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里的馮道究竟是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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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太平年》里戲份頗重的馮道，自號“長樂老”，歷史上歷仕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執相位二十余年，在五代時期頗有影響。有人說他是忠貞之士，更有人說他是奸臣之尤？馮道，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馮道影視形象。來源/影視劇《太平年》

亂世士大夫的初始人設

李唐末葉，馮道出生于河北瀛州一個世代為農、間有讀書傳統的家庭。馮道從少年時就養成清貧自守的“儉德”，無論生活條件多么惡劣，皆安之若素。后來他的官越做越大，仍保持這種儉約的習慣。艱苦樸素，是史官為讀者設置的馮道第一人設。

馮道年輕時刻苦讀書，而且頗善作文，被當時朝野公認為儒家經典掌握扎實、文章高明的代表。“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他常吟的詩一時在綺麗奢靡的后唐宮廷中流行。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的發展傳播史上也要提馮道一筆。馮道較早用雕版大量刻印儒家經典，使得寒門子弟更易獲取書籍而得到教育機會與上升空間，而此前的印刷術主要用于佛經的傳播。另一方面，馮道因為博覽經籍而頗通治術，很有治國的本領。在此，我們獲取了馮道的第二重人設：踐行儒學的文化人。

馮道少年時代，李唐王朝的基本統治秩序已近乎瓦解，他踏入仕途是從作為軍閥劉守光的掾屬開始。劉守光繼承其父劉仁恭的地盤割據今北京一帶，為人荒淫殘暴、好戰嗜殺。馮道曾審時度勢，勸劉守光不要貿然興兵征伐，卻被下獄并險些喪命。后來馮道轉投實力更雄厚的老牌軍閥河東李克用勢力并得到重用，追隨李存勖南征北討，在攻滅后梁勢力后正式榮登宰輔之位。馮道的第三重人設在此凸顯：一個輔佐軍閥、從事實際工作并頗有建樹的“師爺”。

《文苑圖》，五代，周文矩，絹本設色。來源/故宮博物院

艱苦樸素、業儒崇實與效力武人，馮道的三重人設在史家筆下被反復暈染。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種暈染并非無心之筆，重疊浸潤之下，一種不同于唐代后期士大夫的形象呼之欲出。我們可以對照馮道的三條標準，先看看唐代后期士大夫的基本形象究竟如何。

馮道的第一重人設是艱苦樸素，唐代后期士大夫大多縱欲奢靡。在“衣”的方面，唐代男性服裝受到官階與制度限制，在樣式與顏色方面不能越制，但用料日益講究。在“食”的層面，唐代士大夫對美食的追求一如他們對詩歌的厚愛從未停歇。丁卯橋、法門寺等地晚唐金銀器的出土，直觀地將這種時代的奢靡之風呈現給我們。

唐鎏金鴻雁流云紋茶碾子。來源/法門寺博物館

馮道的第二重人設是業儒崇實，晚唐士大夫則是好文務虛?！斗馐下勔娪洝分杏涊d，那時的士大夫大多對經典只有碎片化的理解，而且錯誤很多，對儒學宗旨懵然不知。儒學宗旨并非只有道德訓誡，還包含有許多統治技術。當時社會推崇士大夫的文學能力，其核心是講求對仗、聲韻與用典的駢文。駢文講求辭藻華美、用典豐富，對形式的考究遠大于對內容的要求。由此造成士大夫風氣日漸浮華，人們沉浸在文字構造的綺麗世界中不能自拔，洞察與改造現實的能力日漸衰弱。

馮道的第三重人設是出身僚佐，而晚唐士大夫則是自命“清流”。唐人做官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基層公務員選拔與官蔭直接入仕三種途徑。但到唐后期，通過科舉考試特別是進士科的選拔進入官場，逐漸被視作“正途”。相形之下，馮道侍奉粗魯的武夫、從處理日常庶務起家做官的路徑，在“清流”眼中是上不得臺面的。

