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最高檢發布“強化檢察監督，促進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典型案例

最高檢發布“強化檢察監督，

促進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

典型案例

準確把握懲治與保護關系

重視消除犯罪誘因

最高人民檢察院今日發布“強化檢察監督，促進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典型案例。這批典型案例共10件，聚焦新型毒品、網絡犯罪、強制報告等當前社會關注的涉未成年人保護熱點難點問題，集中體現了檢察機關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增強“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意識，在依法懲治、精準幫教、權益保護、數智賦能、協同治理等方面的有益實踐，為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涉未成年人案件提供實踐范本。

“拉幫結派”和“反復作案”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常見現象，亦是幫教矯治的痛點。在趙某某等人聚眾斗毆案中，針對青少年為爭奪“老大”引發的群體性暴力，浙江省湖州市檢察機關開展分級干預。在王某某等人盜竊案中，檢察機關以案促治，協同構建犯罪預防體系，積極推動從源頭上降低因失學失管引發的犯罪風險。

新型成癮性物質濫用是近年來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中的突出問題。此次發布的鄒某某等人販賣毒品案具有較強的警示意義。該案中，廣東省廣州市檢察機關依托法治副校長機制敏銳發現線索后，聚焦涉毒成因靶向施策，依托個案開展新型毒品防治工作。在于某某等人非法經營案中，針對“笑氣”等新型成癮性物質治理盲區，檢察機關立足辦案提出地方立法建議，推動省級層面填補立法空白。

朱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與劉某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案，則揭示了數字時代未成年人網絡犯罪的新特征。前者針對銀行卡管理漏洞，江蘇省徐州市檢察機關以數字檢察手段斬斷“工具人”黑產鏈條；針對后者，北京市檢察機關通過數智賦能開展精準矯治，探索“技術向善”的引導路徑，幫助涉案未成年人回歸正途。

猥褻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工作社會關注度高。在本次發布的方某猥褻兒童案中，辦案檢察院牽頭建立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跨域強制報告協作機制，實現強制報告制度區域協同落實。在貴州省某縣檢察院督促落實校園安全管理行政公益訴訟案中，辦案檢察院依托人大代表建議發現監督線索，促推偏遠教學點加強未成年人保護。

此次發布的案例還著重強調了檢察依法辦案履職促推綜合治理的“由案到治”。段某尋釁滋事案中，檢察機關以“檢察建議+調研報告”推動出臺規范性文件，從源頭上防范未成年人購買危險器具實施暴力犯罪。韓某某盜竊案中，檢察機關深度剖析困境未成年人犯罪成因，聯合多部門立體幫教，對52名同類罪錯少年建檔幫扶，預防再犯罪。

記者了解到，本批典型案例重在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準確把握懲治與保護關系。檢察機關積極推動建立健全“輕重不同、各有側重、梯級銜接”的分級分類干預機制，在依法懲治的同時，加強個性化幫教矯治，并深挖案件暴露出的問題根源，以個案辦理推動社會治理，從源頭消除未成年人犯罪誘因。

關于印發《強化檢察監督，

促進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

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民檢察院：

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歷次全會精神，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未成年人保護及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促進不斷提升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質效，協同各方更好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最高人民檢察院選編了“趙某某等人聚眾斗毆案”等10件典型案例。現印發你們，供參考借鑒。

最高人民檢察院

2026年5月28日

案例一

趙某某等人聚眾斗毆案

——強化分級干預，綜合治理校園不良朋輩關系

【關鍵詞】

不良朋輩關系 精準矯治 閉環管理 綜合治理

【基本案情】

2024年4月，趙某某（男，16歲）與錢某某（男，15歲）為爭奪“校園老大”名號，各自糾集余某某（男，16歲）、黃某某（男，17歲）、陸某某（男，16歲）、孫某某（男，15歲）等共15名未成年人進行斗毆，造成2人輕微傷。6月，公安機關以趙某某等4人涉嫌聚眾斗毆罪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9月，浙江省湖州市某區人民檢察院對具有糾集、持械等情節的趙某某、陸某某依法提起公訴，獲法院有罪判決；對具有立功、從犯等情節的余某某、黃某某依法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并開展幫教考察；對存在嚴重不良行為的錢某某、孫某某等11人，督促公安機關在行政處罰中同步落實矯治教育措施。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識別校園不良朋輩風險，量化評估準確分級定責。檢察機關通過“訊問+社會調查+心理測評+網絡數據分析”四位一體方式，精準識別涉案未成年人通過暴力拉幫結派爭奪校園支配地位的不良行為。該行為背后潛藏不良朋輩風險，容易導致未成年人價值觀扭曲、違法犯罪，形成“以暴制暴”惡性循環，且隱蔽性強，屬于學校難發現、家庭難監管的治理盲區。為實現精準干預，檢察機關依托檢警協作機制，綜合涉案未成年人的行為作用、主觀惡性、家庭監護狀況、心理偏差程度等因素進行量化評估。經評估，趙某某、陸某某主動糾集人員、持械參與斗毆，在校外結交社會不良人員，在校內長期以暴力手段樹立威信，再犯風險較高；余某某、黃某某雖積極參加，但主要出于好奇和從眾心理，在不良群體中處于邊緣從屬地位，且有協助抓捕他人的立功表現，悔罪態度良好，再犯風險低；錢某某等11名未成年人尚未構成刑事犯罪，其中錢某某、孫某某是推動“校園老大”爭奪的關鍵人員，但二人系受不良文化影響，未實施嚴重暴力行為，其余9名未成年人均為被動跟隨或臨時起意加入，無逞強斗狠意圖。據此，檢察機關提出差異化分類處理意見，并協同公安機關落實精準矯治措施。

