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再有第二個侯孝賢，也不會再有第二個朱天文｜專訪朱天文

2026年，朱天文70歲了，再過兩年便是她的第六個本命年。她正在完成侯孝賢退休后留下來的未完成作《尋找河神》。面對電影的危機，她希望自己能夠盡到寫作者與電影工作者的責任：“就算以后電影會像恐龍那樣滅絕，我們也努力做一條恐龍，把電影拍出來。哪怕放到博物館里，大家也可以來看看恐龍長什么樣子?！?/p>

?作者 | 朱人奉

?編輯 | 譚山山

“看過侯孝賢電影的，舉手看看?！?/p>

講座進行一個多小時后，進入觀眾提問環節，畫家陳丹青突然問道。當晚，有一場以侯孝賢電影為主題的分享會，主辦方理想國請到侯孝賢的編劇朱天文、作家舒國治與陳丹青，還有兩三百名讀者——他們來自天南地北，相聚在廣州北邊的阿那亞。

大約有80%的讀者舉了手，陳丹青似乎感到滿意了些。在這之前，他對自己此刻談論侯孝賢的意義充滿了懷疑。

“我不確定，在座的年輕人是我們三個能夠溝通的嗎？你們會不會覺得煩？侯孝賢這樣的導演不會再有第二個了，他來自一個半現代化的社會，他的童年跟我、阿城這些大陸知青是一模一樣的，沒有一個人沒打過架、沒有一天不看見打架。這種經驗，跟今天的年輕人能夠溝通嗎？”

左起：舒國治、陳丹青、朱天文、賈行家（主持人）

陳丹青轉過頭問朱天文：“對岸的90后和00后，還看不看侯孝賢？”

朱天文回答，近些年，有幾部侯孝賢的電影經過4K數位調光后重新上映，比如《風柜來的人》《千禧曼波》《悲情城市》。包括侯孝賢監制的《少年吔，安啦》，主要觀眾其實都是年輕人。

“所以，好像還是有人看——還是有人看吧”，朱天文停頓片刻，又添了一個不完全肯定的語氣詞，“嗬”。

第二天，朱天文上午接受我的專訪，談至中午；下午繼續參加陳魯豫主持的講座，依然講侯孝賢。

朱天文、陳魯豫在榕樹下的分享會。

這兩天的講座都在同一個地方舉行：一個下沉式的長方形劇場。旁邊有一條小河，從后山的九龍湖流下來，一路向北，在港頭古村附近注入流溪河，融入珠江水系。劇場里坐滿了讀者，左邊是12棵榕樹，右邊是13棵榕樹，講臺上用大字寫著講座的主題——第一天是“最好的侯孝賢”，第二天是“一生只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大概叫“最好的時光”，一面是侯孝賢，一面是朱天文，還有很多人會星羅棋布地出現在其中。

采訪結束后，我的思緒仍然經常回到這25棵榕樹包圍的劇場，它很像侯孝賢和楊德昌電影里的場景——《童年往事》的鄉愁，《一一》的生死，都發生在一棵棵榕樹之下。中國南方的城市幾乎處處都可以被稱為“榕城”，在臺灣各地，榕樹更是不可或缺的人文風景和城市路標。

樹木與土地，就是這個故事的起源。

人的植物性

1947年，侯孝賢出生在廣東梅縣（今梅州市區），客家人，一歲時隨父親來到高雄鳳山。傳說，客家人流離、遷徙到哪里，就會在那里種上榕樹。家家戶戶，巷頭巷尾，他們的信仰中心——伯公廟，必定會有一棵老榕樹，鄉人干脆稱之為“伯公樹”。鳳山的城隍廟前就有這么一棵大榕樹，少年侯孝賢常常在這棵樹下打彈珠、賭錢、打架。遇到每年一次的戲劇比賽，他就整天泡在舞臺下面，看歌仔戲、布袋戲和皮影戲輪番上演。

