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決定斷網六個月，找回人生慢半拍的權利

你是否也經歷過這樣的時刻：沒有明確的職業目標，但還得緊跟著同學尋找實習機會；明明手上已經有幾個項目，還被催促著完成新任務；為了不輸在起跑線，身邊的家長決定為孩子報上編程、AI 課程……在這個“高效率”“快產出”時代，“慢”，仿佛成了一種不合時宜。

當時間不再只是客觀的物理刻度，而成為考核績效、切割生活與施展權力的工具，許多人便被一種無形的“時間政治”所規訓。即便在剛過去的假期或周末，能短暫放下手機、稍作放松，但在日常事務的圍困中，我們真的還能重新調動感官了解真實世界、找回自己的生活節奏嗎？

為了回答類似的疑問，美國林菲爾德大學新聞與媒體研究教授詹妮弗·勞赫以教育家和研究員身份，展開了一場為期六個月的“斷網實驗”。她停止使用數字設備和網絡，轉而借助“慢媒介”與世界重新建立聯系。在單讀新書 071《慢媒介》中，詹妮弗也以寫作者的的視角，回溯這場“逆潮流”的實踐歷程，并嘗試為讀者構建立一種“慢生活”的理解框架。

在書中，詹妮弗不僅將“慢”的理念引入媒介領域，將其與飲食、文化、環境及日常生活等多個維度相互連接，也重新審視黑膠唱片、錄像帶、報紙等被貼上“落后”“懷舊”標簽的媒介形式。她并未否認自身對數字媒介的關注與熱愛，而是在重新理解與使用“慢媒介”的過程中，主動選擇別樣的生活方式，將一種不完全受技術規訓的可能性呈現在讀者面前。

那是一種更需要勇氣，卻又讓我們更可能專注、可持續生活在當下的選擇。今天，單讀分享《慢媒介》序言的部分內容，和詹妮弗一起走進她的冒險旅程，主動尋回“慢”權利。

進入正文前，值得一提的還有——《慢媒介》是單讀近年來的首本外版書，也是“注視”系列的第一本。此系列通過不同領域的思想與實踐，重新看見個體與生活的關系；關注被忽視的日常與選擇，在既定路徑之外，打開關于生活的另一種理解與可能。基于這樣的想法，單讀由衷希望這本書能為讀者提供調整生活節奏的線索，讓以人的生活質量為導向的未來變得更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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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是可承受之輕

（節選）

作者：詹妮弗·勞赫

譯者：李婉瑩

不久前，我站在紐約的人行道上，面對朋友住的公寓樓，朝她位于三樓的公寓窗戶扔石頭。我的臂力和瞄準力足以讓我擊中二樓的玻璃，可我朋友住得更高。我不知道該如何引起她的注意。是等公寓樓里的人出來，還是觸發我的汽車警報系統？麻煩的是，她沒裝門鈴。人們不再裝門鈴是新通信環境引發的連鎖反應之一，許多人默認訪客會通過手機來宣告他們的到來—而一些業主不裝門鈴是因為他們覺得這不是必需的。最后，我找到一部公用電話，給朋友打了過去。雖然大多數人的口袋和錢包里都裝有數字設備，我卻沒有。

你問我原因？在沉醉于體驗數字媒介的奇妙中度過了二十年后，我斷網了六個月，并且一年沒用手機。異想天開、令人毛骨悚然的藝術家愛德華·戈里（Edward Gorey）舉辦過精美的插畫信件展，該展覽使我猛然驚覺，隨著數字傳播的發展，我們正在失去人工制品。我懷念寫信時發揮的創意和收信的樂趣。這種淡淡的懷舊傷感使我嘗試重塑自己的媒介生活。我希望斷網一段時間能幫助我恢復寄信和明信片等使用模擬媒介的習慣，這些習慣曾給我帶來很多的快樂。不過，并不只是收發電子郵件這一件事讓我對數字媒介感到失望。