（二）創新共建矯治資源樞紐，為分流處遇建立精準轉介平臺。該區檢察院聯合公安機關，推動區委、區政府支持成立“未成年人關愛中心”，將其打造為全區矯治資源管理樞紐，統籌整合司法、教育、社工等各方力量，面向需矯治的未成年人，精準轉介至相應的社會觀護基地或家庭教育服務站，確保矯治措施規范、有序實施。該中心在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指導下，同時承擔行政處罰與專門教育之間的銜接轉換職能。對矯治成效不明顯的人員，經評估后及時建議公安機關啟動專門學校送入程序；專門學校結業人員，仍由中心持續跟蹤幫教，實現從處罰到教育、從矯治到回歸的全流程閉環管理，有效防止行為反彈，切實彌合行政處罰與專門教育之間的執行斷點。本案中，對違法情節嚴重、再犯風險較高的趙某某、陸某某，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對因好奇參與、無不良前科的在校生余某某、黃某某，依法適用附條件不起訴，依托該中心構建“檢察機關+學校+社工”三方聯動幫教機制，安排定期參與志愿服務，并由專業社工進行一對一心理干預，消除不良群體文化對其價值觀的影響。對法治觀念淡薄、崇尚暴力規則的錢某某、孫某某等6人，以法治教育基地為主陣地，在訓誡教育基礎上引入認知行為療法和法治微課，安排從事社會服務，消解虛幻權力感。對因家庭監護缺失、尋求歸屬感的陳某某等3人，依托婦兒驛站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引入社工進行心理疏導，矯正其從眾依附心理。對因厭學輟學、受不良朋輩拉攏的沈某某等2人，安排至關愛中心接受觀護，由司法社工制定個性化學業技能銜接計劃，幫助其重返正軌。截至目前，本案被矯治、幫教對象均未再犯，其中10人已返校或就業，表現良好。

（三）協同綜合治理，凈化校園內外環境。針對不良朋輩聚集引發的校內攀比滋事問題，檢察機關依托法治副校長實職化履職，聯合區教育局制定《檢察官法治副校長實職化履職工作細則》，明確法治副校長服務學校建立完善糾紛協商機制，并協同屬地派出所建立“批評教育—紀律處分—司法介入”三級處置機制；探索運用“校園防欺凌平臺”智能設備，實現自動報警與及時干預有效銜接。針對校外文身店、臺球室等場所傳播不良文化問題，檢察機關通過制發行政公益訴訟檢察建議推動專項整治，凈化校外環境。在此基礎上，構建以區未成年人關愛中心為樞紐，鄉鎮街道、村社學校協同的罪錯未成年人預防矯治網絡，將“行為評估—分類處置—靶向矯治—環境清源”閉環機制納入平安建設工作，著力推動長效機制全域延伸。截至2025年12月，該區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數量同比下降33.68%。

【典型意義】

檢察機關要聚焦案件背后校園不良朋輩關系隱性風險，推動辦案理念從“行為定性”向“角色識別”深化。研判分析未成年人在暴力沖突及校園不良朋輩支配關系中的作用地位，對推動沖突發生、積極參與打架斗毆等再犯風險較高的，依法懲處并落實矯治教育措施；對跟風從眾參與、未實施暴力行為等再犯風險較低的，依法從寬處理并實施精準幫教。依托“未成年人關愛中心”搭建司法矯治資源樞紐，促進司法處置與社會保護之間的機制銜接，有效破解涉眾型未成年人案件處置泛化難題。同時，聚焦校園內外治理難點，通過建立長效機制、運用智能設備、推動專項治理等方式，推動形成“辦案—治理—促治”一體推進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協同治理工作格局。

案例二

韓某某盜竊案

——精準把脈涉罪成因，立體幫教引領歸途

【關鍵詞】

困境未成年人 社會調查 立體幫教 協同共治

【基本案情】

2023年10月至2024年7月，韓某某（男，首次作案時16歲）先后三次在城郊鄉村盜竊電動車3輛，經鑒定價值折合人民幣3085元，銷贓獲利人民幣1650元。到案后韓某某自愿認罪認罰，并取得3名被害人諒解。經不公開聽證，2024年11月29日，河南省焦作市某縣人民檢察院依法對韓某某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并針對涉罪成因開展跟蹤幫教工作。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聚焦個體與環境不良互動，深度剖析犯罪成因。檢察機關在辦案中發現，韓某某違法所得主要用于購買生活必需品，且其情緒狀態消極、焦慮，遂決定開展系統社會調查，深入追溯犯罪根源。聯合公安、心理咨詢師、司法社工，聚焦“個體—家庭—環境”互動關系，精準查明其走上歧途的關鍵動因：一是家庭變故與生存壓力。2023年初，父親韓某甲罹患重病，直接導致韓某某家庭經濟支柱崩塌，收入銳減至僅靠奶奶微薄養老金維持，家庭陷入急迫生存困境。二是監護缺失與不良示范。父親韓某甲自身在困境中未能正確應對，反而染上小偷小摸惡習并消極逃避家庭責任，不僅導致家庭監護嚴重缺位，更為韓某某提供了錯誤的行為示范，加劇了家庭功能的失調。三是個體認知與能力局限。處于價值觀成型關鍵期的韓某某，因早年父母離異、性格內向、初中輟學且無一技之長，面對突如其來的重壓，心態失衡，“賺快錢”的渴望強烈。綜合調查認為，韓某某的犯罪行為并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突發家庭危機、不良監護示范等多重負面因素與其身為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個體心理認知局限相互作用、惡性循環的結果。檢察機關依法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后，聯合公安機關對其開展教育訓誡，使其在法律威嚴下反思自省、改過自新。

（二）構建立體幫教體系，以系統干預助力迷途少年重歸正途。針對本案反映出的多重犯罪成因，檢察機關聯合多部門構建了以“重塑支持環境、賦能個體成長”為核心目標的立體幫教體系，多元推進困境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一是以家庭教育與政策托底夯實“根基”。聯合公安、婦聯對其父親韓某甲開展家庭教育指導，通過訓誡、行為矯正與親職教育，督促其轉變不良行為、履行監護職責，并由婦聯持續監督回訪，旨在消除代際不良影響。主動協調民政部門、村委核實韓某某家庭困境，依法為其家庭辦理低保、申請臨時救助，并根據其父親身體狀況提供村內公益性崗位，從根本上緩解生存焦慮，為幫教創造穩定條件。二是以觀念矯正與技能培訓筑牢“枝干”。協同公安、教育部門將其送入專門學校，依托專業矯治團隊，通過定制課程、心理疏導、談心談話等方式，針對性解決其心理壓力與法治觀念淡薄問題，筑牢守法向善的思想根基。聯系人社部門提供免費職業技能培訓，并協調企業提供就業崗位，使其通過合法勞動自立成為可能，最終幫助韓某某在當地某玩具制品廠實現就業。三是以跟蹤回訪與長效關愛護航“果實”。協同村委建立動態跟蹤與鞏固機制，通過跟蹤回訪，密切關注韓某某的思想動態、工作表現及家庭關系改善情況，評估幫教措施實效，及時提供必要支持。跟蹤回訪顯示，韓某某思想積極、工作穩定，已順利開啟全新生活。