時間回溯到日據時代，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戲夢人生”也從榕樹下開始。回憶的鏡頭會從茂盛、濃綠的大榕樹樹枝上搖下來，鞭炮炸響后，轟起一陣硫磺味的白煙，李天祿徐徐念出布袋戲的口白：“一日離家百日深，相思孤雁宿山林。雖然此地風景好，思念家鄉一片心?！?/p>

電影《童年往事》，少年們在榕樹下度過的夏天。黑甜的甘蔗，紅心的芭樂，都是那時的味道。

比侯孝賢晚5年，吳念真出生在新北市九份的一個礦工家庭。礦坑口的生活由塌方、死別、疾病和缺衣少食的日常組成，滿是憂患的日子里，偶有一個陽光普照的午后，吳念真和弟弟坐在屋外的大榕樹下，聽祖父講過去的事情。他一輩子都記得那時祖父抽煙的樣子，以及煙斗的顏色，弟弟坐在地上的樹蔭里，“短褲滑到肚臍下，汗水和泥塵在他額頭和腿上縱橫的痕跡”。仿佛是榕樹的根系長在了記憶里，永遠清晰。

再晚幾年，詹宏志成為“悲情城市”基隆的一名嬰孩，6歲時移居南投中興新村。若干年后，他發現自己這一代人成長的城市和鄉鎮，要么再也找不到昔日的故厝、校舍、古廟或廟前的老榕樹；要么完全被遺忘了。就像他后來回到中興新村參加姨丈的葬禮，那里的巷道仿佛沒有變過，“同樣的二樓公寓，同樣的紅磚圍墻，同樣的矮樹籬笆，連巷口的榕樹都還有著相同的彎腰姿勢”，只是人都流散了。

楊德昌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劇照。

同一年，朱天文在鳳山出生，她的胞衣就埋在菜園里。不久后，朱家搬到鳳山的黃埔新村，朱天心也來到世上開始唱她的“擊壤歌”。父親朱西甯在故居前的芒果樹下，“孩子們的游戲之處”，把天心的胞衣埋入地里。之后，因外省人身份而被質疑時，朱天心便忍不住反問：“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胞衣在哪里，我至少知道我的（胞衣）就在那棵樹下，你怎么能說我和這個地方沒有連結呢？”

輪到朱家的第三代謝海盟，很小的時候，他便以城市里的植物來記憶臺北：大湖村“南木板橋過去第三棵大榕樹的黑狗家”，泰順街“市場口的榕樹下的雜貨店前拴一只金剛鸚鵡”，而這座城市的秋天藏在幾條秘密巷道里，“有橙色的槭葉于金風中抖動著”。

成功大學，朱天文、朱天心在榕樹下追憶父母的往事。

作家阿城曾對朱天文說，她的老師胡蘭成有一種很強的植物性，因為他在哪里都能扎根生長，就像阿城下放云南時見過的熱帶雨林植物，“見點陽光縫隙就往上躥”。我想，不光是胡蘭成，這群一起拍電影、寫小說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點植物性。

給侯孝賢當編劇后，朱天文發現，導演在拍片現場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是等待。等天?，等光影，等狀態，一直在等，不知道等到什么時候。“那種等法，讓我覺得除非把自己變成像一棵植物，一只最低代謝活動的爬蟲類，否則簡直難以挨度?！?/strong>

所以，朱天文后來幾乎不去侯孝賢的片場?？僧斔氐郊依镩_始寫作，她也會變成一株植物，長在書桌前，完全進入心流狀態，像修行一樣。書桌上墊著一面玻璃，窗外的浩浩蒼穹會投影到玻璃上，晴天時云朵像懸空的白色城堡，臺風天時云海大片大片地趕過，朱天文的稿紙就鋪在這片風云變幻的天空之上。

朱天文在窗前寫作。（圖/紀錄片《我記得》）

“我屬猴，

齊天大圣孫悟空跟我是一宗”

朱天文和朱天心在同一個書房長大，從小讀著同樣的書、認識差不多的人，卻走上了幾乎完全不同的創作道路。在這個嚴肅的文學家庭里，只有朱天文全身心投入流行文化的創作之中。