很久以前，我曾將大量時間用于需要動手和身體力行的活動：從烹飪書上尋找新食譜，沿著阿巴拉契亞步道（Appalachian Trail）徒步旅行和露營，自學書法，和朋友們一起閑逛，在暗房里沖印照片。我逛唱片店、圖書館、書店和其他如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令人難忘地寫下的、提供“經印刷和裝訂制成的媒介制品”的商店。隨著懷舊情緒翻涌——部分原因是懷念那些我不再擁有的閑暇時光——我意識到，當我緊盯屏幕的時間越來越久，線下休閑活動也漸漸被我遺忘。我一直覺得自己還算多才多藝，但數字媒介讓我感到自己變得單調乏味。如同許多人一樣，我發現數字媒介的好處越發含糊不清，其帶來的負擔也越發沉重。我想知道離線生活一陣會怎樣。（也許你也對那種生活感到好奇。）

我突然想到，人們可以借鑒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的經驗，將其應用于媒介使用。我不想在做所有事的時候都放慢腳步，只想創造一個空間，得以用更舒緩的節奏去使用媒介，并以此作為對快媒介使用的平衡和補充。在當時，我以為只有我將慢食運動與數字媒介相聯系，有種孤軍奮戰的感覺。但我猜測，在某個不為我所知的地方，可能有許多志同道合的人在進行什么不尋常的運動。我在博客“慢媒介：論人工制品和媒介更少干預生活的可能性”（Slow Media: A Compendium of Artifacts and Discourses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for a Less-Mediated Life）中探討了這些想法，講述了我對技術“進步”的質疑、我計劃給朋友和家人們寄幾十張明信片，以及我在臉書上與慢媒介小組的相遇（這不是在自嘲；稍后我會解釋）。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過的那樣，我很高興得知有其他人和我一同發掘了“慢媒介”的概念。

我策劃了一場雄心勃勃的冒險：離線生活——不僅僅像很多人那樣離線一天或一周，而是離線六個月。有很多原因吸引我去做這個實驗。我渴望將時間和精力重新投入不使用媒介的消遣活動中。我想從客觀視角重新評估媒介在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這一想法的靈感來自馬歇爾·麥克盧漢的一句俏皮話：“我們不知道是誰發現了水，但很可能不是魚。”換句話說，你無法清楚地感知你沉浸其中的物質或情景。人們經常將媒介比作“我們呼吸的空氣”，盡管不同于魚離不開水，人可以離開數字設備和網絡生存。這一實驗是個參與觀察、收集數據、從外界視角評估數字文化的機會。

我計劃重現二十年前的媒介技術使用情形：回到 1989 年，那時互聯網和手機尚未開始流行。這意味著在實驗中我可以使用任何印刷制品，包括報紙、雜志、書籍（而不是 Kindle、iPad、電子書）；我會聽黑膠唱片、錄音帶和 CD 光盤（而不是 MP3 播放器及其同類產品）；我會看有線電視和錄像帶（而不是錄像機或 DVD 影碟）；我會用打字機或在離線情況下用計算機處理文字工作（但不連接互聯網、下載文件或“保存在云端”）；我會用固定電話（而不是手機）；我會聽無線電廣播（而不是衛星或線上廣播）。

當別人通過技術與我聯系時，我不會改變他們的偏好。我很感激許多朋友、家人和同事愿意甚至熱切配合我的慢媒介實驗。我不會指示他們為我做（或不做）任何他們通常不會做的事。如果有人用手機與我聯系，我便用手機與他們交談；如果旅行社在網上為我預訂航班，那就這樣吧；如果為我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人需要互聯網來完成工作，也就順其自然。無論他們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做了什么，都不會在根本上改變我的體驗。

我與記者薩莉·海斯（Sally Herships）的一次對談使得流行廣播節目《市場》（Marketplace）播出了關于慢媒介的故事。這個故事在博客圈流傳開來，并引起了公眾關注。在我向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的全球聽眾宣布我的斷網計劃后，我便自斷了退路，只能勇往直前。根據新聞報道（當然，這不是一個可靠的現實指標），截至 2009 年底，慢媒介已從一種萌芽中的反主流文化發展為既成事實。新聞機構在報道這一“運動”時沒做補充解釋，他們認為這是種普遍現象。美國各地以及澳大利亞、加拿大、智利、英國、法國、德國等地的主要新聞媒體都對慢媒介進行了報道。