（三）開展類案矯治預防，推進末端治理和前端預防。針對本案中反映的未成年人因一時困頓誤入歧途問題，檢察機關深化部門協作配合，聚力推進末端治理和前端預防，阻斷困境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惡性循環。一方面，聚焦“已病”抓治理。全面梳理近三年全市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對52名有家庭困難背景因素的罪錯未成年人建立個人檔案，聯合婦聯、公安、教育、民政、人社等部門，圍繞罪錯未成年人的家庭貧困程度、違法犯罪情節進行分析研判，通過專門教育、民政救助、家庭教育指導、就業指導等措施，開展針對性分級干預和教育幫扶，建立“發現—調查—矯治—干預”的全周期預防治理體系。另一方面，聚焦“未病”抓預防。結合河南省《檢民協作深化未成年人保護的意見》，加強與民政部門協作配合，對各縣（區）有家庭困難背景的未成年人進行梳理匯總，充分發揮未保工作站、兒童督導員、兒童主任、特邀檢察官助理等作用，在線索發現、政策支持、聯動幫扶、源頭治理等方面融合發力，切實預防和減少困境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發生。截至2025年12月，已協助申請最低生活保障、臨時救助、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8人，提供心理疏導、行為矯治22人次。

【典型意義】

針對未成年人多次盜竊犯罪要注重深挖成因，圍繞個體、家庭、環境等維度增強社會調查的準確度和針對性。檢察機關在開展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過程中，應加大對困境未成年人涉罪現象的關注，督促監護人履行職責，聯合相關部門、聯動社會資源開展立體幫教，綜合運用懲治、幫扶、教育、干預等措施，幫助罪錯未成年人走出困境，從源頭上阻斷反復盜竊等行為的惡性循環。同時要聚焦源頭預防，加強類案治理，協調各方推動建立司法保護與社會保護銜接機制，推動未成年人保護從被動救濟轉向主動預防。

案例三

鄒某某等人販賣毒品案

——前置篩查電子煙涉毒風險，共筑未成年人安全防護網

【關鍵詞】

新型毒品防治 含依托咪酯電子煙 靶向矯治 協同治理

【基本案情】

廣東省廣州市某區人民檢察院在履職過程中，發現通過網絡非法銷售含依托咪酯電子煙（俗稱“上頭電子煙”）的案件線索，遂將該線索移送公安機關。公安機關查獲鄒某某（男，16歲）、江某某（男，16歲）、余某某（女，15歲）、鄧某某（女，13歲）等未成年人結伙，共同購入含依托咪酯的電子煙彈40余支，并通過網絡販賣獲利。

2024年5月，廣州市某區人民檢察院依法對鄒某某、江某某提起公訴，二人均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經鄒某某檢舉，上家李某某被抓獲并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對于其他兩名涉案未成年人，綜合考慮犯罪情節、認罪態度、幫教效果等情況，分別依法作出附條件不起訴、送入專門學校接受專門矯治教育的處理。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強化風險早期識別，及時發現涉毒線索。檢察機關定期入校開展法治宣講、動態跟蹤，針對校方反饋存在不良行為傾向的重點學生群體，逐一建立專門成長檔案，持續關注并及時干預，強化犯罪風險的前端篩查與早期識別。在此過程中，發現其中部分學生近期頻繁接觸、吸食電子煙。檢察機關及時研判風險，以新列管的毒品物質依托咪酯常被偽裝成電子煙售賣為警示案例，對重點學校、重點學生群體開展防范新型毒品電子煙專題法治講座。講座互動交流環節，有學生反映在網絡平臺可以瀏覽到售賣“上頭電子煙”等信息，希望加強此類不良信息治理。檢察機關立即行動，運用大數據篩查技術，提煉“未成年人”、“上頭電子煙”、“廣州”等關鍵詞在相關網絡平臺進行檢索，梳理出130余條可疑信息。經過進一步核查、綜合研判，鎖定15個存在高度販售嫌疑的網絡賬號，并迅速將案件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經偵查，公安機關確定5個涉及銷售含依托咪酯電子煙的網絡賬號，抓獲鄒某某等4名涉案未成年人。

（二）聚焦涉毒成因靶向施策，精準幫教矯治。檢察機關聯合司法社工開展社會調查和風險評估，全面準確分析涉案未成年人涉毒原因，制定個性化幫教方案，助力實現從被動矯治到主動悔改的轉變。一是針對受錯誤價值觀影響而將售賣含毒電子煙視為牟利和炫耀手段的鄒某某與江某某，借助服刑監區“廣府”舞獅表演訓練傳導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守紀、拼搏精神，引導他們重塑價值觀；強化禁毒警示體驗，通過情景模擬、觀看禁毒視頻等使其直觀感受新型毒品危害，安排二人擔任監區禁毒宣講員，促其行為糾偏。鄒某某主動檢舉他人販毒線索立功。二是針對沉迷網絡接觸含毒電子煙信息、不清楚其危害的余某某，在附條件考驗期制定了重在知識補強與技能培訓的幫教措施。通過組織戒毒所參觀、學習線上禁毒課程、參與社區禁毒宣傳等強化其禁毒意識，余某某還成為社區禁毒普法志愿者；利用傳統剪紙技能訓練培養正向興趣愛好，助其戒除網癮，根據個人意愿對接觀護基地企業提供服裝制作的試崗機會，助力其順利回歸社會。三是針對家庭教育缺失的鄧某某，在接受專門學校教育矯治的同時，聯合社工、心理咨詢師定期開展以“重建家庭信任、提升拒毒能力”為重點的線上家庭教育指導，并由法治副校長持續跟蹤矯治成效，助其順利回歸校園。