她看起來溫婉沉靜，有一張天真純凈的臉，氣質與斗士朱天心、混混侯孝賢都不同，像《紅樓夢》里的人物。阿城說，朱天文永遠是“柔弱、專注、好奇、羞澀、敏銳、質樸的集合體”，永遠有一種能夠聽別人說完話的“靜氣”。胡蘭成有一次評價《擊壤歌》，“天心像一陣大風，吹得她姐姐也搖搖動”。

在內心里，朱天文也許是最反叛的一個。她生肖屬猴，跟家里其他人都不一樣——父親屬虎、母親屬豬、朱天心屬狗、唐諾屬雞、朱天衣屬鼠、仙枝（作家林慧娥，胡蘭成的另一位弟子，《三三集刊》的發起人之一）屬蛇、謝海盟屬虎。朱天文說：“我屬猴，我更大，大鬧天宮西天取經的齊天大圣孫悟空跟我是一宗?！?/strong>雖是玩笑語，但其中未嘗沒有她長久以來的一種自我期許。

朱家姐妹和舅 舅。

她大學畢業時，就幾乎決定了不婚。畢業游園會結束后，她寫下一段決絕的誓言：“如果女孩兒必得出嫁，我就嫁給今天這陽光里的風日，再無反顧?！庇⒆孙S爽，一如刺客聶隱娘，或者她的小說《伊甸不再》里的主角素蘭，“一點瞳仁含怒帶笑，短裙細腰，生手生腳好像野芒葉會割人見血”。

朱天文開始了她的“叛逃”。她要叛逃張愛玲，不讓張愛玲成為籠罩在頭上的烏云；她還要叛逃胡蘭成，老師推崇漢代揚雄的士大夫理念，“詩賦小道，壯夫不為”，她卻越來越希望像爸爸一樣以小說為志業；她當然也要叛逃婚姻，那是她的五指山和緊箍咒。

在朱天心與唐諾的訂婚宴上，也許有人問到了朱天文的婚事，她便寫了一段唱詞，自比為那位向雪山而去的凈飯王太子，拿鍋鏟打走了文殊菩薩的文喜禪師；還自比為唱“潑殘生”的杜麗娘，“只為有大事在身也”。

朱天文近照。

為此，她也不打算要孩子。侄子謝海盟出生后，朱天文對妹妹說，“你的（孩子）等于也是我的”。當時朱天心笑著說：“那還要看你先生同不同意呢?！敝焯煳牟还苓@個，她益發感到那件“大事”不夠時間去做：“人生太短了，太短了。如果，生孩子是許多人可以做得的，我做一些許多人做不得的吧?！?/p>

這件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或許可以稱之為“煮?！?，一種內在的自我革命。年輕的時候，她發誓要“背了鍋子去淡水海邊煮海水，煮它個水涸石爛”；后來她給侯孝賢的訪談集做校訂，給這本書起了個名字叫“煮海時光”。

“煮海”的說法出自元雜?。簭堄鹋c龍女結為夫妻，龍王不同意，將女兒囚禁在海底龍宮。張生遂在海邊支起一個鐵鍋，要一鍋一鍋地煮干海水，救出妻子。后有仙人施法，讓鍋中水溫每升高一度，海水溫度也隨即升高一度。大海很快沸騰起來，龍王不得不釋放女兒，讓他們團圓歸去。朱天文形容，侯孝賢拍電影如同張生煮海，“一口鍋子一把火，他認為自己也可以把大海煮干”。

《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封面，理想國出版。

更早時，胡蘭成常常跟朱天文說起這一典故。他為此作了一首詩聊以自況：“學書學劍意不平，未知成敗只今身，盡輸風雅與時輩，獨愛求妻煮海人?！?/strong>在朱天文看來，胡蘭成當時無所不讀，癡迷于物理學、數學、天文學等諸般雜學，也和煮海人一般。

