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陜豫三省交界處7座古城，分別是府州廳縣治所，為何同時被放棄

1957年春天，在黃河三門峽河段的河灘上，技術人員豎起了一排排測量標樁，旁邊幾位從縣里來的干部圍著一張圖紙反復比劃。有人壓低聲音問了一句：“水要漲到這兒，那老城怎么辦？”對面的人沉默了幾秒，只回了一句：“治黃為先，先把壩建起來，其它再說。”

就從這樣的場景開始，晉陜豫三省交界處一批古老城池的命運，悄然拐了個彎。

這一帶，自古就是黃河中游最緊要的地段之一。一條黃河，將山西永濟、平陸與陜西大荔、潼關，再連到河南靈寶、陜州攔腰斬斷。河岸臺地上，蒲州府、陜州直隸州、潼關廳，以及平陸、朝邑、閿鄉、靈寶四個縣城星羅棋布，官衙、驛道、寺廟、糧倉沿河分布，千年不輟。

而在20世紀50年代，為治理黃河、發展水利，一項被列入“一五計劃”的重點工程——三門峽水利樞紐——突然把這片延續千年的格局打碎了。7座原本各自為政的府州廳縣治所，竟在短短幾年內相繼被撤銷、遷離或淹沒，格局完全改寫，這在傳統行政史上并不多見。

有意思的是，它們的命運并不相同：有的連城基都看不到了，有的還留著一截土墻，有的保存了城門、古塔，可以當景區看，還有一座，城墻猶在，人也照樣住在城里過日子。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大的差別？這就得從工程、地形和行政區劃三條線交織說起。

一、黃河治水與行政調整：一項工程牽出七座城

新中國成立后，黃河防洪擺在國家建設的前列。中游河段泥沙重、水勢猛，華北不少地方的水患記憶仍然新鮮。尤其是1938年花園口決堤以后，整個中原付出了慘痛代價，黃河整治被看得極重。

在這樣的背景下，三門峽工程被提上日程。1957年4月，三門峽水利樞紐正式動工。按照當時的設計設想，這座大壩要承擔攔洪、削峰、發電、灌溉多重任務，庫區回水將一直頂到陜西潼關一帶，黃河兩岸大片低地都在預估淹沒線之內。

治水的邏輯很直白：壩要建，水位要抬，庫區就要騰出來。問題是，這一段黃河兩岸，幾乎每隔幾十里就有個縣城、州城、廳城，偏偏都修在靠河不遠的沖積平地上，交通方便，取水便利，耕地又平整。平陸、閿鄉、靈寶、朝邑，都是這樣“貼著黃河走”的城。

1955年前后，三門峽工程的規劃逐步明朗，庫區淹沒線劃出后，處在低洼地段的老城首當其沖。縣治、州治是不能輕易被水淹的，怎么辦？要么把縣城搬到高地去，要么干脆撤縣并入鄰近大縣。于是，工程規劃一往下推，牽動的就不只是一道大壩，而是整片地區的行政格局。

這種“工程帶行政”的情況，在當時的黃河治理中很有代表性。過去府州廳縣分散布局，多沿河依水設治；而在大規模水利建設的時代，防洪與集中管理的需求疊加，小縣、小城往往更難維持獨立存在。一旦搬遷成本過高，或者人口規模有限，很容易被劃進更大的市縣之中。

晉陜豫交界的這七座城，正好撞在這個關口上。

二、完全消失的城：低地小縣，先被“犧牲”

最先受到影響的，是地勢低、人口少、又緊貼黃河道心的那些縣城。

當中最典型的，就是河南境內的閿鄉和靈寶舊城，再加上黃河北岸山西的平陸舊縣城。這三處，在今天的地圖上幾乎找不到具體城池痕跡，只能在老地圖和遙感影像疊加時，隱約看到一圈不同于河床紋理的輪廓。

閿鄉縣的情況比較特殊。閿鄉建縣很早，隋開皇十六年就已置縣，唐宋以后長期作為黃河南岸的一處縣治。當年縣城不大，土城一圈也就幾里地，人口在本區域不算多。更要命的是，閿鄉這座城幾乎“鉆”在黃河彎里，三面近水，遇到河水暴漲或改道，首當其沖。

長期以來，當地百姓和官府對水患都頗為頭疼。城防固然可以加高加厚，可黃河改道、決口的力量，并不是幾道土墻能完全擋住的。閿鄉這種低地小城，一旦被劃入庫區淹沒范圍，保留的意義就變得很有限。