《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局部。來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正是秉承這樣的人設，馮道最終崛起為五代亂世士大夫的代表。他在掌握朝政的時間中，以其獨特的風格對晚唐士大夫的諸種習氣進行了矯治。從后唐時期擔任宰相以來，馮道率先垂范，抑制士流奢靡之風。然而，馮道的標本意義并非在于這三重基本“人設”，他的更大價值還在于他獨特的政治人格。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后世總是簡單化地抨擊馮道“賣國至賞”“大節已虧”，然而馮道畢竟真實得到了當時朝野的擁戴與不同君主的禮遇，只強調他的無恥與善變，就脫離了當時的實際。馮道獲得當時之聲譽，首先在于他在亂世中盡可能減輕民眾的痛苦、維持國家機器的基本運轉。

馮道影視形象。來源/影視劇《太平年》

馮道在累朝為官的宦海生涯中，首先致力于維護百姓的生命不至喪失、家庭不至離散，其次在于減輕百姓負擔，盡量降低戰爭與惡法的掠奪。面對政變攻伐之際充滿戾氣的武人，馮道不止一次勸諫他們不要屠城或濫殺，不要過分搜刮財物。

五代時期，各朝君主皆為武人出身，沖鋒陷陣身先士卒，治國經邦卻捉襟見肘。面對這些人時，馮道便堅守一種類似“技術官僚”的立場，而這“技術”就是基本的行政技術。在后唐、后晉兩朝，馮道都拒絕了君主關于軍事事務的詢問，堅稱自己的職責是“守歷代成規”并做好文官系統中樞的管理工作。所謂文官系統，從結構上看是一個從上到下等級分明、分工嚴密的科層系統；從運行流程上觀察，則是一個文書行政系統。馮道成為宰輔前最重要的一個階梯，就是擔任李存勖霸府的掌書記。這個職位不但要撰寫軍事文件與外交文件，還要批答處理各類表章奏啟之類行政事務性文件，由此鍛煉了馮道對文書行政系統的極強駕馭能力。

后晉廢除樞密院、恢復中書省，馮道總攬中書大權，儼然唐代首席宰相再臨。依靠對這套文書行政系統的熟練駕馭，馮道掌握了那個時代的關鍵統治技術，稅收、法令、人事的事務皆可措諸指掌，使得中原政權的國家機器在戰亂中基本得以維持；甚至在被契丹劫持留滯河北的最黑暗時刻，馮道還能領導這個半俘虜狀態的文官小集團發揮一些基本的政治功能。

馮道的仁愛之風給他積累了崇高的聲望，而對中樞事務的熟稔又使他具有了“不可代替”的底氣，也使他獲得了豐厚的人脈與名望。但僅僅保持愛民的態度與恪守“技術”官僚的本分，馮道的政治擔當還不足以成立；變幻莫測的亂世中，政治手段的圓熟尤其必不可少。馮道所采用的政治手法，就是無原則地向強權低頭，將君臣之義拋在一邊，有時甚至不惜扮演丑角。

后唐末期，潞王李從珂在鳳翔起兵來攻洛陽，后唐愍帝李從厚出逃衛州。作為重臣的馮道在李從珂尚未到達洛陽時便讓中書舍人盧導上表勸進。盧導認為臣子拋棄有大恩的故主十分不妥，馮道祭出金句：“凡事要務實?！?/p>

“兒皇帝”石敬瑭靠契丹支持取得帝位，對這強大外援自然不敢怠慢，要派遣重臣出使以示親善，爭取利益，多數大臣如兵部尚書王權認為兩國若平起平坐也就罷了，但現在既以契丹為“父”，等于以“陪臣”之身份朝拜“夷狄”，受不了這種羞辱。只有馮道允往出使，到達契丹后隱忍氣候的苦寒與胡人的蔑視，對契丹君主耶律德光大拍馬屁，尤其是在耶律德光頒賜牛頭等物后立即賦詩稱謝；石敬瑭臨崩時，欲立幼子重睿，命左右將其置于馮道懷中，拳拳托孤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石敬瑭尸骨未寒，馮道便改立更為老成的齊王石重貴。