父母則是文學大海的煮海人。朱家姐妹發現，她們在40歲以后才堅定地把文學當成一生最莊重的志業，而父母早在20歲的年紀就已經有了這樣的結論。在朱西甯寫給未來妻子劉慕沙的第一封信里，他鄭重其事地談論文學的永恒和浩瀚，他和劉慕沙互相期許：“面對著這樣子莊重尊嚴的事業，我們文藝工作者的態度怎么能不莊重不嚴肅呢？”

朱西甯與劉慕沙。

朱天文回憶，朱家的生活條件不算寬裕，父母一人寫小說，一人譯書，“用一張張稿紙”把一頭家糊了起來。而且父母好客，當時家里如同臺北的文學客廳，文學大師和文藝青年來來往往，川流不息。父親每天只有晚上9點以后有一點時間寫稿，周六寫上一整夜，如此天長地久，默默地在書桌前完成“小說的轉折和自我革命”。

差不多半個世紀以后，朱天文和朱天心完成一部關于父親朱西甯和母親劉慕沙的紀錄片《愿未央》，朱家姐妹回到江蘇老家，與族親講起父母的生活遭際和文學往事。她們選了一首贊美詩獻給父母親：

“不愿作早晨的霧，不愿作晚上的霞，

不愿作那流蕩的星，不愿作那夏天的花，

愿作一粒種子，深埋在土下，

生根發芽結果，遍布海角天涯?！?/p>

恰似《約翰福音》里說的：“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朱家三姐妹在外公家（電影《冬冬的假期》拍攝地）回憶舊時光。

“最好的時光”

另一件其他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是給侯孝賢當編劇。

阿城對此有過一個論斷：“除了朱天文，沒有人可以擔當侯孝賢的編劇。侯孝賢無疑是貴金屬，但如果沒有朱天文這樣的稀有金屬進入，在片場的陰影里，發著小小的柔和的光，侯孝賢的電影會是這樣嗎？”

這是后來的總結陳詞，在最初的階段，朱天文和侯孝賢都不知道，他們的合作會給臺灣電影帶來怎樣的新面貌。

朱天文跟侯孝賢合作的第一部電影是《小畢的故事》。原作是她1982年為《聯合報》副刊“愛的故事”征文比賽寫的短篇小說，侯孝賢和陳坤厚讀到后，當即聯系她，希望購買電影改編權。是年朱天文26歲，正面臨人生最大的轉折。她大學時代創辦的《三三集刊》，隨著一眾文學青年大學畢業、各奔東西，就此宣告結束。1980年冬天，朱天文送仙枝回宜蘭，兩人在火車站話別時，“平地陡然刮起一陣大風，仿佛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次年夏天，胡蘭成逝世。

胡蘭成、朱天文、朱天心在京都。

我想起了他們的第一面和最后一面。

第一面是父親朱西甯領著她去的。胡蘭成將一個日本包袱送給朱天文，說這是唯二的禮物，另一份送給了某顯官。這惹得朱天文極不愉快，胡蘭成后來將這次見面形容為梁武帝與達摩的初次見面，兩人都“不識”對方為何人。

最后一面是在東京成田機場：“我跟仙枝天心在出境口向蘭師鞠躬后，一階一階走下出境大廳，回首望去，站在階梯口一襲長袍的蘭師真是高山仰止，笑笑跟我們搖搖手再見，那是我最后看到的蘭師?！?/p>

朱天文曾經跟唐諾說，她希望寫一部不要“盛極而衰”的小說，像《水滸傳》《戰爭與和平》那樣線性地走向終局，她希望小說能夠呈現這樣一種星空，“當棋子下在正確的位置時，每一顆看起來都閃閃發光”（吳清源語）。如果朱天文和師友們的故事是一部小說，1982年就是棋子下在正確位置的時刻。胡蘭成生前留給她的一句話開始應驗：“學問要靠仙緣。還有一個時字，縱然用功，學問卻像花朵的要踏正了時辰才忽然的開放。”

