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定陵考古發(fā)掘現場，郭沫若直接用手抓取文物，導致三千多件珍貴寶物損毀過半

1958年9月，北京昌平，十三陵特區(qū)。

一輛解放牌卡車停在定陵明樓前的廣場上。幾個工人正在往車上裝東西。裝的不是什么建筑材料，是三具巨大的金絲楠木棺槨。棺槨表面殘存的紅漆在陽光下泛著暗沉的光澤，槨板厚實沉重，四個人抬一塊都顯得吃力。

負責指揮的是一名博物館干部。他看了看手表，揮了揮手。工人們把最后一塊槨板扔上車斗，卡車發(fā)動，沿著陵園內新修的石子路開走了。車斗里的棺槨部件隨著顛簸相互碰撞，發(fā)出沉悶的聲響。

卡車最終停在寶城外側的山坡邊上。工人們把木板一塊塊卸下來，順著山坡往下推。木板翻滾著跌入溝底，砸在碎石上，驚起幾只棲息在灌木叢里的麻雀。溝底已經堆了一些之前運來的建筑垃圾——碎磚、瓦礫、水泥袋子，金絲楠木的棺材板就混在這些垃圾中間，被太陽曬著，被風吹著，等著被什么人撿走。

一位在定陵附近住了一輩子的老人站在遠處的土坡上看到了這一幕。他沒有走近，只是站著看了一會兒，然后轉身回了村子。

定陵的發(fā)掘，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項目。1955年秋天，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給郭沫若寫了一封信，提議發(fā)掘明成祖朱棣的長陵。吳晗是明史專家，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時就對明代宮廷制度做過大量研究。他相信長陵的地宮里一定保存著大量珍貴的文獻和文物，這些東西能填補明史研究的許多空白。

郭沫若欣然同意。兩人聯合了當時的文化界重量級人物——范文瀾、沈雁冰、鄧拓、張?zhí)K，聯名向國務院提交了發(fā)掘申請。報告的措辭相當樂觀：設置地下博物館供人參觀，研究明初史事，并聲稱有營造學社留下的清陵地下結構圖做參考，預計施工不會有什么困難。

但有兩個人在第一時間就表達了反對意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這兩個人是當時中國考古界最具專業(yè)話語權的人物。鄭振鐸的態(tài)度很直接：現在各地基本建設出土的文物已經堆積如山，考古所人手嚴重不足，這種不急之務應該往后放。夏鼐則專門找到吳晗當面勸阻，建議不要把有限的考古力量投入到一座帝王陵墓上，更不要從長陵開始——那是十三陵中規(guī)模最大、結構最復雜的一座，一旦打開，以當時的考古技術根本無法有效保護出土的文物。

吳晗沒有接受這些建議。這場爭論最終擺到了周恩來面前。周恩來的批復干凈利落：長陵太大，先別動，換一個小的，試試看。于是目標從朱棣的長陵轉移到了朱翊鈞的定陵。

定陵的主人萬歷皇帝朱翊鈞，是一個在歷史上留下過太多爭議的皇帝。他十歲登基，在位的頭十年里在張居正的輔佐下勵精圖治，開創(chuàng)了“萬歷中興”。張居正死后，他像變了一個人。先是在“國本之爭”中與整個文官集團對抗了十五年，然后干脆以“不上朝”作為回應。從萬歷十七年開始，他不再出席任何朝會，不見任何大臣，不批準任何任命。明朝龐大的官僚機器在他缺席的狀態(tài)下繼續(xù)慣性運轉了將近三十年。有歷史學家將明朝的衰亡歸因于這個時期，但這也并非定論。

三百多年后，他的陵墓被選中作為新中國第一個主動發(fā)掘的帝王陵。1956年5月，定陵發(fā)掘正式破土動工。

工程開始得很順利?？脊抨犜趯毘菛|南側挖了第一道探溝，僅一米深就發(fā)現了隧道門的砌磚痕跡。到九月份，在隧道中段發(fā)現了一塊刻字石碑，碑文明確寫著：此石至金剛墻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這等于把地宮入口的位置坐標直接交到了考古隊手里。主持發(fā)掘工作的趙其昌后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發(fā)現這塊碑的那一刻，他既興奮又不安——興奮的是地宮的確切位置終于確定了，不安的是這一切似乎太過順利了。

