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躲入農婦家避敵搜查，她竟大喊：共產黨在此，快來抓！

1959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站滿了人。一位滿頭白發的老人被人攙扶著，一步一步走上了城樓的臺階。她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藏藍色布衫，袖口磨出了毛邊。城樓很高，風吹過來的時候，老人的白發被吹得有些散亂。她抬手攏了攏頭發，那只手骨節粗大，皮膚粗糙得像老樹皮。站在城樓上，她看見了廣場上的人山人海，看見了紅旗，看見了歡呼的人群。沒有人注意到，這位老人站在那里的時候，嘴唇一直在微微顫抖。她叫黃菊喜。人們叫她黃菊媽。很多年前，她還有一個稱呼——吳家的童養媳。

黃菊喜說不清自己哪一年出生的。后來有人幫她查了，說是一八八二年。她生在湖北通城縣黃袍山腳下的夜珠窩，那地方窮，山多地少，種不出幾斗糧食。她父親是個種地的，常年彎腰駝背在田里刨食，到頭來還是養不活一家人。黃菊喜還小的時候，父親就死了。具體怎么死的，她后來從來不提。只知道父親死后，母親帶著她改嫁到石下的黃家，她從此改了姓，叫黃菊喜。

那年她還不滿十歲。

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姑娘，在別人家里吃飯，日子怎么過的，沒有人記錄過。只知道又過了兩年，她十二歲那年，母親再也養不起她了，把她送到夜珠窩一戶姓吳的人家，當童養媳。吳家的兒子叫吳立成，年紀也不大，兩個半大孩子在一個屋檐下，名義上是夫妻，實際上什么也不懂。

黃菊喜在吳家的日子，史料上只留了一句話：婚后育三男二女。

一句話，八個字。可從十二歲到生下五個孩子，這中間是多少年？沒有人算過。只知道她每天天不亮就得起來燒火做飯，喂豬喂雞，洗一家人的衣裳。黃袍山的冬天很冷，山風灌進屋里，水缸里的水結了一層薄冰。她拿木棒把冰敲碎，舀水洗菜，手指凍得通紅，裂開的口子里滲出血來。不洗不行，婆婆盯著呢。

日子就這么一天一天熬著。

五個孩子先后出生了，三個男孩，兩個女孩，滿屋子都是孩子的哭聲和笑聲。黃菊喜有時候坐在門檻上，看著孩子們在院子里跑來跑去，手里的活計會停下來一小會兒。山里的麻雀在屋檐下嘰嘰喳喳地叫，太陽曬在院子里，地上落了一片光斑。但這樣的時刻總是很短。她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又去忙了。

長子吳朝義不滿十歲的時候，丈夫吳立成病倒了。

那天早上，吳立成還下地干了一會兒活，回來就喊身上沒力氣。黃菊喜給他熬了一碗姜湯，他喝了兩口就放下了。到了傍晚，他開始發高燒，額頭燙得像剛從灶膛里扒出來的紅薯。黃菊喜叫了鄰居幫忙，去鎮上請郎中。郎中來了一看，搖了搖頭。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病，放在有錢人家，幾副藥就好了。可吳家沒有錢。一貼藥都抓不起。黃菊喜把家里翻了個遍，只湊出來幾個銅板。郎中沒有收錢，嘆了口氣就走了。

那幾天，黃菊喜日夜守在丈夫床前。她用涼水浸了布巾敷在丈夫額頭上，敷了一會兒布巾就熱了，她再換一塊涼的。這樣反反復復，從天黑到天亮，又從天亮到天黑。

第四天夜里，丈夫走了。

屋里安靜下來了。五個孩子擠在角落里，最小的女兒還不太懂事，睜著眼睛看著母親。黃菊喜坐在床沿上，沒有說話，也沒有哭。窗外的月亮很圓，月光照進來，照在丈夫的臉上，照在黃菊喜一動不動的背影上。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站了起來。屋里還有五個孩子要吃飯。

丈夫死后，家里的日子徹底過不下去了。黃菊喜沒有田地，沒有積蓄，只有五張嘴等著吃飯。她拿了一根竹竿，一個破碗，帶著五個孩子出了門，沿著山道一路往東，在通城、崇陽、平江、修水四個縣沿門乞討。

那年她大概三十多歲。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手里牽著大的，背上背著小的，走在冬天的山道上。孩子們的臉凍得發青，腳上的鞋破了洞，腳趾露在外面。黃菊喜自己的棉襖已經看不出原來的顏色了，補丁摞補丁，棉花從破洞里鉆出來，白花花的一片。