朱天心、朱天文與胡蘭成在火車上。

從1982年開始，朱天文作為侯孝賢的主要編劇，在之后40多年里合作過18部電影。她在九龍湖的榕樹下回憶這段漫長的旅程，從中擷取了一個瞬間。1984年，朱天文與侯孝賢在明星咖啡館的三樓討論《冬冬的假期》劇本時，楊德昌在旁邊拍下了一張照片：

“當時我是28歲，侯導是37歲。我們相對而坐，我背對著鏡頭，一看就是兩個非常認真在工作的年輕人。我當時還穿了一個洋裝，扎著腰帶?！比匀幌袼谝淮我姾钚①t時的打扮，為了不露怯，穿成職場女性的模樣。

朱天文說，這張照片就像是一扇哆啦A夢的任意門，她很想打開它，穿過這條時光隧道，拍拍那兩位認真工作的年輕人，告訴他們：

“恭喜你們，你們此后將會一起合作18部電影，其中15部是這位年輕導演拍的。你們將會走上電影的表參道，這是一條俗圣并列、熱鬧非凡的大道。前方是一座高大如神殿一樣的殿堂，你們會先跨過殿堂的門檻，再進到二進、三進，來到殿堂里頭參拜，最后走到更深深處的堂奧，在這里遇到黑澤明、阿巴斯這樣的人物，你們會一起分享辛苦和喜悅，交換彼此做電影一輩子的結晶，這就是你們走到這里的最大的回饋和報償，恭喜你們，值了?！?/strong>

朱天文與侯孝賢在明星咖啡館。（圖/楊德昌 攝）

1987年的歲末，平地起大風的一年，剛過30歲的朱天文寫了幾個歲末愿望：“愿三十六歲的時候我仍然美麗，寫的書賣錢，電影獲得坎城（戛納）影展大獎，影片全世界放映。而且但愿我至少活到第十個猴年罷！”

兩年后，《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戲夢人生》拿到戛納電影節評審團獎；2015年，《刺客聶隱娘》讓侯孝賢成為戛納電影節的最佳導演。

他們走過的這條表參道，最動人的畫面或許不在這些頒獎禮的紅毯上，而是在臺北矮榕下的街頭。比如1985年的冬天，朱天文與侯孝賢、楊德昌、蔡琴討論完《青梅竹馬》的劇本，吃完自助火鍋，走到街上：

“她（蔡琴）穿著棗紅毛線長裙，墊肩大翻領乳白毛外套，沿路看看首飾，進文具店買了兩本日記簿。楊德昌為孝賢選愛迪達（阿迪達斯）球鞋，要他把鞋穿舊，以便飾演戲中的阿隆可穿。雨后的空氣透清，男人有男人的話題，走在前面，我跟蔡琴走在后面，唯有安心，四人像昔年我在淡水讀書時的年輕日子，但我們都三十歲了。只有我是搭公交車的，眾皆陪我等車，紅磚道上一行蔽蔭的綠樹，不久前開滿了紫花，一扇扇橘黃色站牌隱在樹下。”

朱天文往后會無數次回憶起這一幕：“有一天，電影也將成為過去的時候，這樣一個夜晚不會過去?！边@是他們經歷過的“最好的時光”。唐諾說，這種美好“不是因為它美好無匹所以我們眷念不已，而是倒過來，是因為它永恒失落了，我們只能用懷念召喚它，所以它才成為美好無匹”。

1988年，新加坡，小野(左起)、朱天文、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接受電臺訪問。

努力成為一條恐龍

也許并不是巧合，在2025年金馬獎的一個座談會上，李安導演跟觀眾表示，他現在已經不看新電影了，因為就像是侯孝賢和朱天文的電影《最好的時光》，電影有時候也有一個“最好的時光”被他經歷過。

采訪朱天文時，我順著這話問她：“陳丹青說不會再有第二個侯孝賢，李安說電影‘最好的時光’已然經歷過了，你是否也有同感？電影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就像唐詩只能出現在唐朝，往后詩歌依然存在，但它已經不是唐詩?！?/strong>

