。

清史稿在內容選取、文字修辭方面，皆用清代遺民口吻，對清朝不吝褒揚。時人批評：“修史例有內外之分”，“新朝修勝朝史，必以新朝為內，勝朝為外”，用“以明主客之分”，但是《清史稿》反其道而行之，持“以清廷為內，而以黨人為外”的古怪立場。

遺民在撰稿時，“不奉民國為正朔”，對于民國年間發生的事均用干支紀年而非民國歷法紀年，“清代遺臣之亡于民初者，清史稿于其歿亡之年歲，多不注述，只云‘未幾卒’、‘旋卒’，只用干支而不奉民國正朔”。

遺民將革命活動定義為“倡亂”、“謀亂”、“謀逆”等。本紀第二十五記載：“宣統三年辛亥，七月壬午四川作亂，八月甲寅，革命黨謀亂于武昌”；《瑞澄傳》：“越月武昌變起，先是黨人謀亂于武昌，瑞澄初聞報，驚慌失措，漫不為備”，《恒齡傳》中亦提及“恒齡抵宜昌鄂亂作”。

對于民國肇造者孫中山，全稿中僅提到一次，且直呼其名。對于革命烈士，多用誣蔑之詞。提到徐錫麟，書曰：“刺恩銘”；談到秋瑾，則書“陰謀亂”。此種情況，“求諸前史，絕無此例”。

這種“以清廷為內，而以黨人為外”的修纂立場，直接反映遺民對民國正統地位的拒斥心理。《清史稿》文本也因此成為遺民抒發孤露遺臣情懷、寄托故國故主之思的絕好載體，“睠睠故君之情，時流露于字里行間”。《清史稿》已然不只是民國政府所修前朝之史，而是清遺民寄寓情懷、思念故國的“私史”。袁世凱逝世后，繼任的歷屆北洋政府對清史館都不重視。史館經費奇缺，館員星散。到1920年代，僅剩十幾個遺民還在苦苦堅持。正如金梁所說：“近人每責史稿，謂以民國官修清史，不應立言多背時制，而不知史館修史十余年，實未成書，及議校刻，實臨時集款，購稿分印，未用官款一文，不宜以官修官書為衡也。”

三、遺民修清史之終極評論：“深研究其得失，而得其真相”

《清史稿》刊行后不久，即被南京國民政府封禁。對于《清史稿》文本，朝野上下一片質疑、譴責、批判之聲，“時賢之評清史稿者，多謂其乖謬甚多，幾無一顧之價值”。如何評論遺民修清史的得失優劣，長期以來學界多有討論。1955年，朱師轍先生論及《清史稿》評判問題時說的，“畢其力以窮其書，深研究其得失，而得其真相，豈非清史稿之大幸歟”，不失為基本公允的態度。

1927年6月，清史修纂得到了奉系軍閥張作霖較為豐厚的資金支持，史館內遺老們準備再用幾年時間對清史進行審核、完善。此時北伐軍已迫近北京，局勢緊迫。趙爾巽已病入膏肓，自知來日無多，于是要求將清史盡快刊印。1928年初，《清史稿》印刷出版。

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接收清史館。新上任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奉命對《清史稿》進行審查。此前，易培基就曾對清史目錄提出質疑，“此僅一《史例》目，謬誤已多，將來書成，可想見矣”。1929年12月，易培基向行政院長譚延闿上書：“《清史稿》系用亡清遺老主持其事……彼輩自詡忠于前朝，乃以誹謗民國為能事，并不顧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謬百出，開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體例文字之錯謬百出，尤屬指不勝屈。此書若任其發行，實為民國之奇恥大辱”。他詳細列舉了《清史稿》十九大罪名：“反革命”，“藐視先烈”，“不奉民國正朔”，“例書偽謚”，“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滿清諱”，“體例不合”，“體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兩傳”，“目錄與書不合”，“紀表傳志互相不合”，“有日無月”，“人名錯誤”，“事跡之年月不詳載”，“泥古不化”，“淺陋”，“忽略”。易培基所列，前七條屬于政治立場的問題，后十二條屬于學術、技術層面的。他特別強調，“況以民國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國，藐視先烈諸罪狀，若在前代，其身受大辟，其書當然焚毀，現今我國民政府不罪其人，已屬寬仁之至”。根據易培基的報告，行政院最后決議對《清史稿》“永遠封存，禁其發行”。