到了村口，她停下來，把孩子們攏到身后，自己走上前去敲門。有人開門，她就低聲下氣地說幾句好話。有時候人家給一碗剩飯，有時候給一塊紅薯，有時候門開一條縫，看見是討飯的，砰的一聲就關上了。碰上后者，黃菊喜也不說什么，轉身就走。她背后的孩子們互相拉著手，默默跟著母親走向下一個村子。

這樣的日子過了多久，沒有人知道。但五個孩子活下來了。

一九二七年，湘鄂贛邊界的山里開始不太平了。但那是另一種不太平。七月，通城黃袍山來了兩個外鄉人。其中一個人的名字后來被寫進了教科書——羅榮桓。另一個代號C-1的人，后來才知道是毛澤東。他們在黃袍山的荻田一帶開展工作，組建農民自衛軍，發展黨組織。

黃菊喜還記得那天的事。村子里來了一隊人，穿著灰布軍裝，綁著腿，身上背著槍。村民們起初很緊張，躲在家里不敢出來。但這些人沒有砸門，沒有搶東西，而是坐在村口的大樟樹下，跟出來張望的老人說話。有人幫著挑水，有人幫著劈柴。到了吃飯的時候，他們自己生火做飯，不拿百姓一粒米。

黃菊喜站在院門口看了一會兒。她見過兵。民國以來，通城一帶來來往往的兵多了去了，有北洋的，有國民革命軍的，有地方保安團的。她見的兵，都是兇神惡煞的，進門先翻箱倒柜找吃的，看見值錢的東西順手就揣進懷里，一個不順心就打人。眼前這些人，跟她見過的兵不一樣。

這些人說話客客氣氣的，管她叫大嫂。

那天晚上，她的長子吳朝義從外面回來，興沖沖地跟她說：娘，那些人是紅軍，是幫窮人打天下的。黃菊喜聽了，沒有說什么。她坐在灶臺前往火里添了一把柴，火光映在她臉上，明明暗暗的。

但那天之后，黃菊喜開始留意這支隊伍了。她看見紅軍戰士住的是破廟和牛棚，吃的是糙米野菜。她還看見村里的年輕人一個接一個地往隊伍里跑，回來的時候穿著軍裝，挺著胸脯，跟變了一個人似的。

毛澤東就是在那個時候住進了黃菊喜家的。

根據當地老人李海連后來的口述，毛澤東第一次到黃袍山時，就借宿在黃菊喜家中。他一進門，黃菊喜就愣住了。她盯著毛澤東看了很久，看得毛澤東都有些不解了。原因很簡單——毛澤東長得太像她的大兒子吳朝義了。眉眼、臉型、說話的架勢，都像。不了解的人，一眼很難分出來。

黃菊喜把家里最好的東西都拿了出來招待他們。說是最好的東西，其實也就是幾塊紅薯干和一碗糙米粥。但她是真心實意地招待。毛澤東和羅榮桓在她家住了一段時間，每天出去工作，晚上回來。黃菊喜給他們燒熱水泡腳，給他們縫補破了的衣裳。有一天晚上，毛澤東坐在油燈下寫東西，黃菊喜坐在旁邊納鞋底，兩個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

毛澤東管她叫菊媽。

后來羅榮桓提了個提議，說既然毛澤東跟吳朝義長得這么像，不如就讓毛澤東認黃菊喜做干媽。黃菊喜聽了，手里的針線停了下來。她看了看毛澤東，又看了看羅榮桓，嘴唇動了動，沒說出話來。毛澤東倒是爽快地答應了，站起來，鄭重地叫了一聲：菊媽。

那天晚上，黃菊喜一夜沒怎么睡。她躺在木板床上，翻來覆去。天快亮的時候，她起來燒火做飯，往灶膛里塞柴火的動作比平時利索了不少。

但那不過是短暫的平靜。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羅榮桓在通城發動了農民暴動，奪取了縣城，成立了中共八七會議后全國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通城縣勞農政府。黃袍山從此成了湘鄂贛蘇區的一部分。革命的火種點燃了，但隨之而來的，是敵人更猛烈的反撲。