（三）深化協同治理，筑牢新型毒品犯罪防線。面對新型毒品向未成年人滲透、交易隱蔽化態勢，檢察機關積極推動構建多元共治格局。一是針對新型毒品常被偽裝成普通電子煙等物品，聯合學校在思政課增加辨識新型毒品、遠離電子煙等課程，聯動教育、煙草、市場監管等部門加強校園周邊整治，嚴厲懲處違規向未成年人銷售電子煙的商戶；依托該區街道檢察官工作室開展未成年人遠離電子煙專項宣傳，引導家長增強對未成年人接觸電子煙的監管意識。二是針對新型毒品交易多是線上聯絡支付、線下快遞取貨的特點，促推建立全市同城閃送備案追溯機制，健全物流寄遞安全制度；構建“檢察+行業協會”協作模式，向3000余家互聯網企業發出禁毒倡議，壓實平臺責任；聯合網信部門出臺《廣州市網絡行業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指引》，強化對涉毒暗語及交易信息的技術巡查與線索移交。三是在案發率高的街道共建未保基地，組織禁毒普法宣傳，揭示新型毒品的偽裝形式和成癮危害，累計覆蓋25.7萬人次；聯合公安機關制發《廣州市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檢警協作指引》，提升信息共享研判與協同打擊能力，合力斬斷新型毒品供銷鏈條；聯合政法委共建“粵心安”心理服務中心，引入心理咨詢師、社工等開展新型毒品認知矯正和成癮阻斷心理干預，構建“線上監測—線下打擊—專業矯治”的治理閉環。截至2025年12月，全區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涉毒品犯罪案件同比下降58.6%。

【典型意義】

新型毒品具有較強隱蔽性，容易迷惑辨別能力較弱的未成年人。檢察機關要強化風險早期識別，通過關注重點群體、動態監測、定向宣教等方式，及時發現學生吸食電子煙等不良行為苗頭，嚴防新型毒品向校園滲透。根據涉罪未成年人犯罪成因進行靶向施策，量身定制方案精準幫教，將認知矯正與技能培訓相結合，切實增強抵制毒品、回歸正軌的內在動力。同時，凝聚多方力量，協同構建涵蓋校園防治、網絡巡查、物流管控、心理支持等環節的綜合治理體系，有效遏制以電子煙等為載體的新型毒品在未成年人群體中蔓延，提升未成年人防毒拒毒能力。

案例四

朱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

——精準監督，推動加強未成年人銀行賬戶管理

【關鍵詞】

涉銀行卡犯罪 附條件不起訴 法律監督模型 行業治理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朱某某（男，16歲）明知他人為轉移網絡犯罪資金，仍在多家銀行辦理銀行卡3張出租給他人使用，上述銀行卡單向流水金額合計人民幣55萬余元，查明上游網絡犯罪資金人民幣7萬余元，朱某某非法獲利人民幣6800元。2023年6月26日，江蘇省徐州市某區人民檢察院依法對朱某某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考驗期為六個月。朱某某在考驗期內表現良好，遵守相關規定。同年12月26日，依法對朱某某予以不起訴。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構建精準幫教體系，多措并舉助力回歸。檢察機關審查認為，朱某某系某中等職業學校學生，犯罪動機源于消費觀偏差和法律認知空白，綜合全案情況，經不公開聽證，決定依法對朱某某適用附條件不起訴，促進其回歸正途。檢察機關成立由檢察官、所在學校教師、司法社工組成的考察幫教小組，制定針對性的幫教計劃。考察期內，幫教小組每月與朱某某談心談話，了解思想動態和學習情況，要求其參加青少年財商系列課程培訓，引導樹立正確的金錢觀；安排朱某某定期到法治教育基地學習，為其定制每日法治學習清單，旁聽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庭審，鼓勵擔任校園反詐宣傳員，參與社區反詐宣傳公益活動，實現從學法者到普法者轉變。同時，督促朱某某的父母參加檢察機關開設的家庭教育指導課堂，從教育方式改善、監護能力提升等方面接受專業指導。通過幫教，朱某某的法律意識明顯提升，行為習慣得到一定改善，學業結束后順利就業。檢察機關還結合中職院校特點，專門開發《別讓“兩卡”卡住人生》、《不義之財不可取》等法治課程，推動納入學校教學計劃；拍攝預防涉銀行卡犯罪微電影《紙飛機》，在全省中職院校展播。

（二）類案分析全面摸排，依法開展公益訴訟監督。檢察機關在辦案中發現，朱某某8天內先后在多家銀行辦卡3張，且其銀行賬戶存在多筆、大額流水異常，部分銀行網點在未成年人開戶核驗、存量賬戶風險排查、高風險賬戶管控等方面未盡到嚴格審查責任。徐州市、區兩級人民檢察院上下一體協作，詳細梳理近年來全市未成年人涉銀行卡犯罪案件，查明95名涉案未成年人共辦理銀行卡200余張，其中20余人人均辦卡超過4張，且銀行賬戶大額資金頻繁流入轉出，與其身份地位、經濟實力不匹配。經實地調查發現，部分銀行網點未遵守相關法律規定，為16至18周歲未成年人辦理開卡業務時，未要求未成年人提供工資收入、在職證明等材料，也未按照代理方式辦理開戶，且對未成年人高風險賬戶管控不嚴，導致不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隨意開設銀行賬戶，淪為幫助網絡犯罪轉移資金的“工具人”，侵害了不特定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徐州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向銀行業金融機構主管部門制發行政公益訴訟檢察建議，督促其嚴格審查未成年人開戶辦卡條件，對未成年人銀行賬戶嚴控管理。

（三）推動開展專項整治，促進形成治理合力。收到檢察建議后，銀行業金融機構主管部門及時開展全市未成年人銀行賬戶專項整治活動，督促全市42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細化盡職調查措施，嚴格規范未成年人開戶手續。其中，某商業銀行專門建立未成年人賬戶管理平臺，設立未成年人開戶專門窗口。專項整治期間，拒絕不符合開戶條件的未成年人申請11人次，實現16周歲以上未成年人零違規辦卡。徐州市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銀行業金融機構主管部門建立數據共享協作機制，自主研發未成年人涉銀行卡犯罪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利用數據碰撞，及時發現未成年人涉銀行卡犯罪線索、追訴上游犯罪、開展溯源反查。依托該法律監督模型，截至2025年12月，發現未成年人張某某等人涉銀行卡犯罪線索6條，監督公安機關立案偵查20人；發現涉未成年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危害金融安全等民事、公益訴訟監督線索100余條。相關工作做法寫入徐州市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預防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工作的決定》。