1954年6月21日，閿鄉縣正式被撤銷，轄地并入靈寶縣。這個時間點，距離三門峽工程正式動工還有三年，但從整體規劃來看，方向已經很明確：在準備建設大壩之前，先把一些容易受水影響的小縣合并，減少將來要遷移的行政單位。

縣撤銷以后，老城的命運就只剩一個字：淹。隨著庫區蓄水，原來的城基、街巷逐漸被泥沙和水面覆蓋，到后來，只能通過舊縣志、舊地圖去回想它的位置。今天在黃河河道中線上方，能找到的，也只是模糊的影像痕跡，很難說清當年的城門究竟在何處。

靈寶縣的情況略有不同。它沒有被撤縣，但縣城換了地方。原先的靈寶縣城在澗河附近，離黃河并不遠，也是沖積平地。這樣的位置，在農業時代是優勢，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可一旦黃河水位抬升、庫區拓展，反倒成了隱患。工程規劃里，老城一帶被判定為易受淹沒影響的區域。

1957年2月，靈寶開始正式遷城，新城選在虢略鎮附近的高地上。遷城過程持續了3年8個月，直到1960年下半年，大部分機關單位、居民才完成搬遷。老城逐步被棄用，房屋拆了不少，剩下的建筑在庫區蓄水和后來的開發中逐步消失。

有一些老居民后來回憶，當年縣里干部跑到家里做工作，說的話很直白：“這地兒以后有水，住著不踏實，新城地勢高，路也好走，早點搬過去。”有人舍不得祖墳、老屋，猶猶豫豫；有人干脆利落：“能不讓娃娃再遇水淹，搬就搬。”

山西平陸舊縣城也是類似處境。平陸縣的老城在張村鎮一帶，標高不高，緊挨黃河。黃河中游農耕社會中，這種“靠河吃河”的位置很常見，既便于走水運，又方便把河水引入農田。但對大壩庫區而言，這類地勢本就偏低的城，往往難以避免被劃入影響范圍。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三座城都沒有逃過“完全消失”的結局。閿鄉被撤后，城基淹沒在庫區中；靈寶舊城隨著縣治遷移，逐漸拆除和被水浸；平陸舊縣城在工程實施和黃河河道變遷中，也丟失了清晰的城池輪廓。它們的共同點，就是地勢低、規模不大，又緊緊貼著黃河。

如果說，工程建設是外因，那么黃河兩岸的地貌與城鎮所處的“高度”，就成了決定命運的內因。低地小縣，確實最早被“犧牲”。

三、被截斷的古城：地勢稍高，卻保留殘垣

與完全消失的三城相比，一些地勢稍高、靠近臺地邊緣的古城，結局復雜得多。有的城墻被拆了一部分，高處留了一截土垣；有的城郭保留了少數建筑遺跡，變成日后考古和旅游的素材。

蒲州府城就是典型一例。蒲州在古代的地位很不一般，自隋唐起，這里就是河東地區重要的州府，明清時為蒲州府治，管著幾縣。城就修在黃河東岸的一處臺地上，北臨大河，南接平原，地形算不上險峻，卻十分開闊，驛路商旅往來頻繁，是晉陜豫交界處的重要樞紐。

到了清末民初，黃河水道不斷擺動，靠河一側的沖積地帶風險逐漸增大。再疊加三門峽工程的影響，蒲州府城北緣和低處區域都不再適合繼續作為大規模行政中心了。于是，原來的城垣就出現了“截城”的情況：靠近低洼地、可能受影響的部分被棄用或拆除，高處一側保留了部分墻體和街巷結構。

這種“截去一半”的城，在黃河流域并不罕見。當地人常說一句話：“城是老城，邊是新邊。”意思是，老城的完整方形不復存在，只剩下城的一角或一邊，余下地方或者變成農田，或者干脆被黃河“吃掉”。

蒲州城在工程之后，北側河畔一帶的舊城痕跡明顯淡化，但在較高的地段，土城墻、臺地邊緣仍能找到明確的斷跡。對于熟悉地方志的人來說，一些城門的方位還能對得上，比如原來直通河邊的那一面，早已不見完整輪廓，只剩零星的夯土和磚石。

另一座保留殘垣的，是陜西境內的朝邑舊城。朝邑縣始置于西魏廢帝三年，唐以后一直是渭南東部靠近黃河的行政中心。朝邑城并不大，卻地位特殊——一邊守著黃河，一邊連著隴海大通道，是典型的河防與交通交匯點。