國民政府禁發《清史稿》的決定，為社會輿論的導向奠定了基調。1931年，任職北京大學的傅振倫對《清史稿》提出嚴厲批評，認為其“不奉民國正朔”、“違反史家詳近略遠之原則”、“難于征信”、“曲筆之失”、“生人入傳之失”、“稱謂之失”、“稱謂歧出之例”、“互見之失”，“此書不絕，是無天理”！

不過，孟森等學者卻認為，不能僅僅對《清史稿》作簡單的政治倫理批判，而應全面、客觀地認識它的學術價值，“審查結果，或有可嫌之處，要之已盡具于是。是本書無謗史之價值，但當指明其應酌正之體例，并出黨史以供參照，為據稿修為正史時之標準，無毀棄此大宗史料之必要”。而容庚則認為稿中的遺民情懷是情有可原的，其一，“修史者多屬勝朝遺老，不忘故主，間或為之表揚，是誠有之，然明史固亦如斯”；其二，“‘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在此條例被取消之前，竊號自娛，原為中華民國所允許，則彼時不奉民國正朔，再頒謚典，無足怪者，即收諸遺老于列傳中以為效忠者勸，亦當不為舊道德所非難”。再者，《清史稿》對于學術研究有一定的價值，“夫學校皆有歷史一門，欲知中華民國肇建之由，不能廢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歷史而不講，即不能廢此一百冊《清史稿》而不用”。

此后，學術界出現解禁《清史稿》的呼聲。1935年，國民政府對《清史稿》的禁令放松，“(南京)行政院以淸史列傳關系國家歷史文化”，“經院審查決定：所述各書，除中華書局出版之淸史列傳不得據為底本印行外，其余國史列傳、滿漢名臣傳及國朝儒林列傳等三種準予采用”。《清史稿》實際上已經開禁。

學者們關于《清史稿》品質的爭論仍然在延續。1936年，陳登原在《讀清史稿偶記》一文中指出：“予自民國二十二年秋，首讀清史稿。至二十五年，又重讀一過。約其疵累之處：其一，為綱常之見太深太露。其二，為褒貶出失，未愜人心。其三，為敘記之言，多有戾謬。其四，為當詳不詳，當略不略。其五，為書事記人，未能適格。其六，為時日不序，先后失第——非敢好謗前輩”。在陳先生所說的六處“疵累”中，筆者以為“為綱常之見太深太露”是《清史稿》最大的問題之所在，也是其被國民政府禁止發行的根本原因。而綱常名教正是清遺民群體的道統之所在。無外乎金毓黼先生感嘆：“爾許人才國民黨，偏教遺老做文章。”雖然《清史稿》問題多多，但是后來學者仍對《清史稿》的史料價值給予了肯定，“平心論之，是書積十余年之歲月，經數十學者之用心，又有《國史》原本可據，而歷朝所修之《實錄》、《圣訓》，及《宣統政紀》，并蔣(良騏)、王(先謙)、朱(筠)三氏之《東華錄》，采摭甚富，史實略備，囊括以成一代之典，信足以繼前代正史之后，而資覽者取資矣”。

終觀國民政府官方對《清史稿》的禁發，以及社會輿論對《清史稿》的質疑與批評，歸根結底，在于本由政府主導的前朝正史撰修，演變成了清遺民群體表達自身精神訴求的文化行為。朝野上下對《清史稿》的尖銳批評，大都集中在史稿的懷舊政治立場與陳腐遺民情結。當然，《清史稿》也并非一無是處。從學術上看，《清史稿》的史料豐瞻，旁征博引；在史例、史目等方面，勉力賡續傳統，盡管在技術層面不盡人意，但是它畢竟給后人研究清史留下一份充實的、可資借鑒的資料文本，給中國歷代無一例外的修前朝史這一悠久的文化傳統一個最終的交待。（節選自《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