【典型意義】

糾正未成年人消費觀偏差和彌補法律認知空白，加強未成年人開戶審核及賬戶管控，是預防和治理未成年人涉銀行卡犯罪的有效途徑。針對辦案中發現的未成年人銀行賬戶管理問題，及時通過制發行政公益訴訟檢察建議督促主管部門開展專項整治，推動銀行業金融機構細化開戶審核標準，規范賬戶管理流程。為促推行業治理，檢察機關研發應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動態監管未成年人異常銀行賬戶，通過溯源反查深挖案件線索，強化對未成年人涉銀行卡犯罪問題源頭管控，促進實現“個體幫教糾偏、行業規范整治、長效數據監管”效果。

案例五

王某某等人盜竊案

——強化“拉車門”盜竊綜合治理，促進源頭預防

【關鍵詞】

“拉車門”盜竊 依法懲戒 督促監護令 控輟保學 數智賦能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21日，王某某（男，16歲）伙同李某某（男，15歲）、張某某（男，17歲）以“拉車門”方式，盜竊車內現金人民幣3600元。案發后，王某某、張某某自愿認罪認罰，其家屬積極退賠并取得被害人諒解。因二人系未成年人、初犯、涉案金額剛過立案標準，陜西省某縣人民檢察院對二人均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綜合王某某、張某某悔罪表現、賠償諒解及幫教條件，檢察機關依法對張某某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對王某某取保候審。因案發時李某某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檢察機關依法監督公安機關啟動嚴重不良行為矯治程序，并開展跟蹤幫教。

2024年2月2日，王某某在取保候審期間再次盜竊，發現其再次犯罪后，檢察機關于同年2月3日決定逮捕王某某，并于3月4日依法提起公訴，王某某以盜竊罪被判處拘役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深入分析犯罪成因，精準分級干預矯治。鑒于當地未成年人“拉車門”盜竊案件多發，檢察機關深入研判本案犯罪原因，會同公安機關開展分類評估，確保精準施策。一是針對受拜金、享樂及攀比風氣影響的張某某，經社會調查發現，其沉迷名牌服飾、新款電子產品等高消費，因自身經濟能力無法滿足欲望，將“拉車門”盜竊視為“來快錢”的捷徑。在附條件不起訴考察期內，檢察機關聯合社工為張某某定制心理偏差矯治和理財培訓課程，通過模擬經營類游戲認識消費陷阱帶來的后果，指導其參與公益勞動和技能培訓，幫助建立“努力—收獲”的正向循環。二是針對長期處于事實輟學狀態的李某某，調查發現，其將車內財物的不確定性與得手的隨機性視為“開盲盒”式刺激體驗，因家庭、學校等支持系統結構性失效，扭曲的認知未被及時糾正。檢察機關向李某某的監護人下達“督促監護令”，明確監護職責和管教要求，同時責令李某某接受盜竊犯罪預防的專題法治教育與行為矯治課程，糾正認知偏差。三是針對盜竊成癮、再次犯罪的王某某，調查發現其通過游戲社交群組接觸“拉車門”盜竊作案視頻后萌生犯意，在網絡上學習課程化的犯罪方法教學后召集他人共同犯罪。因其未能充分認識自己行為危害性、再犯風險較大，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追究其刑事責任，體現對屢教不改者必要的司法懲戒。

（二）以案促治，協同構建“拉車門”盜竊犯罪預防體系。針對研判分析的“拉車門”盜竊防范治理風險，檢察機關加強與相關部門的協作配合，共同完善犯罪預防體系。一是加強常見犯罪空間防控。聯合公安、交管、住建等部門對案件多發地區進行專項整治，排查梳理4類23項風險隱患，推動完善監控覆蓋、修復照明設施、強化門禁管理等措施，實現“技防升級+人防強化”，源頭預防“拉車門”盜竊犯罪滋生。二是補強幫教矯治力量。針對未成年人盜竊再犯率高、矯治需求迫切等問題，檢察機關系統梳理此類案件辦理有關情況，并向當地黨委、政府作專題報告。在政府牽頭下依托未保中心配套開發了具有在線幫教、智能預警、效果評估等功能的數字化幫教平臺，整合司法社工、心理咨詢師等專業力量，構建縣、鄉鎮、村（社區）三級聯動體系，有效提升了涉罪未成年人幫教矯治能力。三是加強協同共治機制。聚焦深化未成年人盜竊犯罪治理，聯合教育、公安、司法等11家單位，建立覆蓋“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治安違法—觸刑—犯罪”的分級處理與銜接機制，細化46項具體職責，形成行為干預、矯治教育、依法懲治、安置幫扶的閉環管控機制。會同多部門開展“離車必鎖 守護財產安全”法治進社區和“守住法律底線 遠離侵財犯罪”法治進校園系列普法宣講，增強防范意識和法治觀念。截至2025年12月，當地涉“拉車門”盜竊的未成年人犯罪同比下降67%。

（三）數智賦能法律監督，綜合履職助推控輟保學。針對未成年人“拉車門”盜竊類案暴露出的“輟學—失管—犯罪”風險鏈條，檢察機關聚焦背后的未成年人失學失管問題，將犯罪預防端口前移，依托控輟保學全流程融合監督模型，對縣域中學生學籍異動、請假備案、離校登記等數據進行智能比對，精準篩查出14名處于事實輟學狀態、脫離監管的未成年人。檢察機關于2024年4月向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制發檢察建議，從完善工作機制、強化學校管理、細化勸返舉措等方面，提出整改建議。因整改未達預期，檢察機關依法履行公益訴訟檢察職責，向法院提起訴訟，推動相關部門依法全面履行輟學監管職責、建立長效機制。教育行政部門高度重視，建立局領導包片、單位包校、校長包經濟困難學生、教師包學習困難學生的具體措施，助力11名輟學學生順利返回校園，同時出臺《某縣控輟保學實施方案》，在全縣43所中小學校建立重點學生群體管控臺賬，從源頭上降低因失學失管引發的犯罪風險。

【典型意義】

針對近年來常見多發的未成年人“拉車門”盜竊犯罪，檢察機關加強類案分析研究，深入查明犯罪成因，開展精準分級干預矯治。針對發現的類案防范風險以及背后的治理薄弱問題，及時向相關部門提出完善治理、堵塞漏洞的檢察建議，協同完善分級處理與銜接機制，堅持促進源頭預防和綜合治理，協同完善未成年人罪錯分級干預機制。同時，加大對涉案未成年人失管、輟學狀態的關注，通過研發、運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依法督促行政機關履行教育管理職責，破解“因輟致閑、因閑致盜”難題。