1958年，朝邑縣被廢，轄境并入大荔。朝邑城失去了縣治地位，遷移行政機構的同時，城內部分建筑也陸續被拆用作他處建材。預估的庫區影響，讓不少本就年久失修的城墻不再有人出資修繕。久而久之，許多墻段坍塌，只在高地上留下一段段低矮的土堆。

在老百姓眼里，“縣沒了，城也就算廢了”。有老人回憶，當年縣里搬走的時候，有人站在老城門樓底下嘀咕：“這樓怕是守了幾百年，沒想到是這樣個下場。”旁邊另一個人接話：“黃河在邊上，誰都怕。”兩人的對話，其實道出了朝邑城的困境——既想靠河吃飯，又躲不開河水的威脅。

蒲州和朝邑，與閿鄉、靈寶、平陸相比，地勢略高，位置稍靠臺地，因此未被整體淹沒。但在大壩規劃和行政調整的雙重作用下，它們同樣失去了作為地區政治中心的地位，只留下斷斷續續的城垣、寺廟基址、牌樓瓦礫，偶爾在地方志和考古報告中被提起。

不得不說，在這些城的命運里，可以清楚看到一個規律：不是所有靠河的城都會被水淹，但只要被納入庫區影響范圍，行政中心的職能往往就難以維持。城可以不完全毀掉，治所卻往往要另找地方。

四、殘城與新市：陜州、潼關的“改裝”與偏差

在這7座古城當中，命運最為耐人尋味的，是陜州和潼關。

陜州的歷史要往前追得更遠。北魏設州以后，這里長期是中原與關中之間的重要關節點。陜州直隸州在清代隸屬于河南，城中有州署、貢院、牌樓、寺塔等建筑，是典型的黃河岸邊州城形態。與前面提到的幾個縣城不同，陜州的地位更高、人口更多，城址也略為靠后，距離黃河有一定臺地緩沖。

1957年3月，三門峽市設立時，陜縣（以陜州為治所）一并并入三門峽市，州城從此成了新興城市的一部分。1957年4月工程動工，陜州舊城附近的道路、建筑，逐漸被納入城市建設和水利工程配套中。

1962年3月，陜縣建制恢復，但行政中心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州城一隅，而是融入三門峽市的整體城市布局。2016年1月6日，陜縣撤銷設陜州區，原來的“州”字又以另一種方式留在了區劃名稱中，成為歷史延續的一個標記。

相比之下，潼關的故事則帶著一點“規劃偏差”的意味。

潼關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的知名度很高。從秦漢開始，這里就是扼守關中東部門戶的要沖，歷代重兵防守，“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這一帶。潼關城修在黃河南岸的險要地帶，一邊是黃河峽谷，一邊是秦嶺余脈，地勢陡峻。

按理說，這樣的高地城，在庫區蓄水時本應得天獨厚，不太容易被水漫到城墻根。可在當年的工程規劃中，出于安全考慮以及對最高水位的估算，潼關縣城仍被列入需要遷移的范圍。1959年，潼關縣城遷往吳村一帶，新城落在更為寬闊、交通條件更好的平坦臺地之上。

遷城以后，原來的潼關城部分墻體被拆除，城內不少房屋也逐漸廢棄，用作別處建筑的磚石來源。有人回想那一段，說當時縣里開會，有人問：“真要搬嗎？這城這么高，水能到？”工作人員回答得很謹慎：“上面核算過，哪怕險情來了，也不能拿老城的人冒險。”

后來的事實發展讓這一段插曲顯得有些微妙。三門峽工程在運行過程中進行了多次調節，泥沙淤積等問題導致實際運用策略調整，庫區正常水位并沒有長期達到最初設想的高度。原潼關舊城所在的高地，水面并未真正侵入城垣之內。

換句話說，為了應對一個“可能出現的最高水位”，老城提前被放棄，等到水位穩定下來，城卻已經拆得差不多了，只留下若干殘垣斷壁和地形痕跡。這種情況，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安全系數預留得很充分，但從歷史遺存角度看，難免讓人覺得有些可惜。

總的看，陜州因城而市，城郭部分融入新城市肌理；潼關則在搬遷中損失了大部分古城形態，只剩下地勢的“關隘”結構依稀可辨。兩者的差別，既來自地勢的高低，也與工程規劃的保守程度、行政設想的不同有關。

五、府州廳縣一齊退場：從黃河聚落到市域空間的重塑

把蒲州府城、陜州直隸州城、潼關廳城，加上平陸、朝邑、閿鄉、靈寶四個縣城放在一張地圖上，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7座城全部分布在黃河三門峽庫區上下游幾十公里范圍內，幾乎正好踩在黃河中游這段河谷的“命門”上。

