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80年前埋下的險惡伏筆，恐怕要被高市早苗實現(xiàn)了

隨著時間推移，歷史上的一些“預言”似乎開始成為現(xiàn)實了。

就像二戰(zhàn)時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所說的：沒有徹底摧毀日本天皇制度，二戰(zhàn)都算不上是勝利。蒙巴頓伯爵則說，沒有趁機將日本人從地球上抹除，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事實證明，這些話并不是說出來過嘴癮的。

前些日子剛上臺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揚言要“武力介入臺海局勢”，并且態(tài)度強硬，拒絕撤回立場。

這不，近日又有新聞曝出，日本在沖繩附近的奄美大島和馬毛島晝夜趕建軍事基地，目的絕對不單純。

咱國內媒體每天都會報道大量日本國內反對高市的新聞，似乎這位新首相已然陷入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絕境。

可事實并非如此。

根據(jù)報道：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依舊高漲，一度高達82%。據(jù)說上一個擁有如此高支持率的，正是臭名昭著的東條英機——這一點倒是挺契合我們今天的主題。

此外，有網(wǎng)友從外面帶回消息：對于高市接二連三的離譜言論，日本很多社交平臺上的網(wǎng)友，支持人數(shù)要遠大于反對人數(shù)。

由此可見，高市早面并不像國內媒體渲染的那樣狂妄無知，一時頭腦發(fā)熱胡言亂語，其言論代表著相當一部分日本人。

說句題外話。筆者覺得這是國內媒體的一個通病：每當“敵人”出現(xiàn)時，媒體總愛挑有利于我們的消息報道，專挑民眾喜聞樂見的部分，塑造一種我們穩(wěn)操勝券的氛圍。

結果就是，許多不怎么熱衷于關注時事的受眾，無法窺得事情全貌，更不能了解到情況的嚴峻性。

話說回來，我們可以認為，日本極右翼勢力的抬頭，是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預兆。然而，今天這一步其實是注定發(fā)生的。

某種意義上講，對日本人而言，二戰(zhàn)他們并沒有“戰(zhàn)敗”，只是不打了。

1945年7月26日，盟軍發(fā)布《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盡早投降。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不予正面回應，聲稱搞不懂公告中的一部分條款具體指什么，希望用這種手段拖延時間。

不知是單純的誤會，還是故意為之，盟軍方面直接將日本當局的回應翻譯為“拒絕接受”，隨后就有了兩顆原子彈的警告。

1945年8月13日，天皇召開御前會議，陸相小磯國昭聲稱，軍部仍手握至少700萬軍隊，完全可以繼續(xù)戰(zhàn)爭。

最后，裕仁還是選擇了停戰(zhàn)，并于兩天后頒布詔書。然而對于這段歷史，我們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嚴重的誤會。

日本當局對內宣傳的并非“無條件投降”，而是“停戰(zhàn)”，是因為天皇看不得日本百姓生靈涂炭，民族甚至有滅族之風險，因而放棄戰(zhàn)爭。

這份“停戰(zhàn)詔書”最險惡之處在于，軍國主義分子完全黑白顛倒。

其中表示，“侵犯其領土，固非朕之本質”，日軍的行徑是“不忍直視列強對東亞近鄰的欺凌”，侵略實則為“解救”，同時也為“維護地區(qū)安定”。

他們還倒打一耙，指控盟軍才是侵略者：“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慘害何極，實不可料。”

這份“停戰(zhàn)詔書”簡直把裕仁塑造成了“仁君”乃至“圣人”。他甚至還告誡日本民眾要敢于“隱忍”，待日后“東山再起”。

當時，日本民眾聽到“停戰(zhàn)詔書”后，很多人直接朝著天皇皇宮的方向跪倒。就沖這愚忠的程度，不難想象這份詔書會有多大的蠱惑性與影響力。

表面上看，裕仁的所謂“停戰(zhàn)”選擇和軍國主義分子“一億玉碎”的主張背道而馳，實際上他們的本質是一樣的。

其中有這么一條計劃：一旦盟軍攻入日本本土，局勢開始失控，那么日軍就會開始處決14歲以下國民。

狡猾的日本人深知西方人的“人道主義包袱”，他們一是希望利用全民抵抗的方式對盟軍造成大量殺傷，二是用這種極端手段進行“道德綁架”，逼迫盟軍接受日本的停戰(zhàn)條件。

這就很契合軍國主義分子在1945年8月13日的御前會議上的主張：不惜代價地讓日本避免失敗。只不過他們后來選擇的那條路，代價更小，但明顯帶有自欺欺人的性質。

那么有個問題：假如日本真的選擇了“一億玉碎”，盟軍會被迫停戰(zhàn)，還是冷眼看著日本人自我滅族呢？

此外，軍國主義分子為給日后的卷土重來打下基礎，在宣布“停戰(zhàn)”的同時，他們也耍了很多陰險手段。

1916年，日軍在奉天成立了一個情報機構，這也是日本人在華設立的第一個情報機關。此后，該機構深入研究中國文化，培養(yǎng)出大批精通漢語和中國風土人情的間諜。

聽他們講話，口音可能比本地人還要地道，普通人根本就無法辨別敵我。

這些人本來就行蹤詭秘，做著見不得人的勾當，二戰(zhàn)結束后，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更是悄無聲息地淡出了世人視野。

20世紀50年代，F(xiàn)BI逮捕了幾名可疑的日本人，經過追查才發(fā)現(xiàn)他們就是當年的日本間諜。

隨后，一個可怕的事實浮出水面：戰(zhàn)時日本情報部門死而不僵，依舊活躍在中、美等昔日的對手國內，打探情報竊取機密。

最近幾年曝出的一些惡劣的負面事件中，部分當事人多多少少擁有日本背景，大有文化滲透之嫌，或許這便印證了日本一直在為當年戰(zhàn)爭的“下半場”做準備。

總而言之，1945年的日本根本沒想要投降，其種種無賴表現(xiàn)或許真不僅僅是在耍無賴，而是在為日后鋪墊。

歷史上，彈丸之國的日本長期作為中國中原王朝的附庸，自古以來就沒多少存在感，直到近代才依靠賭國運的方式一躍成為列強。

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不享受國家強大、屹立于世界的強者地位。如今國際經濟下行，世界各國內部矛盾開始凸顯，每個國家都在想方設法向外轉移矛盾。

眼下許多人深挖高市早苗的過去，希望證明此人就是個不靠譜的“政治小白”。然而對日本而言，無論是出于民族情緒、本國利益還是當權者的利益考量，高市早苗的做法都有足夠的利益作為支撐，絕不是簡單的“犯糊涂”。

尤其是在我國領土重歸完整、國家統(tǒng)一的關鍵節(jié)點，日本的這番操作更是意味深長。

縱觀人類歷史，絕大多數(shù)時間里都充滿了沖突與戰(zhàn)爭，“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戰(zhàn)爭史”。戰(zhàn)爭是政治的延續(xù)，只要利益還存在，戰(zhàn)爭就不會消失。

或許某種意義上講，曾經教科書上那句“和平已成為時代主流”，才是對人類社會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