毛澤東不久就離開了黃袍山。

他走的那天早上，黃菊喜起得特別早。她把家里僅剩的幾個雞蛋煮了，用一塊藍布包好，塞到毛澤東手里。毛澤東不肯要。黃菊喜就把布包硬塞進他的背包里，動作又急又決絕，像是怕自己后悔一樣。

毛澤東走后，黃菊喜站在院門口，看著山道上的背影越來越小，最后消失在一片松樹林里。她站了好一會兒，才轉身回屋。

從那天起，這間簡陋的農家小院，就成了一處秘密聯絡點。湘鄂贛邊特委、湘鄂贛省委、紅十六軍的主要領導陳壽昌、傅秋濤、鐘期光、徐彥剛等人，經常出入于黃菊喜家中，在這里接頭、開會、部署戰斗、傳遞指示。黃菊喜給他們燒水做飯，在院門口望風放哨。她不是共產黨員，不認識字，但她知道這些后生仔做的事是對的。

一九二九年初夏，毛澤東第二次來到黃袍山。那時候，黃袍山的革命形勢已經有了很大發展，農民赤衛軍和游擊隊活躍在崇山峻嶺之間，讓當地的反動勢力寢食難安。

毛澤東這次來，依舊住在黃菊喜家里。黃菊喜見到毛澤東，先是一愣，然后快步迎了上去。她沒有說什么歡迎的話，而是轉身進了廚房，開始燒火做飯。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的臉上，手上的動作又快又穩。毛澤東站在廚房門口看著，沒有進去。他知道，黃菊喜是在用她的方式表達。

就在這期間，黃菊喜做了一件讓整個黃袍山都震動的事。

一九三零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六軍正式進駐黃袍山夜珠窩。隊伍開進村子里那天，黃菊喜站在人群中，看著那些年輕的面孔從眼前走過，有的不過十六七歲，稚氣未脫，背上卻已經扛著槍了。

那天晚上，她把長子吳朝義叫到跟前。

她的嘴唇動了幾下，才把話說出來：朝義，你去當紅軍吧。吳朝義愣住了。他是家里的老大，父親死后，他就是母親最大的依靠。田里的活要干，家里的擔子要挑。他沒想到母親會主動提出讓他去參軍。

黃菊喜沒有多解釋。她只是又說了一句：在家也沒好日子過，去了好好干。

吳朝義走的那天，黃菊喜站在院門口。她看著兒子背著行李沿著山道往下走，走得很快，一次也沒有回頭。等兒子的身影消失在山腳轉彎處之后，黃菊喜突然覺得腿有些發軟，伸手扶住了門框，站了一會兒。然后，她轉身進了院子，繼續干活。

吳朝義當紅軍后，果然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他在部隊里吃苦耐勞，作戰勇敢，很快就入了黨，立了戰功。喜訊傳回村里，黃菊喜捧著那張立功喜報，翻來覆去地看。她不識字，看不懂上面寫的什么，但她認得那枚紅印章。她把喜報折好，小心地放進木匣子里，放在床頭。

那年年底，噩耗來了。

吳朝義在江西銅鼓作戰時犧牲了。送信的人站在院門口，半天說不出話來。黃菊喜看著送信人的臉色，手里正在擇菜的竹籃啪嗒一聲掉在了地上。青菜散了一地。送信人終于把話說完。黃菊喜站在那里，一言不發。院子里只有風吹過竹籃的聲音，那些散落的菜葉子在地上滾了兩下，不動了。

過了很久，她彎下腰，把地上的菜撿起來，一片一片放回籃子里。

那天晚上，她把剩下的四個孩子叫到跟前。屋里沒有點燈，月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一家人身上。黃菊喜開了口，聲音很輕，但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

她說：你們要像哥哥那樣，勇敢殺敵。為了窮人翻身，死也值得。

接下來的日子，黃菊喜一個一個地把孩子往外送。次子吳朝炳當兵去了，三子吳朝福也去了，長女吳鳳桂去了，連最小的女兒吳滿桂，也當上了紅軍交通員。

五個孩子，全送走了。

送走最后一個孩子的那天傍晚，黃菊喜一個人坐在院子里。院子里沒有雞，沒有豬，沒有人聲。她坐了很長時間，直到天完全黑透。山里起了風，吹得院門吱呀作響。

黃菊喜一家的事跡很快在湘鄂贛蘇區流傳開來。人們說起她，語氣里全是敬佩。五個孩子全送去當了紅軍，這樣的母親，放眼整個蘇區也找不出幾個。但人們也知道，這敬佩背后，是一個母親把心撕成五瓣的代價。她的孩子在前線拼命，她在后方也沒閑著。她把家變成了紅軍的交通站，經常護送紅軍干部戰士，替蘇維埃政府做群眾思想工作，偵探敵情，傳遞情報。有時候深更半夜，有人翻過后山的籬笆，輕輕敲三下后窗。黃菊喜就披著衣服起來，把藏了情報的竹筒或紙條遞出去，嘴里不說話，動作又快又輕，像一只警覺的老貓。

