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新獲批超100家，中外合作辦學“爆發式擴容”，是“鍍金”還是“真金”？

2025年，教育部新批準本科及以上層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100余家，相當于此前20多年機構審批總數的一半。行業人士普遍認為，這標志著中外合作辦學整體進入發展窗口期。

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1月底，我國共有中外機構323家，項目1288個，存量學生約70萬人，約占同級教育層次學生總規模的2%。

中外合作辦學擴容將有效擴大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供給，極大提升中國教育的影響力、競爭力和話語權。

與此同時，在“準入+退出”雙向監管機制之下，歷年來有數百家辦學機構和項目因教育質量不達標、外方合作院校退出或無法履約、連續多年招生不足或停招等原因而終止。如何兼顧擴容和提質，成為一個亟待各方關注和解決的現實課題。

01

更好的國際化教學

截至2026年1月6日，共有13所愛爾蘭高校與中國高校開展了教學和科研領域的合作，平均每所愛爾蘭大學在中國建立了6個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整體發展態勢良好。

青島理工大學國際處負責人認為，與愛爾蘭高校建立合作，不僅可引進其嚴謹的學術體系和創新實踐模式，還能借助其作為“歐洲硅谷”的產業資源，推動產學研協同國際化，為學生提供更多實習、研究和就業通道。

受限于地理距離和高等教育總體規模，選擇赴愛爾蘭留學的中國學生約有3500人（2024年）。愛爾蘭的大學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內通過合作辦學、建設海外校區等方式尋求發展空間，同時為愛爾蘭高等教育體系輸入更多的高階（碩士、博士）生源。

愛爾蘭質量與資格認證局（QQI）對跨境授予愛爾蘭大學學位實施嚴格的質量過程和結果監管與審核，推動師資和管理團隊的跨境流動并于駐在國長期任教和工作。因此，愛爾蘭方面的教師能常駐中國任教，并逐步融入中國師生群體。

中國管理部門嚴格的審批程序和關于中外合作辦學“四個三分之一”的核心量化標準，針對的則是中方僅掛名、外方不實質參與的“假合作”，旨在確保實質性引進優質教育資源，推進課程、師資與教學過程真實融合，保障學生獲得與外方本土相當的教育體驗和學位含金量。

在立項之初，中外雙方會商定教師培訓計劃，重點是提升中方教師的國際化教學能力。據愛爾蘭教育推廣署中國市場負責人楊杰介紹，愛爾蘭大學的較多課時是在課堂教學之外，比如課后小組作業或者實踐，中方教師對這種教學方法還不熟悉。

為此，愛方安排中方教師到愛爾蘭進行短期的教學培訓，內容涵蓋語言、教學方法、教育技術、教學實踐等，從而導入國際化課程和教學方法，探索中外融合的教學生態和更符合中國學生的教學范式。

北京工業大學都柏林國際學院有十幾位乃至二十幾位愛方教師常駐，不允許飛行教學，所有外方教師必須按照教學計劃實施面對面教學。

都柏林大學是研究型大學，這些派駐教師要接受本部和北京工業大學的雙重管理，在完成在華一個學期的教學工作之后，他們要回本部繼續自己的科研、教學工作，因此院方采用了外方師資輪換制度。

02

跳出固有模式

從國內高中教育模式切換到英文授課的國際化教育模式，是學生需要跨越的第一道難關。很多學生會遭遇語言、學習方式、自我管理等方面的障礙，對應的支持和輔導至關重要。

北京工業大學都柏林國際學院黨委書記吳文英介紹說，作為211學校，學院學生的整體基礎非常不錯。為了提升學生的語言和跨文化交際能力，學院設計了中外合作辦學以學術英語為導向的英語教學新范式。

學院擁有16名全職外籍語言教師，口語和聽力課程采用小班制，全部由外籍教師教學，并建立了學生可以隨時約見教師進行一對一輔導的語言提升制度。

語言能力提升不再僅限于傳統的英語教學，而是著眼于全面提升教學質量，以適應中外合作辦學人才培養的內在需求，適應中國國情，滿足家長和學生的期待。

學院沒有照搬國內外通行的語言教學模式，而是參考《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創新設計英語課程，不再將通用英語考試如雅思、托福等作為衡量學生英語能力的標準。英語只是培養方案中的必修課程，學生如果掛科，可以申請補考，不會直接影響學生進階。

吳文英強調：“我們需要跳出固有模式，明確自己想教什么、達到什么目的，有針對性地調整教學策略和管理模式。”