劇集《人生切割術》

臨界點更近了

幸福生活、活在當下和一切從簡等呼聲吸引著人們——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以這些口號為書名的暢銷書。許多人都在尋求幸福感、存在感和輕松感，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找不到這些感受。眾所周知，高強度使用媒介在某種程度上會讓人感到心煩意亂、焦慮、疏離、健忘、工作過度、壓力過大。但很少有人認為數字技術是現代人產生不滿情緒的唯一根源，或者甚至是主要根源。不過，在 21 世紀初期，許多人意識到設備和網絡給人帶來諸多好處，也使人付出代價。一小部分人正在尋找并發掘與媒介和他人互動的新方式，而這一群體的人數正變得越來越多。

我一邊與有關快媒介的疑慮作斗爭，一邊設想了關于暫離虛擬世界的休息方式。當時我并不知道，還有許多人也找到了同樣的解決之道，即有意識地調整媒介使用方法。這些人和我一樣，受到慢食運動的啟發，通過平衡數字媒介和相對數字媒介而言較慢的活動來享受簡單的樂趣。“慢媒介宣言”（The Slow Media Manifesto）便體現了這種精神。該宣言由三位德國學者撰寫，在全球博客圈掀起了波瀾。宣言鼓勵人們在使用便宜、快速的媒介技術以外，享受書籍、唱片和其他經久耐用的替代選擇。

就在那段時間，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和斯蒂芬·金等多產作家談論了他們如何抵制媒介對創作的干擾。金承認他有“屏幕成癮癥”，每天要花七個半小時使用媒介：三個半小時在電腦上寫作，一小時處理電子郵件，一小時瀏覽網站，兩小時觀看流媒體視頻。（這比今天美國人平均上網時間略少。）金沒有給出任何解決方案——“史蒂維叔叔不給建議”——但他希望能有更多時間與家人、朋友、狗和摩托車待在一起。“我想，任何人臨終前都不會想在發送即時消息或玩在線撲克上花費更多的時間。”他寫道。

格拉德威爾則談到了如何重新平衡自己的時間安排，減少使用數字媒介。例如，他放棄了寫博客，轉向圖書和文章寫作——他認為這些工作更有意義。“一個人一天中能完成的事情有限。”格拉德威爾對《環球郵報》說。他解釋道，將智能手機放在視線范圍外有助于他的內心變得平靜和專注——即便是在咖啡店等公共場所工作時也如此。“我找到了各種小技巧來創造獨處時刻。”他說。設立界限有益于提高工作效率，享受生活。

2009 年，當我計劃退出數字媒介生活時，奧普拉·溫弗瑞也發起了類似的活動。在“你的生活里可以沒有什么？（What Can You Live Without?）”的倡議實驗中，她鼓勵觀眾去嘗試自愿簡樸生活一周。溫弗瑞提出，如果人們減少物品，隔絕噪聲，尤其是斷開與數字設備的連接，他們就會發現更多生活的意義。這項實驗的首要規則是暫停使用電腦、手機、電視和視頻游戲等媒介技術。觀眾被邀請下載一份十四頁的指南，指南包含一份小貼士、一本日記和一張圖表。小貼士用于應對數字戒斷，日記本用于記錄實驗期間戒斷成功的時刻和戒斷時遇到的誘惑，圖表用于設定日后媒介的使用限度，以便改掉舊習。

同年，一個名為“重啟”（Reboot）的非營利組織發起了第一個“全國斷網日”（National Day of Unplugging），旨在將每周一天遠離電子產品的儀式世俗化。該活動倡導人們至少嘗試斷網一次，并且如果可能的話將其養成習慣。“重啟”的創始人是精通媒介知識的技術行業人士，他們信奉猶太教但不嚴守戒律，并“感到反抗快節奏的生活是他們共同的需求”。他們的“安息日宣言”敦促所有人，無論信仰如何，都慢下來，休息一天。宣言的核心原則是，通過關閉手機、退出登錄電子郵箱、臉書和推特等方式來遠離技術。其他幾項原則，如點蠟燭、喝酒、吃面包、尋求安靜等也具備了非宗教傾向。宣言保留了《舊約》精神，放寬了安息日的限制，使這種實踐更可行，也更具感召力。