1957年秋天，地宮的金剛墻被打通。趙其昌第一個走進了地宮。他舉著手電筒，光柱掃過漢白玉雕成的宮門，照到了白石寶座和供桌上的祭祀器皿，最后落在那三口朱紅色的棺槨上。萬歷皇帝和孝端、孝靖兩位皇后躺在里面，已經躺了三百三十七年。

棺槨周圍的隨葬品令人瞠目。萬歷頭戴金絲翼善冠——那是用一百五十根細如發(fā)絲的金線手工編織而成的，直到今天，它仍是唯一出土的明代皇帝金冠?；屎箢^上的四頂鳳冠更為驚人，黃金、寶石、翡翠、珍珠層層鑲嵌，僅上等珍珠就有三千余顆。尸體周圍塞滿了金銀器皿、玉器、瓷器，還有成匹成匹的羅紗織錦，有些錦緞上金線織就的圖案在地宮門開啟的一瞬間，還在手電筒的光柱下泛著隱約的金光。

然而這些光轉瞬即逝。

地宮封閉了三百多年的低氧無光環(huán)境，在門被打開的瞬間徹底瓦解。新鮮空氣涌入，濕度驟變，溫度陡升。那些在地宮里沉睡了幾個世紀的有機質文物——絲綢、紙張、木器、漆器——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發(fā)生化學反應。字畫變黑，織錦變脆，原來色彩鮮艷的龍袍在接觸到空氣后開始褪色、碳化，用手輕輕一碰就碎成粉末。

趙其昌和他的考古隊沒有應對這種突發(fā)情況的設備。沒有恒溫恒濕箱，沒有惰性氣體保護裝置，甚至連最基本的密封塑料袋都嚴重不足。他們只能眼睜睜看著那些在地宮里保存了幾個世紀的東西，在自己的面前一點點變質。后來在定陵博物館展出的絲綢品，基本都是復制品，真品在出土后的幾個月內就損毀殆盡。

更大的問題出在發(fā)掘隊伍的管理上。為了趕工期，考古隊雇傭了大量當地農民參加挖掘和清理。這些農民對文物的價值沒有概念。地宮打開之后，大量隨葬品堆積在狹窄的墓室和通道里，現場混亂不堪。有些器物在搬運過程中被磕碰損傷，有些被隨意堆放導致變形。更嚴重的是，郭沫若本人多次到現場視察，他有一個習慣——直接徒手拿取文物，不戴手套，不戴口罩，沒有任何防護措施。這個習慣導致多件脆弱器物表面留下了汗?jié)n和指紋，加速了文物腐蝕。

三千多件出土文物，在挖掘、搬運、整理、保管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中，損毀了將近一半。這個數字后來被寫進了考古研究所的內部評估報告，措辭異常嚴厲。

但真正稱得上慘劇的事情，發(fā)生在文物出土之后。

1959年秋天，定陵博物館即將對外開放。為了布展需要，博物館復刻了三具與原棺槨尺寸相近的仿制品用于陳列。工作人員判斷，三具原件已經沒有保存價值，于是做出了一個決定——將其處理掉。幾十名警衛(wèi)戰(zhàn)士將三具巨大的棺槨從地宮中搬出，抬到寶城上方的平臺，從墻頭推了下去。槨板斷裂，散落在山坡下的溝底。

消息傳到夏鼐耳中時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星期。這位從一開始就反對發(fā)掘定陵的考古學家，在辦公室里坐了很長時間。他沒有公開發(fā)表評論，但在私下的交談中重復過一句話：考古不是挖寶，是保護。這句話在后來的幾十年里被中國考古界反復使用，但很多東西說出口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被丟棄的金絲楠木棺槨引來了附近村民的注意。金絲楠木是極其名貴的木材，在明清兩代專供皇家使用。有村民將這些木板撿回家，有的做了柜子，有的做了板凳，有的劈成柴火燒了。萬歷皇帝和兩位皇后最后的臥榻，就這樣散落進了昌平鄉(xiāng)下的一間間農舍里。