但噩運沒有就此放過她。

第一個犧牲的是長子吳朝義。他在江西銅鼓的一場戰斗中陣亡。部隊從戰場上撤下來的時候，他的遺體沒能帶回來。消息傳回黃袍山，黃菊喜的指尖掐進了掌心里。她沒有哭。

然后是一九三零年十一月，長女吳鳳桂。當時通城縣游擊大隊在大盤山與修水上源的鏟共團作戰，吳鳳桂是縣蘇維埃的婦女干部，帶著擔架隊在火線上搶救傷員時不幸中彈被俘。鏟共團把她押到土蓋門，對她用了極其殘忍的手段——剖腹、割乳。吳鳳桂犧牲的時候，很年輕。

消息傳到黃菊喜耳朵里的時候，她正在灶臺前揉面。手上的動作停了一下，然后又繼續揉起來。面團在她手里翻來覆去地轉，轉得越來越快，越來越用力，像是在跟什么東西較勁。她把面團使勁按在案板上，整個身體都在往下壓。然后，她松了手。面團上留下了深深的指印。

短短三年不到，五個孩子已經沒了兩個。

一九三三年秋天，黃菊喜被國民黨軍隊和縣保安隊捉去審問。他們把她關在一個小黑屋里，問她紅軍的去向，問她家里還藏著什么人。

她不說話。

他們用電刑。皮肉燒焦的味道在屋子里彌漫開來，黃菊喜的身體劇烈地抽搐著，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她還是沒有說話。他們用鞭子抽。牛皮鞭子蘸了水，一下一下落在她背上，皮開肉綻。她咬碎了一顆牙，血順著嘴角流下來，但嘴里沒有吐出一個字。他們用盡了各種法子，從拷打到坐牢，再到陪刑——把她拉到刑場上，讓她眼睜睜看著別的革命者被槍決。槍聲響起的那一刻，她的身體跟著震了一下，但她還是站在那里，沒有倒下。

她始終沒有開口。

敵人沒有辦法，把她放了。也許是覺得這個女人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樣，活不了多久了。也許是覺得一個農村老太太，榨不出什么油水了。但不管什么原因，她走出了那間黑屋子，走回了黃袍山。背上的鞭傷還沒有結痂，走路的時候，衣服摩擦著傷口，鉆心地疼。她走得很慢，但一步一步，沒有停。

就在這一年九月，毛澤東第三次來到了黃袍山。

這一次，毛澤東是來任命李海連為通城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李海連陪同毛澤東一道，專程去看望黃菊喜。此時距離他們上次見面已經過去三年多了，黃菊喜家里已經變得空空蕩蕩。孩子們一個接一個地走了，院子里沒有了往日的聲響。只有墻上釘著的幾塊木板，依稀還能看出當年孩子們在的時候留下的痕跡——一道刻痕，一個釘眼，一處被柴火熏黑的印記。

毛澤東走進院子的時候，看見黃菊喜正在坐在門檻上擇菜。陽光斜斜地照在她身上，她的頭發白了不少，臉上的皺紋也深了不少。她抬起頭，看見毛澤東站在院門口，先是一愣。然后，她站了起來。手里的菜掉在了地上。

兩個人就這樣站著，隔著大半個院子，互相看著。院子里很安靜，只有風從屋檐下吹過的聲音。

黃菊喜嘴唇抖了抖，終于說了一句話：你來了。

毛澤東快步走上前去。但這份短暫的平靜沒能持續多久。村子外有一個叫何亞軍的反動分子，發現了共產黨重要人物的行蹤，立刻向當地的反動武裝告了密。

槍聲響起的時候，毫無征兆。

先是村口傳來幾聲零星的槍響，然后是雜亂的腳步聲和吆喝聲。黃菊喜正在廚房里做飯，手里的鍋鏟停了下來。她聽了一耳朵，立刻放下鍋鏟，走到院門口，探出頭去看了一眼。村子外面的山道上，密密麻麻的人影正往這邊涌，手里的槍支在陽光下反著光。