與此同時，許多記者、名人和外向者也在嘗試“媒介節食”和“數字排毒”，包括新聞主播凱蒂·庫里克（Katie Couric）、美食專欄作家馬克·比特曼（Mark Bittman）和演員喬什·拉德諾（Josh Radnor）等很多人。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Lady Gaga 和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等人為了宣傳“世界艾滋病日”（World AIDS Day）短暫放棄使用推特（想必這是一次巨大的個人犧牲）。《紐約時報》和《赫芬頓郵報》呼吁人們減少使用設備——這一請求或許不同尋常，媒體竟然敢倡導人們不要閱讀他們生產的內容。阿默斯特、斯蒂芬斯等學院的教育工作者舉辦了如“正念日”和“無設備晚禱”等校園活動。暫停使用數字媒介或社交媒體一天、一個周末或更久變成了一種真正可行的生活方式。

比特曼就是實踐這一生活方式的典范。他自稱“技術成癮”，曾習慣將筆記本電腦放在床頭，每天睡前最后一件事和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查閱電子郵件。在搭乘長途航班時，當他無法抵抗查看電子郵件的誘惑，他便開始刷信用卡消費。比特曼著有《如何烹飪一切》（How to Cook Everything）等書籍，在任何地方他都知道如何工作。他對自己的媒介成癮——以及每周七十小時的工作時間——感到不舒服，并決心要在更多時候與媒介斷開連接。雖然他從小就過逾越節，他卻從未嘗試過依據宗教原則規律地安排休息日，以此遠離技術。比特曼稱贊數字安息日使人得以對抗過度工作，找到可持續的日常生活節奏。暢銷書《哈姆雷特的黑莓》（Hamlet’s Blackberry）表達了和比特曼類似的態度。作者威廉·鮑爾斯在書中講述了他汲取柏拉圖、塞涅卡、莎士比亞和其他偉人的思想，從他們那里學到了如何防止電子設備侵蝕家庭生活。科技潮流引領者們邀請鮑爾斯在一年一度的“西南偏南”論壇上發表演講，該論壇還安排了“安息日宣言”發起人舉行斷網派對。“西南偏南”的組織者受“全國斷網日”的啟發，舉辦了一場名為“不發推文，活在當下”的活動。在活動現場，科技領袖和企業家分享了他們每周進行數字排毒的經歷，他們以這樣的方式在生活中創造了“神圣的‘無連接’時間”。

對此，我的第一反應是：哈？“西南偏南”的成員們以其沉迷于科技、超級連接、多設備使用和三心二意為榮。他們是推特和 FourSquare 等軟件的早期用戶。為何現在他們要關閉電子設備，遠離互聯網，加入離線生活的反主流文化？參與其中的還有那些制作、推廣和熱衷使用數字媒介和網絡的人們，這使得離線生活的趨勢變得越發有趣起來。接著，就要說到我自己了。

電影《椿之庭》

我愛數字媒介

不知為何，人們認為我討厭數字媒介。在此，我想要先澄清一件事。這本書講的并不是某某年以前，某某技術尚未出現，那時的生活要比現在好得多。我能列出很多我喜歡數字媒介的理由，想必讀者對此也不會感到詫異。說真的，如果我討厭互聯網，那我的斷網計劃豈不是會很無聊？而且如果我真的討厭互聯網，我的計劃也就沒有挑戰性，沒有犧牲。這就好比在大齋節期間，我自愿選擇放棄泡菜或沙丁魚一樣。

我認為人們能擁有數字技術，尤其是能用數字技術相互交流，是無比幸運的事。20 世紀 80 年代，我生活在海外，沒法聯系身在美國的朋友和家人們，那種滋味真是太孤獨了。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我也漂在國外，當時互聯網速度太慢，并不實用，而用固定電話往美國打的費用高得嚇人。如同大多數人一樣，我也感到互聯網能做到的事令人驚嘆，諸如免費給千里之外的人發消息，即時查找過去幾乎無法獲取的信息，與世界各地的人們分享博客文章、照片和視頻。信息技術使人自由！至于那些不用新技術的人呢？太落后了。這些盧德派。他們什么也不懂。