更慘烈的一幕發(fā)生在1966年。政治風暴席卷全國，定陵也被列為破四舊的對象。紅衛(wèi)兵沖進定陵博物館，將展廳里的文物定性為封建主義遺毒。萬歷皇帝和兩位皇后的遺骨被人從庫房里拖出來，拉到定陵大門前的廣場上示眾。尸骨周圍堆放著帝后畫像、照片和文獻資料，作為罪證供人參觀。一場批斗大會在陵門前召開。批斗結束之后，尸骨和文獻資料被堆在一起，澆上汽油，點燃。

萬歷皇帝在火中化為灰燼。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十歲登基，少年時被張居正嚴格管束，成年后與整個官僚體系對抗，二十八年不上朝，死后被葬入精心營造的定陵。三百三十六年之后，他的遺骨在自己陵墓的門前，被燒成了一把灰。

隨著定陵發(fā)掘帶來的一連串惡果逐漸曝光，鄭振鐸和夏鼐聯合上書國務院，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帝王陵墓的主動發(fā)掘。國務院迅速做出批復，下發(fā)了嚴禁主動發(fā)掘帝王陵墓的文件。這份文件在此后幾十年里被反復重申，其核心精神至今仍是考古工作中的一條紅線：除了配合基本建設而進行的搶救性發(fā)掘之外，任何主動發(fā)掘帝王陵墓的行為都不被允許。

這個原則的建立，是用定陵數千件文物的損毀和萬歷皇帝尸骨的無存換來的。代價太大了。大到此后幾十年里，盡管全國各地屢次有人提議發(fā)掘秦始皇陵、漢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這些動議全部被打了回去。在官方的口徑中，除非有不可抗力的外部因素威脅到陵墓安全，否則這些帝王陵墓將永遠保持原狀。

定陵發(fā)掘的參與者們，在后來的人生軌跡中大多走向了灰暗的終點。吳晗在文革中遭受了遠超常人的沖擊。他是明史研究的代表學者，他寫的《海瑞罷官》被欽定為“大毒草”，他被公開批斗，投入監(jiān)獄，最后在獄中自殺身亡。鄭振鐸在1958年10月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那位在定陵寶城上指揮拋棺的干部，并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太多記載。而在定陵發(fā)掘時負責拍攝檔案照片的攝影師，后來也在那個特殊年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些人的結局和定陵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因果關聯，沒有任何科學證據支持。但人們把“定陵詛咒”的說法流傳了半個多世紀。

夏鼐是少數幾個在定陵事件中始終保持清醒并堅持了自己立場的人。他活到了1985年，在此后的三十年間主持了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重建。他反復告誡自己的學生：考古的目的不是挖出什么，而是留住什么。如果把東西挖出來卻保護不了，那就不要挖。

1980年代中期，定陵發(fā)掘三十年之后，夏鼐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說過一句話。意思是如果當年沒有打開定陵，中國考古界現在的處境會好得多。如果再推遲三十年，等到技術條件成熟了再挖，一切都會不一樣。

但歷史沒有如果。

定陵地宮被打開之后，就沒有人能把它重新合上了。三千多件文物損毀過半。龍袍碳化成碎屑。金絲楠木棺槨變成板凳和柴火。皇帝和皇后的遺骨灰飛煙滅。這些損失永遠無法彌補。每一件損毀的文物，都是一扇被關上的門，后人再也看不到門后是什么。

定陵博物館如今依然對公眾開放。地下宮殿的白石寶座上空空蕩蕩，復制的棺槨里空無一物，展柜里陳列的絲織品標注著“復制品”的字樣。真正的遺存已經永遠消失了。

定陵的教訓被刻進了中國考古學的DNA。此后幾十年，無論是漢陽陵、馬王堆，還是三星堆，每一次重大考古發(fā)現之后，最先被討論的問題永遠是保護方案，而不是挖掘方案。考古隊進場的順序也變了：過去是鏟子先進，現在是溫濕度檢測儀、惰性氣體罐、密封保護艙先進。這些改變，都是用定陵的代價換來的。

但代價這個東西，只有活著的人才能感受到它的重量。那些被燒成灰的，被摔碎的，被劈成柴火的，它們不會說話，不會抗議，不會在某個深夜走進考古學家的夢里。它們只是消失了。帶著所有它們本可以告訴后人的關于明朝、關于萬歷、關于那個時代的秘密，一起消失了。定陵地宮的門開了，它們就散了。這扇門，關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