敵人來得很快。

消息很快傳遍了整個村子：敵人把整個村莊都包圍了，正在挨家挨戶搜查，要找出藏在村里的紅軍。

毛澤東當機立斷，決定躲到黃菊喜家中，利用她對當地地形的熟悉來掩護自己。黃菊喜沒有猶豫。她快步走進院子，把毛澤東帶到后院。

后院很小，只有幾捆柴火和一個破舊的雞籠，連一間像樣的屋子都沒有。

黃菊喜把柴火挪了挪，在后院的角落里騰出一個狹窄的空間，讓毛澤東蹲了進去。然后，她把柴火重新堆回去，小心地蓋住了空隙。她的動作很穩，沒有一絲慌亂。但旁邊的李海連注意到，她在搬最后那捆柴火時，手抖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她立刻握緊了拳頭，抖得停了下來。

很快，敵人的搜查隊伍踹開了黃菊喜家那扇老舊的院門。

院子里突然涌進來七八個人，全都端著槍，刺刀在陽光下閃著寒光。領頭的那個一腳踢翻了墻角的背簍，里面的紅薯滾了一地。

他們進屋翻箱倒柜，把黃菊喜家那幾間破舊的老房子翻了個底朝天。可是什么也沒發現。有人走到后院，在柴火堆前站住了。他拿著槍托在柴火堆上敲了敲。篤篤篤。聲音在安靜的院子里顯得格外清晰。柴火堆里沒有任何動靜。他又敲了兩下。還是沒動靜。他罵了一聲，轉身走了。

敵人把整個院子搜了一遍，除了黃菊喜和李海連，沒有找到第三個人。但敵人顯然不甘心。他們確定，他們要抓的重要人物就藏在這個村子里，沒有跑出去。既然黃菊喜家里沒有找到人，他們就準備用更極端的手段——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集合起來，一個一個地審，一戶一戶地逼。

包圍圈越收越緊。

就在這時，黃菊喜突然推開門，走了出來。

她站在院門口，面對著那些荷槍實彈的士兵，深吸了一口氣。她扯著嗓子喊了一句：軍爺，你們要找的共產黨就在我家，快來抓他吧。

這一聲喊，不但讓敵軍愣住了，也讓躲在柴火堆里的毛澤東愣住了。

怎么回事？

但這個念頭只是一閃。很快，毛澤東就聽見了另一個聲音——一個年輕的、沉著的聲音。

一個年輕的男人從院門后面走了出來。

他長得很高，但有些瘦。身上的衣裳打著補丁，洗得很干凈。他一步一步走到院子中央，站在那些端著槍的士兵面前。陽光照在他臉上，那是一張和黃菊喜有著相似輪廓的臉。

來，我就是共產黨，不要難為鄉親們。

院子里安靜了幾秒鐘。

然后，幾個士兵蜂擁而上，把吳朝炳按倒在地，用繩子捆住了他的雙手。繩子勒得很緊，手腕上的皮肉立刻就紅了起來。黃菊喜就站在離他不遠的地方，看著自己的兒子被捆住，被拉扯，被推搡。她沒有看兒子的臉，而是扭過頭去，目光落在院子角落里那堆柴火上。她用盡全身力氣，讓自己的表情看起來很正常。

她不能讓敵人起疑心。

其實，在敵人把村子圍起來的那一刻，黃菊喜就知道，敵人既然來了這么多人，搞了這么大陣仗，找不到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他們挨家挨戶搜不到，就會把所有人拉出去審，用皮鞭，用槍托，用刺刀，一個接一個地逼問，直到有人開口，或者有人站出來。這片山里，她見過太多這樣的場景了。

黃菊喜自己不怕死。她受過三十多種刑，坐過牢，陪過刑，在生死邊緣不知道打了多少個來回。她的身體已經被折磨得不像是自己的了。但院外還有幾百個鄉親。她不能連累他們。她也不能讓毛澤東被發現。

所以，她必須拿出一個人來。

她的目光，落在了二兒子吳朝炳身上。

他剛從前線回來，在這個村子里算是個生面孔。更關鍵的是，他是一名共產黨員，一名紅軍戰士。他身上有那種氣質，敵人一眼就能看出來。黃菊喜了解她的兒子。她了解他從十二歲那年父親死后，幫著她拉扯弟弟妹妹長大的每一個日夜。她了解他那雙像極了他父親的眼睛。她知道，只要她開口，他一定不會拒絕。