案例六

劉某某非法獲取

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案

——懲教結合挽救少年“黑客”，數智賦能推動網絡空間協同治理

【關鍵詞】

網絡不良信息 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 預防再犯 網絡生態治理

【基本案情】

2024年3月，國內某互聯網公司員工吳某某（另案處理）聯系劉某某（男，16歲），提出有渠道獲取某云存儲平臺的后臺存儲數據。二人商定，由劉某某招攬“客戶”、收取錢款；吳某某采用技術手段，超出公司授權范圍，非法獲取并提供相應數據。截至案發，二人通過上述手段非法獲利人民幣5萬余元。

2024年9月，北京市某區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劉某某提起公訴。同年12月，法院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沒收全部違法所得。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系統梳理犯罪成因，全流程幫教預防再犯。檢察機關委托司法社工對劉某某開展社會調查，發現其犯罪誘因呈現多重疊加特征：一是個人虛榮心作祟，劉某某高中輟學后自主學習網絡“黑客”技術并向周圍朋友炫耀，以獲得虛假成就感和自我認同；二是家庭教育失效，監護人日常監管缺失、網絡安全教育不足、教育方式專制且驕縱等問題并存；三是受網絡不良信息侵害，社交平臺等網絡空間中存在違規推廣境外軟件、煽動網絡“開盒”、誘導非法數據交易等不良信息，致使劉某某盲目跟風、濫用網絡技術。基于此，檢察機關牽頭組建幫教小組，制定個性化幫教方案：一方面通過網絡犯罪專題輔導提升其道德法律意識，借助黏土雕塑創作引導自我認知重構，開展家庭議事契約模擬改善親子溝通方式，分階段達成網絡素養提升、自我價值重塑、改善親子關系等具體目標；另一方面以預防再犯罪為核心，將幫教措施貫穿偵查、審查起訴和判后全流程，幫教小組通過與管教民警持續溝通、與劉某某面對面談心、查閱日常表現記錄等，動態評估幫教成效，適時調整方案，幫助劉某某樹立重新回歸社會的信心。劉某某在服刑期間積極改造，系統學習計算機專業知識，確立了職業發展目標，展現出了積極向善的態度和改過自新的實際行動。

（二）數智賦能綜合履職，助推網絡信息數據安全和內容規范治理。檢察機關在辦理本案中發現，不法分子在網絡平臺散播的利用境外平臺煽動網暴、開盒掛人、泄露隱私、傳授犯罪方法等網絡不良信息，成為誘發未成年人實施相關網絡犯罪的重要因素，并對公民個人信息和平臺數據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為促進該類網絡不良信息治理，檢察機關構建“未成年人網絡不良信息治理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運用視頻動態識別、文本語義分析等多模態技術，對全網27個互聯網平臺開源信息開展智能化監測和抓取，三個月內累計發現涉及個人信息安全和數據安全的網絡不良信息30萬余條。針對網絡內容監管存在的問題，檢察機關以行政公益訴訟立案，通過磋商督促行政機關責令案涉互聯網企業整改，轄區內互聯網企業積極響應，重點圍繞上述四類網絡不良信息開展專項清理。截至2025年12月，多家互聯網企業累計清理相關評論70萬余條、攔截有害信息58萬余條、封禁違規賬號5700余個，并向公安機關移送違規線索500余條。

（三）健全多元協同機制，構建全鏈條網絡保護體系。檢察機關會同網絡安全監管部門，構建“智能識別—分級預警—協同處置”的機制，積極推動涉未成年人網絡生態環境常態化治理。一是以“人工智能+法律”融合創新為路徑，圍繞人身安全、產品安全、信息安全、生活服務四大領域，梳理涉未成年人低俗擦邊視頻、傳授犯罪方法視頻、不良價值觀引導等7項核心監督點，構建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律監督模型，實現全網涉未成年人不良信息智能識別和風險信息實時推送。二是依托該區檢察院發起的“光合計劃”，牽頭網信、教育、民政、企業等十余家網絡保護責任主體，建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多方協作機制，通過暢通信息共享渠道、定期召開聯席會議等方式，向成員單位通報網絡犯罪典型案例及違法犯罪高發平臺情況，強化主體責任落實。三是將“光合計劃”成員單位優秀做法和網絡犯罪典型案例納入檢教合作“法治教育資源庫”，研發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律智能體、探索網絡安全普法宣傳父母營、制作未成年人網絡生態風險防控手冊，開展青少年網絡素養體驗式普法，構建“多方參與、源頭防控、全域覆蓋”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格局。

【典型意義】

促推網絡環境綜合治理，是從根源上預防和治理未成年人涉網絡犯罪的有效路徑。檢察機關依托專業力量系統梳理犯罪誘因、分析犯罪特點，制定個性化幫教方案并搭建全流程社會支持體系，切實提升再犯罪預防工作質效。對于辦案中發現的網絡不良信息誘發犯罪、網絡監管薄弱等問題，應當發揮未成年人檢察數智賦能綜合履職優勢，依法開展公益訴訟，督促行政主管部門依法全面履職，推動互聯網企業履行法定責任。為促推源頭治理，要協同各方建立長效機制，明確職責邊界、暢通信息共享、強化協同處置，共同構建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常態化多元協同治理體系，以高質效履職回應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和信息數據安全的現實需求。

案例七

段某尋釁滋事案

——依法懲戒暴力犯罪，源頭預防未成年人購買危險器具

【關鍵詞】

尋釁滋事罪 依法懲戒 其他可能致人嚴重傷害的器具 綜合治理 未成年人犯罪預防

【基本案情】

2022年10月9日，段某（男，17歲）以對未成年被害人賀某某“看不順眼”為由，伙同他人持折疊刀、甩棍毆打賀某某。后因有警車經過，段某等人逃離現場。經鑒定，賀某某的傷情為輕傷二級。2023年2月22日，江西省萍鄉市某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對段某依法提起公訴。同年5月31日，段某因尋釁滋事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依法懲戒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段某犯罪時雖系未成年人，但檢察機關審查發現，段某伙同他人持折疊刀、甩棍隨意毆打被害人，案發后未予賠償，認罪悔罪態度較差，且有盜竊等劣跡。綜合考慮其主觀惡性、行為危害程度、認罪悔罪表現等，檢察機關依法決定對段某提起公訴，法院作出有罪判決。