清人繪后晉高祖石敬瑭像。來源/《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不久后晉被契丹滅亡，耶律德光以勝利者的態度在汴梁奚落馮道不能善盡輔佐之節，并譏諷地問他是何許人也，馮道面不改色地答道：“無才無德，癡頑老子?！钡T道極盡恭維之后，又勸諫說當今天下的百姓，神佛都救不得，全靠皇帝陛下。說得耶律德光大悅，遂大為收斂了在中原的殺戮，百姓為此稱頌馮道。

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馮道拜倒強權、絲毫不顧及君主的囑托，有時又自污到了近乎丑惡的地步，確實可以說是一種“茍且”。然而馮道在每次政治上的“茍且”之行時，并未表現出一副躁進僥幸的小人嘴臉，相反卻一直十分平靜。這種平靜，可能來自其對亂世中個人乃至政權無常命運的參悟。馮道曾寫下一句著名詩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辈粏枴扒俺獭钡摹昂檬隆?，既可以理解為個人的不計利害；另一層面還暗含著這樣的意思，即“行好事”會按照個人內心得標準執行，不為政權乃至君主的前途負責，一種冷峻甚至冷漠的情緒貫穿始終?！皳敗迸c“茍且”并存，馮道的政治人格方能理解。

馮道早年時曾作詩明志：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此詩創作于五代亂世剛剛開始的最黑暗歲月，卻令人驚訝地洋溢著一種緝熙光明的氣氛。其中的主題有兩點：首先，個人不要為時局的走向縈懷，現實“存在”即客觀，相信未來便足夠；其次，個人要謹守私德、心中無惡，看似兇險坎坷的前途自然廣闊。當我們后來觀察時代走向與馮道平生所為，確乎也與詩中所論若合符契。但我們仍然要追問，馮道這種自信與從容究竟是怎樣從內心發展出來的？

五代十國形勢圖。來源/影視劇《太平年》

儒家歷來講究“內圣”與“外王”的雙重追求，但在事實上儒者自身能夠左右的只有“內圣”一途，即自我修為。能否實現“外王”則取決于時代的際遇、取決于個人能否“得君行道”，于是“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便成為一種更普遍的選擇。但如果每一個不幸遭逢亂世的士大夫都“卷而懷之”，那么亂世之生民誰來拯救？可如果在“亂世”時積極入世，所遇皆是“無道”之主，怎樣能確保自己不隨波逐流甚至助紂為虐呢？馮道的實踐給出了答案。首先，修持內心、節制欲望，不于亂世中“茍得”，這樣確保自己的行為就不是逐利的、自私的；其二，無論現實多么殘酷，相信這只是歷史的一段，未來必趨于美好。歸根到底，馮道并非雄才大略式的人物，在武夫互相攻伐的亂世之中，無力改變現實，只能走一條不違背內心良知的道路，盡量減輕戰爭對百姓的危害。

馮道離世之時，朝野一片悲慨，說明他在當時輿論特別是民眾心中有著特殊的分量。但亂世結束，史官、理學家卻對馮道進行了無情撻伐。北宋真宗、仁宗之際，儒學復興，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再看馮道，他不僅輾轉于五代中原政權之間, 還接受了耶律德光的委任，變得大節有虧。歐陽修把馮道列入《雜傳》文臣之首，認為他“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系之者”, “誠君子之所羞”，在歐陽修眼中，馮道是最羞恥的文臣。經過歐陽修和司馬光的傳播，馮道成為貳臣典型。

參考文獻：

[1]張明華.論馮道“不知廉恥”歷史形象的塑造與傳播[J].史學月刊,2012,(05):101-109.

[2]路育松.從對馮道的評價看宋代氣節觀念的嬗變[J].中國史研究,2004,(01):119-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