他們之間用不著說話。一個動作就夠了。

吳朝炳被押出村子的時候，黃菊喜站在院門口。山風把她花白的頭發吹得亂七八糟。她抬手攏了一下，又攏了一下，頭發還是被風吹散。她放下了手。她的嘴唇緊緊抿著，抿得發白。太陽正在往西沉，光線斜斜地照過來，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印在坑坑洼洼的泥土地上。

她目送著那個背影越走越遠，被推推搡搡地消失在山路的轉彎處。吳朝炳沒有回頭，他的肩膀很平，步子很穩，像是去執行一次普通的任務。很快，山那邊就什么也看不見了，只剩下風吹過松林的嗚咽聲，一陣一陣的。

黃菊喜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徹底什么也看不見了。

過了許久，敵人已經撤出村子了，她才動了動身子。她走回院子里，走到那堆柴火旁邊。她沒有去搬柴火，而是站在那里，對著柴火堆后面說了一句話。天黑了，安全了。

她的聲音很平靜。

毛澤東從柴火堆后面站了起來。

院子里已經暗下來了，只有西邊天上還剩一抹暗紅色的霞光。毛澤東站在那里，看著黃菊喜。她沒有看他，正在低頭撿地上那些被敵人踢散了的柴火，一根一根地撿，動作很慢，撿齊了，捆成一捆。

毛澤東站在院子里，看著這一切，沒有說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天晚上，村子里安靜極了，連狗都不叫了。黃菊喜坐在灶臺前，往灶膛里一根一根地塞柴火，火苗忽明忽暗，映在她臉上。她往鍋里加了幾瓢水，把僅剩的半碗米倒進去，拿木勺攪了攪。她攪了很久，久到鍋里的粥都開始粘底了，她還在攪。

第二天，通城縣的教軍場上，吳朝炳被敵人活埋。

那一年，他二十五歲。

黃菊喜不知道這個細節。她只知道，兒子回不來了。她的第二個孩子，也沒有了。

但敵人并沒有就此罷休。把吳朝炳帶走之后，他們的搜查還在繼續，只不過沒有之前那么嚴密了。趁著深夜，毛澤東在地方游擊隊的接應下，沿著一條不為人知的山間小路，悄悄轉移出了黃袍山，撤往更安全的區域。黃菊喜沒有去送。她只是站在院門口，望著那條黑漆漆的山路，望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把屋里收拾了一遍。她把孩子們留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疊好，放進木箱里。有吳朝義留下的一件對襟布衫，袖口磨爛了。有吳鳳桂的一方藍布頭巾。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一把木梳子，一雙納了一半的鞋底，一截斷了帶子的綁腿。她拿起那雙鞋底，看了看，又放下了。她合上木箱蓋子，蓋得嚴嚴實實的。

她還有很多事要做。

三子吳朝福和小女吳滿桂還在戰場上。黃菊喜沒有停下。她繼續為紅軍燒水做飯，漿洗衣物，縫補衣衫。她的雙手沾滿了灶灰和皂莢的泡沫，指甲縫里永遠是黑的。她彎著腰在溪邊洗繃帶，洗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上面的血跡淡得看不出來為止。有些繃帶上的血跡根本洗不掉，她就放在石頭上用棒槌使勁捶，捶得溪水濺了她一臉。她拿袖子抹一把臉，繼續捶。

可是噩運還沒有停止。

一九三四年，湘鄂贛蘇區進入最艱難的時期。國民黨軍隊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圍剿，紅十六師在激烈的反圍剿戰斗中遭受重創。黃菊喜的三子吳朝福，當時已經擔任了修通崇游擊隊隊長，他帶著七十多名戰士在崇山峻嶺中與敵人周旋，屢建戰功，令敵人聞風喪膽。

一九三六年深秋，吳朝福率部從修水回到望湖洞休整。

隊伍剛駐扎下來，還沒來得及生火做飯，敵人就摸上來了。又是叛徒告密。葛皇甫的鏟共團像一群餓狼一樣從四面八方撲上來，把吳朝福的隊伍團團圍住。槍聲、爆炸聲、喊殺聲響徹了整個山洼。吳朝福指揮戰士們突圍，戰斗從黃昏一直打到深夜。