朱天文表示同意，她說：“有時候我也會覺得‘曾經滄海難為水’，有點無法忍受，這些東西離你曾經看過的東西差這么多?！?/strong>但她依然會去留意新電影，她認為更重要的是，“那些美好的東西存在過，大家還是會去讀唐詩”。為了這一點，朱天文認為要盡自己作為寫作者和電影工作者的責任，把那些最好的時光留在電影里。

“就算以后電影會像恐龍那樣滅絕，我們也努力做一條恐龍，把電影拍出來。哪怕放到博物館里，大家也可以來看看恐龍長什么樣子?！?/strong>

《尋找河神》原著由謝海盟撰寫，理想國出版。

2026年，朱天文70歲了，再過兩年便是她的第六個本命年。她正在完成侯孝賢退休后留下來的未完成作《尋找河神》，等它也成為一條完整的恐龍，她就會全身心地回到小說創作之中。

在妹妹朱天心看來，這一刻來得太晚，她一直認為姐姐“廢掉太多的時間在電影上”，替她委屈。然而，這也是胡蘭成對她們最大的影響，“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以文學為志業，也要時常望著“文學以外遠遠的事”。

我讀朱家故事的間隙中讀到，作家?？思{也被記者問過“寫電影腳本是否傷害你的寫作”，他的回答是：

“如果一個人是位一流作家，那么什么也不能傷害他的寫作；如果一個人并不是位一流作家，那就什么也幫不了他多少忙。如果他不是一流作家，那么這個問題就并不相關，因為他已為了一個游泳池而出賣靈魂?！?/p>

侯孝賢與朱天文。

朱天文談侯孝賢：

電影工藝之神，終須一別

新周刊：你現在會看什么電影？

朱天文：我現在較多看一些有紀錄性質的片子，基本不看劇情片了，除非是非常厲害的。比方說舒淇的《女孩》，她的劇本給我看過，當時我覺得劇本清新，卻蠻單薄，怎么拍？我很擔心，不大敢去看。

看完后，我覺得她拍得非常好。很多人第一次拍電影都會有文青腔，但是舒淇沒有，她把自己曾經有的生活經驗很坦誠地表達出來，不扭曲，不夸張。有的年輕導演在處理自己小時候的創傷的時候，會很夸張、很激烈，舒淇也沒有，她的態度很平實。當我們到了三四十歲的時候，如果沒有帶著一點后來對于世界的理解去重新看待小時候的事情，電影拍出來不會好看的。這一點舒淇做得很好。

新周刊：舒淇導得這么好，你覺得她從侯導那里學到了什么嗎？

朱天文：她獲得了一種很好的觀看方式。她記得侯導的話，拍電影最重要的是人物要立起來，什么劇情都是其次。“立起來”的意思是，那個人物一站出來，你就會相信他，你就會覺得這個角色很豐富，不需要對白介紹背景，也不需要用因果關系來鋪陳人物，你只要抓住他，捕捉他，順著他。作為演員，舒淇在這方面可能也有特別的感覺。

新周刊：《女孩》其實是關于自己的生命經驗的。但這種電影似乎越來越少。你在《最好的時光》里也提到，當代電影最大的問題就是電影人把自己的個人經驗藏起來，不去處理它。

朱天文：是啊?？墒呛顚У碾娪皩Φ诹鷮а莺透贻p的導演，還是會有特別的影響。賈樟柯他們看了侯導電影后，得到很大的啟發：原來電影可以這樣拍，原來我們可以在電影里講自己的事情。就像我們當年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原來小說可以這么寫。侯導告訴我們，你不一定要講一個完整的故事，不一定要有起承轉合。這樣就把大家腦子里的某塊地方打開了，總會在其中種下一些種子。

我們很難想象，這些種子能夠有多少，它們會在什么地方落地生根。但是一個世界的改變，常常不是多數人引起的，而是幾顆長在邊緣的種子，它們慢慢發芽、生長，一點點吸納，一點點往前走，還是有可能改變世界。