（二）制發社會治理檢察建議。萍鄉市人民檢察院指導案件辦理時發現，未成年人使用自行購買獲得的非管制器具傷人并非個例。經梳理近三年全市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使用折疊刀、甩棍、金屬棒球棍等器具致人傷害案件44件，導致1人重傷、4人輕傷、18人輕微傷，相關器具大多從五金店、超市等場所購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條規定，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銷售管制刀具或者其他可能致人嚴重傷害的器具等物品；經營者難以判明購買者年齡的，應當要求其出示身份證件。目前，相關法律法規對管制刀具的管理有明確規定，但對“其他可能致人嚴重傷害的器具”（以下簡稱“危險器具”）的界定不明晰、監管部門不明確。針對這一問題，萍鄉市人民檢察院邀請市場監管部門、公安機關、專家學者進行會商，經充分論證認為，應綜合考慮器具的材質、構造、功能用途、物理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判斷是否屬于可能致人嚴重傷害的器具；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應主動加強監管，督促相關經營主體履行法定義務。2024年6月，萍鄉市人民檢察院向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制發檢察建議，建議明確監管職責，聚焦危險器具銷售環節健全管理機制，加強普法宣傳，強化部門協同。

（三）促推開展專項整治。檢察建議發出后，萍鄉市市場監管局高度重視，在微信公眾號發布規范經營告誡書，線下發放未成年人保護法宣傳冊，在3889家商戶醒目位置張貼“嚴禁向未成年人銷售危險器具”專題海報，明確要求經營者履行購買者年齡查驗義務。為深化檢察建議效果，市檢察院向市委政法委呈送書面專題報告。市委政法委牽頭市檢察院、市公安局、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等部門會簽《向未成年人出售危險器具違法行為專項整治方案》，明確危險器具的范圍界定、執法標準、監管方式，建立會商研判、線索移送、信息共享等機制，構建“行政監管、司法辦案、普法宣傳、行業自律”緊密銜接、聯動共治的工作體系。之后，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會同公安、教育等部門對校園周邊文具店、五金店、超市等場所進行50余次執法檢查，發現并查辦未成年人購買危險器具后實施的治安行政案件4件，對7家經營主體予以警告或訓誡，并組織相關行業開展警示教育。2024年9月以來，萍鄉市檢察機關受理未成年人持危險器具暴力犯罪的審查逮捕人數同比下降52.4%、審查起訴人數同比下降60.7%。

【典型意義】

預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應當嚴格落實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規定，準確理解相關法律規定中的保護性條款。檢察機關應當積極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主動促推主管部門建立健全執法標準和管理機制。本案中，檢察機關針對“其他可能致人嚴重傷害的器具”認定和管理問題，采取“檢察建議+調研報告”的方式，推動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研究界定危險器具范圍，明確監管責任，出臺規范文件，實現從個案辦理、類案預防到綜合治理的效果延伸，一體落實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犯罪預防治理。

案例八

于某某等人非法經營案

——懲防結合，推進新型成癮性物質綜合治理

【關鍵詞】

未成年人犯罪 “笑氣” 非法經營 地方立法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0年期間，于某某（男，17歲）在張某某經營的KTV、酒吧內吸食“笑氣”（學名一氧化二氮），并在張某某的指使下，向其他未成年人銷售“笑氣”，或利用部分未成年人吸食“笑氣”后無力反抗的情形，幫助張某某實施強奸、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動。2021年6月28日，山東省某市人民檢察院就本案提起公訴。同年12月27日，該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強奸罪、非法經營罪、非法拘禁罪等判處張某某無期徒刑，判處被告人于某某有期徒刑七年。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精準適用法律，依法嚴厲打擊非法銷售“笑氣”行為。檢察機關審查認為，“笑氣”主要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屬于《危險化學品目錄》中列明的危險化學品，根據《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我國對危險化學品經營實行許可制度，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經營。《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國家規定”。在未取得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對外售賣“笑氣”，屬于違反國家規定，嚴重破壞國家對危險化學品市場的管理秩序，其行為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張某某、于某某向未成年人銷售“笑氣”，獲利約14萬元，屬于“情節嚴重”，應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二）注重協同共治，深化新型成癮性物質綜合治理。檢察機關辦案時發現，“笑氣”雖未作為列入國家規定管制的毒品，但吸入人體后會令人頭暈、窒息、導致貧血，嚴重時會危及生命，屬于新型成癮性物質。長期吸食“笑氣”會讓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產生依賴，造成認知功能、記憶力甚至中樞神經系統損害，危害性極大。實踐中，因“笑氣”管控級別較低、各監管環節之間銜接不暢，導致“笑氣”在經營、使用、運輸等多環節存在監管漏洞，極易被未成年人獲取、吸食。針對辦案中發現的經營娛樂場所為吸食“笑氣”提供便利條件，“笑氣”非法運輸、非法經營及未成年人吸食“笑氣”等問題，檢察機關分別向公安機關、交通運輸及教育部門制發檢察建議，各職能部門收到檢察建議后，先后開展專項執法行動8次，涉“笑氣”法治宣講4場。某市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安、交通運輸、應急管理等職能部門會簽了《某市一氧化二氮管控工作辦法（試行）》，要求銷售者如實記錄購買單位、經辦人的詳細信息、購買數量、用途等，并及時向公安機關備案，確保“笑氣”交易走向清晰、有據可查。針對監督發現問題，某市檢察機關搭建未成年人“笑氣”濫用監管融合履職監督模型，在全省推廣后，已篩查涉“笑氣”行政、刑事處罰數據797條，監督刑事立案24件；拍攝成癮性物質濫用預防主題法治課《“笑”面人生》，獲評“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精品法治課”，在全國展播。

（三）推動地方立法完善，抓實新型成癮性物質前端預防。為解決“笑氣”管控級別低、易被未成年人獲取、吸食等問題，某市檢察機關層報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山東省檢察院向山東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提出“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銷售一氧化二氮（N20，俗稱‘笑氣’）”的立法建議，并對“笑氣”濫用的危害性、立法規制的必要性等進行了充分論證。省人大常委會高度重視，組織實地調研、召開立法聽證會，廣泛聽取意見，最終采納檢察機關建議，在《山東省未成年人保護條例》、《山東省家庭教育促進條例》、《山東省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條例》中增加了“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銷售一氧化二氮（N20，俗稱‘笑氣’）等危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危險化學品”、“預防吸食一氧化二氮（N20，俗稱‘笑氣’）等尚未列入國家規定管制、具有成癮性物質”、“對濫用尚未列入國家管制、具有成癮性、對人身有嚴重危害性物質的未成年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相關部門以及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對其進行危害教育，必要時規勸引導其接受心理矯治或者戒斷治療和康復服務”等相關內容。在全國范圍內首次由省級地方立法對未成年人“笑氣”問題進行規范。