吳朝福的雙腿中彈了。他趴在地上，子彈打光了，手榴彈還剩最后一顆。戰友們已經沖出去了大半，但還有人在往外跑。他看了看身后還在突圍的戰友，又看了看圍上來的敵人。

他拉開了手榴彈的引信。

那一聲悶響過后，望湖洞就安靜下來了。

山間的風把硝煙吹散了，留下幾個彈坑和幾具尸體。野獸的嚎叫聲和蟲鳴隨后響了起來，蓋過了剛才的一切。

消息傳到黃菊喜耳朵里的時候，她已經記不清自己當時在做什么了。也許是洗衣裳，也許是喂雞，也許是坐在門檻上縫東西。總之，送信的人說完，她手上的活計停了下來。然后，她又接著做了下去。只是手上那個活做得慢了，比平時慢了很多。

五個孩子，現在只剩下最小的女兒吳滿桂了。

吳滿桂那時候還很年輕，當紅軍的交通員，經常往返于各個根據地之間傳遞情報。有時候走夜路，翻山越嶺，滿桂從來不喊怕。母親教過她，怕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

一九三七年四月，吳滿桂在夜珠窩黃土坪被槍殺了。頭一天晚上，滿桂還在家，照顧著剛大病初愈的母親，給母親熬了一碗藥，看著母親喝下去。天沒亮她就出了門，走的時候，黃菊喜還在睡著。

滿桂走后沒多久，黃菊喜就醒了。她聽見了院門輕輕關上的聲音。她躺在床上，沒有動。她知道女兒走了，每次都是這樣，天不亮就走，怕她擔心。

這次，女兒沒有再回來。

聯保主任吳云巖勾結葛皇甫和黃崇云，派團丁吳海員在黃土坪截住了滿桂。槍聲在山谷里回蕩了很久。等黃菊喜趕到的時候，只看見一具冰冷的身體躺在黃土路上，那條路她走過無數回。

她彎下腰，伸手摸了摸女兒的頭發。

然后，她用手刨起路邊的黃土，一捧一捧地蓋在女兒身上。黃土很干，從指縫里往下漏。她刨了一捧又一捧，直到把女兒整個人都蓋住了。她站起來，膝蓋上的黃土沒有拍。她站在路邊，看著那座小小的土堆，看了很久。

從頭到尾，她沒有哭。或者說，她已經不會哭了。眼淚這東西，在連番的打擊面前，早就被榨干了。

從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七年，整整七年，黃菊喜的五個兒女全部為革命獻出了生命。吳朝義、吳朝炳、吳朝福、吳鳳桂、吳滿桂——三男兩女，最小的二十一歲，最大的也不過三十出頭。

他們都走了。

黃菊喜沒有再去看孩子們犧牲的地方。她每天還是照常起來，燒火做飯，劈柴擔水。只是有時候，她會在院子里站很久，看著遠處連綿起伏的黃袍山，一動不動。

那山綠了又黃，黃了又綠。

一九三五年，紅軍主力撤離黃袍山后，國民黨軍隊和地方反動武裝徹底放開了手腳。黃菊喜被他們當成了眼中釘，三天兩頭被抓去拷問。保安隊的、鏟共團的、縣政府的，輪番上陣。他們用鞭子，用烙鐵，用竹簽，用各種能想到的手段。

她一個字都沒有說。

葛皇甫曾經兇神惡煞地對她吼道：土匪婆子，留你一條狗命去沿門乞討，讓大家看看當紅軍的下場。黃菊喜聽著，沒有爭辯，沒有求饒。她只是站在那里，靜靜地看著那些人，看著那些面孔。她好像要把每一張臉都記住。

后來，黃菊喜被逼得離開了黃袍山。她在崇陽縣金竹坪的石巖下躲過，在修水縣桃花洞的草棚里藏過，在湘鄂交界處的深山老林里像原始人一樣生活，靠著野菜和山泉維持性命。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十多年。

她一個人在深山里，白天聽鳥叫，晚上聽野獸叫。冬天冷得不行，她把干草堆在身上當被子。夏天蚊子多，她點一堆艾草驅蚊，濃煙嗆得她直咳嗽。

但不管多苦，她始終沒有放棄。她心里一直記著一件事。那個從她家后院的柴火堆里站起來的人，還在帶著隊伍在外面打仗。仗還沒有打完，她就得活著。她得活著看到那一天。

一九四九年，通城解放了。

黃菊喜回到了闊別十余年的黃袍山老家。村里已經面目全非，很多老房子被燒了，很多人不在了。但她家那座破舊的小院還在，院墻塌了一角，屋頂長滿了青草，院子里的雜草比人還高。她站在院門口，推開了那扇吱呀作響的木門。