外方教師普遍認為，中國學生勤奮好學，但有時過于追求績點，應引導他們關注知識本身和培養綜合素質。

為此，北工大都柏林學院大部分課程會采用項目式教學方式，突出學生參與和過程性評價，比如數學課程要求學生完成項目答辯，英語閱讀課程也會結合話題進行討論，包括小組合作、獨立完成任務、答辯展示等環節，以此來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

很多學生逐漸適應了高強度的學習環境，并展現出良好的業績表現和全球勝任力。有些學生通過內推方式獲得了深造的機會，吳文英不無自豪地表示，她曾為學生寫過上百封推薦信。

03

資源投入強度的區域差異

外方師資占比和外方教師授課量占比，是衡量中外合作辦學質量的重要指標，學生家庭普遍關心“有多少常任的外方教師”“有多少引進課程”。

楊杰認為，在外方教育資源和課程知識產權投入一定的情況下，外方師資投入強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方辦學主體的辦學經費預算。在生均經費和社會資助仍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學費依然是絕大部分辦學機構的主要收入來源。

關于收費項目和標準，《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和《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只作了原則性規定。

《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收取的費用應當主要用于教育教學活動和改善辦學條件；第三十一條規定，中外合作辦學者要求取得合理回報的，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的規定執行。這一方面認可了中外合作辦學的經濟回報機制，另一方面將具體定價權和議價權交給了地方管理部門和辦學主體。

目前，中外合作辦學的學費標準和定價機制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

據了解，在本科及以上層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中，北京高校實行政府指導下的辦學主體依據辦學成本自主定價機制。例如，北工大都柏林國際學院的學費標準為95000元/生/學年。

廣東省對中外合作辦學收費標準實行分類管理，對不同國內辦學主體（民辦、公辦）和辦學規格（機構或者項目）作了相對細化的規定，體現了政府指導、市場調節的原則，賦予了辦學主體比較大的自主定價權。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的學費標準均超過10萬元/生/學年。深圳大學深圳南特金融科技學院的學費為81500元/生/學年，而鄭州西亞斯學院堪薩斯國際學院收費標準為39850元/生/學年，東北師范大學羅格斯大學紐瓦克學院學費標準為60000元/生/學年。

定價的區域差異，既是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現實投射，也直觀反映了優質教育資源和投入強度的區域差異。無論各區域收費標準處于什么水平，外方辦學主體的師資投入成本是相對確定的，經濟活躍、人口密集、高校眾多的發達地區更容易獲得外方青睞。

楊杰坦言，如果中方的經費有限，外方很難投入長期穩定的師資隊伍。

吳文英認為，分類指導、自主定價的市場化定價機制，將有助于中外合作辦學主體核心能力建設。吳文英同時強調，應該鼓勵中外合作辦學分類發展，實施分類評估，允許不同層次的學校通過中外合作辦學逐步提升辦學質量，創新大學內部的治理模式，為更廣大地區的更多學生提供開闊視野的機會，提升他們的專業能力和全球競爭力。

04

國際化辦學的溢出效應

除了為國內學生提供多樣化的教育選擇，中外合作辦學需要在國家深化改革開放的政策引領下提前布局、積極作為。

在鼓勵職普融通、合作辦學、創新型大學的情況下，國內大學的學位容量持續增加，而人口結構正在發生大的變化，適齡人口顯著下降是可以預見的趨勢，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提升空間已經比較有限。為此，吸引國際學生成為彌補生源缺口的一個可行途徑，這是發達國家高等教育體系運轉的重要條件。

需要看到的是，我國大學整體國際化水平還不高，對應的國際學生管理和服務能力還比較有限。在國際化道路上先行先試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完全可以通過“自主招生”這扇窗吸引更多的國際學生，在大學留學生院這個體系之外探索融合程度更高的來華留學生培養方式。

楊杰表示，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是目前最穩定的、最務實的、最能推動國際教育交流的平臺，可以成為招收國際學生的重要載體，能在課程設置、教學資源、培養方式等方面探索成熟的模式，有利于提升中國高等教育的整體國際化水平。

對于一座城市來說，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超越了教育的邊界，成為深化對外開放、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的窗口。

青島理工大學國際處負責人認為，合作項目不僅能吸引國際師生來魯、來青，促進多元文化交流，還能通過聯合研究、技術轉移等形式，助力本土企業提升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推動青島“一帶一路”樞紐城市建設、優質生產力培育與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

來源：本文系原創，作者旭艾，原載于《留學》雜志2026年第4期，原標題為《擴容之下的中外合作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