將使用數字媒介列為生活中的次要事項并不是個容易的決定。我之所以決心這樣做，是因為我覺得——現在有時我也仍然這樣想——有太多的日子，我醒來后喝咖啡、吃早餐，然后上網查看電子郵箱，之后我閱讀和發送電子郵件、點擊鏈接、點開臉書，隨便瀏覽網頁，不知不覺中就這么度過了六到八小時。一天結束時，我經常覺得——現在有時我也仍然這樣想——我在有限的生命中沒有做足夠多有意義的事。

身為教師、學者和人類個體的經歷引導我展開了慢媒介項目，而喜歡和眾人唱反調也是促使我進行這一項目的重要原因。我越多和人們談論離線生活，人們越認為這不可能實現，這也就越激發我想去證明我能做到。當我說出這個計劃時，很多人聽完都笑了。我的朋友和同事們普遍認為，數字媒介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沒有數字媒介的生活將會黯然失色，難以想象。人們對我的計劃普遍有兩種反應：（1）這是個沒必要的計劃，而且實現不了；或（2）這是個很棒的計劃，而且實現不了。他們不予支持的態度只會增強我行動的決心。

其他朋友開玩笑說，我應該將長期落灰的隨身聽和兔耳天線找出來。一位老友相信我能做這件事，稱我擅長克制欲望。如果真是這樣，用福柯的話來說，那就是禁欲主義會幫助我成為更好的人，過上更好的生活。如果你專注于你得到的，而不是因此放棄的事物，戒斷數字媒介并不會讓你感到是在自我克制。我看似在自我剝奪，但更像是種“達觀的自我克制”，正如本杰明·富蘭克林所言，這意味著拒絕做一些想做但如果做了會得不償失的事。這種積極的自我克制能使人逃離“享樂跑步機”。“享樂跑步機”會導致新奇的樂趣變成單純的安慰，并最終使人失望，不再感到任何快樂。換句話說，定期戒斷數字媒介才能讓我從數字媒介中獲得更多的滿足感。

不過，“慢”原則最大的吸引力不在于它帶來的愉悅，而在于時間政治。盡管人們認為閑散的教授每周只用工作幾天，但像我這樣的學者通常每周在教學、研究和服務上會投入六十小時。我們的夜晚、周末和休閑時間都被工作所占據，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你猜對了——數字媒介。保持健康、照顧自我和料理家事等日常事宜經常被拋在一旁（所以人們認為教授心不在焉、風格欠佳的這種刻板印象可能是合理的）。研究表明，學術界人士的身心壓力超過了人群平均水平。學者當然并不是唯一努力在重新平衡工作與生活的群體，但他們強烈地感受到時間不夠用。據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項調查顯示，78% 的教職員工表示“無論他們多么努力，都無法做完所有工作”，而在首席執行官群體中有相同感覺的人僅占 48%。大學削減了提供給教授的資源，同時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量，以及對他們的生產力預期、競爭、評估和審查。與此同時，學者們卻越發沒有時間去做那些當初吸引他們投身學術界的事情：閱讀、寫作、反思、審議、與同事合作。

我無法改變大學文化，也無法改變這種文化默許強調效率、量化、責任和速度等指標的企業價值觀。但我可以通過限制自己的媒介使用，抵制要更多、更好、更快地工作這件事不斷帶來的壓力。慢媒介提供了一種個人干預的方法。盡管如此，出于社會和職業義務，我只能考慮在休息時間或學術休假期間（這是個多么貼切的詞）過離線生活。如同許多其他職業一樣，我的職業需要我履行強制性職責和協商性職責。而學術休假減輕了我的強制性職責，并允許我放下許多協商性職責。（巧的是，一位和我同時休假的同事也在加強工作與生活的界限，并做出了類似的嘗試；她將這稱為“安靜計劃”。）

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策劃和推進慢媒介項目，并于 2009 年 4 月正式開始啟動。我租了一個郵政信箱，翻出舊錄像帶和唱片機，裝上固定電話，將我的電子郵箱地址從數百個通信列表中抹去，并找出了寶麗來膠卷和打字機色帶。我對這個計劃期待已久。終于，7 月 4 日這一天，我斷網了，以此致敬獨立日。而梭羅也是在這一天開始了他在瓦爾登湖的傳奇隱居。

我們真的需要這么高效嗎？

什么才是更可持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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