院子里空空蕩蕩的。

沒有人迎出來。吳朝義不在，吳朝炳不在，吳朝福不在，吳鳳桂不在，吳滿桂不在。院子里只有風，和滿地的雜草。

黃菊喜走進屋里。墻上還掛著當年孩子們用過的東西——一頂破草帽，一個竹編的魚簍，一把生了銹的鐮刀。魚簍里還有當年滿桂放進去的一塊圓石頭，石頭還在，人沒了。她伸手拿起那頂草帽，吹了吹上面的灰，放在了一邊。

年過六十的黃菊喜沒有讓自己閑下來。她積極投入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她動員自己的孫兒參軍，還把打草鞋攢下來的收入全部捐給了國家，有一萬多元——那是舊幣，換算成當時的新幣，大概也就是十幾塊錢。但那已經是一個農村老太太靠著一雙手搓草繩、打草鞋，一分一分攢下來的全部家當。

農業合作化以后，她年逾古稀，還帶頭參加集體生產。佝僂著腰，在田里拔草、施肥，干的活不比年輕人少。她多次被評為省、地、縣勞動模范。省里的干部下來表彰她，給她戴大紅花，她站在那里，兩只粗糙的手交疊在身前，不知道往哪里放，只是微微紅著臉。

人們叫她勞模，叫她英雄。她聽到這些稱呼，有時候會下意識地轉過頭去，好像說的不是她。

那張勞模獎狀被她掛在了堂屋的墻上，旁邊是五個孩子的烈士證明。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

國慶前夕，工作人員在擬定慶祝活動的嘉賓名單時，毛澤東突然開口說了一句話。把黃菊喜也加進去吧。工作人員很快查到了這位老人的下落——她還住在湖北通城縣黃袍山下的那個小村子里，已經七十七歲了。

黃菊喜被接到了北京。

她這輩子從沒有到過這么大的城市，沒有見過這么多的車，這么多的人。北京的馬路上，到處都掛著紅旗，到處都是慶祝的人潮。她坐在車里，看著窗外的街景，渾濁的眼睛里映著來來往往的人群和光影。負責照顧她的小同志幫她換上了一身干凈的衣服，藏藍色的布衫，黑色的褲子，頭發梳得整整齊齊，用一根銀簪子綰在腦后。

十月一日那天，她被攙扶著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城樓很高，臺階很多。她一步一步往上走，走得很慢，中間停下來歇了兩回。每歇一回，她都抬頭望一望上面，望一望那朱紅色的廊柱和金黃色的琉璃瓦。

當她登上城樓的那一刻，廣場上人山人海，紅旗翻飛如浪。她站在那里，望著眼前的一切，嘴唇劇烈地抖動著。她沒有說話，只是那樣靜靜地站著，渾濁的眼睛里慢慢蓄滿了淚水。然后，淚水從她那布滿溝壑的臉頰上滾落下來，無聲無息。

她看見了毛澤東，看見了周恩來，看見了朱德。他們走過來，和她握手，跟她說話。她不太會說什么客套話，只是緊緊地握著毛澤東的手，那只手還是那么粗糙，骨節粗大。毛澤東低下頭，看著這只手，看著這位白發蒼蒼的老人，眼睛也紅了。

一九七一年，黃菊喜以八十九歲高齡無疾而終。走的那天，黃袍山很安靜。

后來，黃袍山人在她的家鄉為她立了一座紀念碑，碑上刻著十個字：

一片丹心照日月，五腔碧血寫春秋。

在她長眠的山坡不遠處，還修了五個烈士墓和一個瞻仰亭。有時候風吹過來，滿山的松樹沙沙作響，像是在說些什么。那些松樹很高，樹冠連成一片，把陽光篩成細碎的光斑，落在墓碑上，落在亭子頂上，也落在那片沉默的土地上。

黃菊喜的名字，被刻在了石頭上。那些石頭不會說話，但風和雨會替它們說。一代一代的黃袍山人從這些石頭前面走過，有些人會停下來，有些人會低下頭，有些孩子會問父母：這是誰？然后父母就會蹲下來，指著一塊碑，講一個故事。

故事的開頭常常是這樣的——從前，有一個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