2015年上映的《刺客聶隱娘》是侯孝賢最后一部親自導演的長片，由阿城、朱天文、謝海盟、侯孝賢、裴铏共同編劇。

新周刊：陳丹青昨晚提到他的觀察和感受。他說在大陸的電影里，沒有一部能夠準確地呈現知青經歷的時代，半部都沒有。但他1986年看到侯孝賢電影時，就覺得非常親切，和他小時候的經驗一模一樣：荒村，小店，火車站，然后有一群傻×青年百無聊賴地晃蕩、偷東西、打架。我想，把鏡頭對準自己的童年和故鄉，原本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為什么會變得那么難？

朱天文：侯孝賢他們會這么拍電影，是因為臺灣在1960年代就已經接受了現代主義，它要求你去挖掘自己的內心，看看你能走到多深處。這個基礎一直都在，最早是從白先勇辦的《現代文學》開始，然后法國新小說進來了。大家接觸到了存在主義和西方文化里的懺悔告解傳統，這些思潮很重要的一個做法就是剖析自己，講出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東西。

從1960年代開始，文學上已經形成現代主義的土壤，領先電影20年。我們從小就讀這些作品，那種看世界的方式已經內化了。到了1980年代，讀現代主義文學的年輕人出來了，他們不再拍以前的“三廳電影”（20世紀60、70年代流行的一種愛情片，因主要場景在客廳、咖啡廳、餐廳而得名），也沒有學好萊塢，而是先拍自己的故事。

我的故事拍完（《小畢的故事》和《冬冬的假期》），侯導又拍了吳念真的故事（《戀戀風塵》），侯導自己的故事則從青少年時代拍起（《風柜來的人》），然后再去拍父母和祖母的事情（《童年往事》）。這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一點一點挖掘，一路一路擴散、生長，慢慢地超出自己的經驗范圍，就到了《悲情城市》。

電影《悲情城市》由侯孝賢導演、朱天文和吳念真編劇，獲得第46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獅獎。

新周刊：從拍自己的故事到拍歷史的故事，你們拍電影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朱天文：我們一直是那么幾個人。不像李安，好萊塢每個流程都很專業，他可能會有一大群人幫他做田野、做腳本。但侯導就一個人，像2008年前后做《刺客聶隱娘》的腳本，線索只有《唐傳奇》原作1000字里的幾個人名和地名，他一個人做了一年，翻遍《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從夾縫里找到了“嘉誠公主”的名字。這完全是一種手工業。

2009年，我加入了，又找了侄子謝海盟一起幫忙。一開始是讓他打字，打完了就傳給劇組。但他記憶力非常好，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劇本創作，于是就成了編劇之一。后來阿城也有幾次參與討論，貢獻了一些想法，所以編劇也加上了阿城的名字。雖然有了好幾個人一起做，但依然是手工業。

新周刊：侯導原來是那么沉得住氣的人。大家的印象中，他是那種從小愛打架的野孩子，有一種江湖氣和草莽氣。

朱天文：有一次，我們的剪輯師廖慶松被媒體問到他怎么看侯導。小廖說，侯導一絲不茍。這讓我非常驚訝，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說法。侯導說過，什么都無關緊要，但什么都至關重要。但小廖說，這種隨性是侯導偽裝出來的。

我想，侯導的一絲不茍其實就是工匠技藝。大家很容易把工匠技藝當成技術，其實不是的。比如后期制作，侯導的要求是必須完全達到他認為的“精準”。這種“精準”是我不大能夠感覺得到的，但小廖跟了他40年，他能夠感覺到那種微妙，差一格、差兩格就是不符合侯導的“精準”。

侯導還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技藝。他的拍片現場不用劇本，因為劇本在討論的時候已經印在他腦子里了。他永遠是“現場見”，他相信現場不會辜負他。如同釣魚一樣，侯導到了現場就知道去哪里釣，但我們能夠釣到什么魚，不知道，現場見。他在現場的處理和判斷，已經非常熟練、精準、穩定。這就是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說的，一種超越技術之上的熟練，代表了你在創作之前的長久沉思。