這些城在傳統時代有一個共性：要么背靠臺地、面向黃河，要么直接就貼著黃河的沖積平原。靠的是水運與灌溉形成的優勢，聚集起人口，衙門、倉廒、驛站圍繞城池展開。蒲州、陜州作為州府，是區域樞紐；潼關為廳，兼具軍政功能；平陸、朝邑、閿鄉、靈寶四縣，則點綴其間，組成一條沿河分布的政治帶。

到了20世紀50年代，三門峽工程啟動，這條沿黃城帶被迫整體“后退”。有的退成了新縣城，有的退成了市區一角，有的干脆退到地圖之外，變成歷史名詞。7座府州廳縣治所，幾乎在同一時期一齊退出原有位置，這種集體退場，本身就是一次空間結構的重塑。

這里面，有三個層面的力量疊加在起作用。

一是黃河治水的剛性約束。大壩一旦建設，庫區水位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漲水季節性波動”，而是帶有長期抬升和不確定高水位可能性。那些海拔略高但接近預估淹沒線的城，雖然未必真的被水淹，卻被劃入“高風險”區域，從治安、財政、交通等角度看，都不適合作為長期治所。

二是行政區劃調整的趨勢。新中國成立后，全國范圍內都進行過區劃調整。人口規模小、經濟基礎薄弱、與鄰近城市聯系緊密的小縣，往往被考慮并入更大的市縣，以便集中資源。閿鄉并入靈寶，朝邑并入大荔，陜州并入三門峽市，都是這種趨勢的體現。三門峽工程只是把黃河兩岸的這一過程放大、加速了。

三是城市化的起點效應。三門峽市的設立，為這片區域提供了一個新的空間核心。過去的空間結構，是沿黃而下的散點式城鎮；工程之后，重心向大壩附近的市區集中，原來的州城、縣城要么升級為市的一部分，要么被邊緣化甚至消失。陜州的州城變成區下城區，靈寶的縣城搬到更適合發展的高地新城，從行政體系到城鎮格局，都圍繞新的中心進行調整。

從這個角度看，7座古治所的集體被放棄，并不只是被“水庫淹沒”的簡單故事，而是黃河綜合治理、國家建設規劃、行政集中與現代城市化，多條線疊加的結果。水利工程只是開了個頭，后續的區劃恢復、撤并、設市、設區，一步步把這片區域從“黃河沿岸小城時代”推向“市域一體化”的格局。

也正因為如此，這7座城的命運分化，既有地勢高低的差別，也有行政等級的差異。閿鄉這樣的低地小縣，最容易被撤；蒲州、陜州這樣的州府，往往被“改造”為新城市的一部分；潼關這種戰略要地，即便古城被拆，關隘這個地理含義仍然存在。它們共同構成了一條從分散到集中的過渡軌跡。

六、城不在，名猶存：古城命運留下的幾個線索

今天再看晉陜豫三省交界這片區域，地圖上很難找到當年的平陸老城、閿鄉城、靈寶舊城輪廓，蒲州老城、朝邑舊城多半要靠地方志、衛星疊圖才能大致定位，陜州城的老街被新市區吞沒，只在塔寺、牌樓間留下一些老味道，潼關舊城則以殘垣和斷崖示人。

這些名字背后，隱約留下了幾條值得注意的線索。

一是黃河沿岸聚落的脆弱性。無論是閿鄉、平陸，還是靈寶舊城，都說明一個事實：沖積平原上的縣城，靠河而興，也可能因為河勢和水利工程而迅速退出舞臺。城址選擇從地理優勢變成風險源，這在黃河流域并不少見，只是三門峽工程把這一點集中體現出來。

三是工程規劃與城鎮保護之間的張力。潼關的遷城經歷，很典型地展示了這種張力。一邊是對最高水位的謹慎預估，一邊是千年關城的歷史價值，最后的選擇偏向了安全。等到工程實際運行調整之后，再回頭看舊城殘垣，難免產生“是否可以再算細一點”的念頭。這種“偏差”，在當時技術條件下也可以說難以完全避免。

七座城，一座徹底撤縣并入，一座遷城后舊城拆散，兩座保留殘垣斷壁，一座以塔寺街巷融入新市，一座關城搬遷后只剩地形關隘。它們在黃河兩岸一字排開，見證著從府州廳縣時代，到以水利為樞紐的新市域空間的形成。城墻可以倒，治所可以遷，名字可改可不改，但黃河在那兒，三門峽大壩也在那兒，這幾座古城的興衰，就這樣被嵌在了黃河中游的一段河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