我想，這就是電影的工藝之神。

2015年，侯孝賢憑《刺客聶隱娘》第6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新周刊：現在很多人在討論AI對電影的影響，這種手工藝是AI無法取代的。

朱天文：在AI時代，這種工匠技藝特別重要。侯導是一個必須有實物在手的人。2000年的時候，熱錢四處跑，有非常多的網絡投資案找侯導。后來弄了一陣子，侯導說不行，我是吃咸、吃鹽長大的，吃咸才有力氣，這種空來空去沒有實物在手的東西，我弄不來。

所以，侯導只講實戰。他說過，你只要一直做，一直做，你就會在做的過程中產生一種熱情和堅持，這種東西才能打動人。

當AI的大潮涌過來，所有人都被席卷而去，不知道會被沖到哪里。但是你還能站在那里，沒有被潮浪沖走，憑的是什么？憑的就是工匠技藝，你做了一輩子的東西，你的定風珠。就像列維-斯特勞斯說的，你有了這個技藝，才能夠在宇宙之間立足，才能夠不同于其他所有的萬事萬物。

新周刊：大家都很關心，侯導的近況怎么樣？

朱天文：從《刺客聶隱娘》到現在，剛好10年。這次來大陸前，我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10年發生了什么事情，會收錄在將要出版的文集《我與電影的奇遇》（套裝書《最好的時光：侯孝賢電影記錄》的第三冊，理想國2026年出品）里。寫完之后，我去他家里看他。侯導看到我來了很開心，他的眼睛、他的笑容都充滿了情感。

朱天文系列作品《最好的時光：侯孝賢電影記錄》，理想國2026年出品。

那天很神奇，他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書，是我們以前做《刺客聶隱娘》田野工作的時候，為了建立聶隱娘幼兒時期而參考的一本冰島小說——米蘭·昆德拉最喜歡的冰島作家古博格·伯格森寫的《天鵝之翼》，主角是一個非常孤獨的女孩，跟聶隱娘很像。

我以為這本書已經沒入所有田野資料當中，找不到了，沒想到在侯導這里。我問他：“這本書我可以借回去看嗎？”他說可以。我告訴他：“我遲點會去廣州，到時候會在那邊放映你的電影，連放三天?！彼颤c頭笑了，很開心。

侯導妻子侯媽是一個快人快語的人，她說以后沒有侯導了，只有侯爸。她不知道這個話讓多少人都嚎啕大哭。侯媽說，現在侯孝賢無憂無慮，身體也沒什么大礙，吃得也好，這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候。

我說，是這樣嗎？是吧。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電影的工藝之神，我們也許就護送到這里了。在時間的長河里，侯導先登岸了。但是還有我們這些同袍，侯導沒有完成的事情，我們會繼續做完。

左至右：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詹宏志。（圖/劉振祥 攝）

現在，每天上午9點到12點半，都會有居服員上門陪侯導走路，每天走一個半小時。《海上花》的副導演蕭雅全說，侯導曾經給他提過三個建議：

第一，如果你要當導演，不要開車，坐公交搭捷運就好。因為如果你開車，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坐大眾運輸，你才能看得到人，看得到生活，看得到老百姓是怎么過的。

第二，你要每天爬山走路，鍛煉自己，讓自己有體力來拍電影。

第三，你要幫助年輕人，盡量做到你能夠做到的程度。

蕭雅全說，這三個他都沒有做到。但侯導堅持了一輩子，他還在繼續走。

（本文圖片由朱天文和理想國提供，選自朱天文即將在 2026 年出版的圖書《最好的時光：侯孝賢電影記錄》（全 4 冊）、《世紀末的華麗：朱天文短篇小說作品集》（全 5 冊）、紀錄片《我記得》《愿未央》，部分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