【典型意義】

檢察機關在精準定性、懲治犯罪的基礎上，針對“笑氣”等新型成癮性物質治理盲區，以綜合履職推動社會治理從“被動應對”向“主動建構”轉型。通過數智賦能識別監管縫隙，以多角度法律監督促推構建跨部門協同管控機制，實現對“笑氣”的全鏈條閉環管理。將司法實踐轉化為立法動議，推動省級立法填補治理空白，使未成年人新型成癮性物質濫用從末端懲戒走向前端預防，從單一司法走向多元共治，為全國范圍內新型成癮性物質管控提供了可復制的制度樣本。

案例九

方某猥褻兒童案

——嚴格倒查，追究不履行強制報告義務主體責任

【關鍵詞】

性侵害未成年人 強制報告 倒查追責 未成年人綜合保護

【基本案情】

2022年9月至2024年5月，方某在擔任某中學教師期間，多次在教室、辦公室等處以觸碰胸部、拉衣領窺視等方式對多名女學生實施猥褻。2024年6月，公安機關接家長報案后立案偵查，查明方某的猥褻事實。同年9月20日，上海市某區人民檢察院以猥褻兒童罪對方某提起公訴，并從嚴從重提出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以及適用從業禁止的量刑建議，均獲法院判決采納。

經審查發現，2024年5月，其中一名被害女學生家長曾向學校反映方某有不妥行為，學校黨支部書記陳某、校長王某僅對方某作出校內口頭警告，未及時向公安機關、教育主管部門報告。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一）依托個案精準倒查，從嚴追責不報告主體。刑事案件辦理過程中，檢察機關發現，學校在接到家長反映情況后，存在處置失當、履職缺位的問題。檢察機關一方面落實被害人“一站式”詢問工作制度，聯合教育部門做好保護安撫、心理疏導和綜合救助；另一方面全面調取家長反映記錄、學校內部處理材料，詢問相關人員，查清學校負責人陳某、王某未就家長反映情況進行全面調查，僅進行口頭警告，研判處置失當，未依法履行強制報告職責。為強化履職監督、壓實報告責任，某區檢察院主動對接紀檢監察部門，第一時間通報案件情況、移送失職線索，并提供完整證據材料、法律依據及追責建議。區紀檢監察部門快速啟動立案審查，檢察機關全程配合紀檢監察部門開展核查、會商研判、核實取證。最終，陳某、王某被批評教育、給予黨紀處分。

（二）深化常態協作機制，健全強制報告追責制度化。2019年11月，檢察機關聯合區公安、教育、民政等部門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規定未履行報告義務的追責情形、責任主體及移送程序，將檢紀監聯動追責作為制度核心環節。檢察機關與區紀檢監察部門建立常態化協作機制，明確線索移送標準、證據材料規范及處理結果反饋，實現失職線索全覆蓋移送。以本案辦理為契機，檢察機關進一步深化檢紀監協作，細化線索會商、聯合核查、信息共享工作流程，健全全鏈條追責機制，推動強制報告責任追究常態化、制度化。2020年至今，某區檢察院已向區紀檢監察部門移送強制報告失職線索4件，6名責任人員分別受到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專業技術崗位降級等處分，形成“失職必追責、追責必從嚴”的鮮明導向。

（三）深化全域協同治理，構建長三角未成年人綜合保護新格局。為助力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建設，推動強制報告制度實現從本地落實到區域共治拓展，2024年11月，某區檢察院會同江蘇吳江、浙江嘉善檢察機關及三地公安等部門，出臺跨域強制報告協作辦法，組建示范區跨域聯絡員隊伍，實現示范區全域覆蓋。2024年11月至今，檢察機關共收到示范區教育、衛生等部門移送強制報告線索5件且全部成案。同時，某區檢察院聯合區教育部門發布《某區中小學校校長法治責任清單》，將強制報告落實情況納入校領導年度考核；根據上海市從業限制制度要求，加大篩查力度，推動清退3名有性侵前科教職工；依托法治副校長隊伍開展防性侵授課和師德師風教育54次，覆蓋師生2萬余人次，發放宣傳資料8000余份；拍攝強制報告主題宣傳片《曙光》滾動播放10萬余次，營造全社會共同保護未成年人的共治格局。

【典型意義】

強制報告制度是防止侵害未成年人行為、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重要法治保障。學校、醫療機構、社區等均是落實該制度、防范未成年人受侵害的關鍵前沿陣地，但實踐中仍存在“不愿報告、不敢報告、追責不力”的問題。本案中，檢察機關在依法從嚴追訴性侵犯罪的同時，嚴查失職行為，主動對接區紀檢監察部門，精準移送線索，全程配合核查，形成“檢察移送、紀監查辦、及時追責、閉環反饋”的全鏈條工作機制。檢察機關堅持治罪與治理并重，從制度構建、常態化協作到深化聯動，牽頭建立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跨域強制報告協作機制，實現強制報告制度區域協同落實。

案例十

貴州省某縣人民檢察院督促落實

校園安全管理行政公益訴訟案

——強化銜接與跟蹤，促推偏遠教學點未成年人保護

【關鍵詞】

代表建議銜接轉化 校園安全治理 立案監督 行政公益訴訟 綜合治理

【基本案情】

李某某系某縣某小學門衛保安，2024年4月至6月期間，其趁女學生外出或玩鬧時，以懷疑學生偷藏門衛室物品等為由，多次在學校保安室、校園門口等處對多名女學生實施摸胸部、臀部等猥褻行為。

2025年8月，經貴州省某縣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以李某某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四個月，并禁止其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

【檢察機關履職情況】

（一）依托雙向銜接機制，精準轉化代表建議。2024年6月，某縣檢察院在“檢教同行，共護成長”檢察開放日活動中收到人大代表建議：某小學教職工均為男性，缺乏女性教職工開展針對女童的防性侵自護教育，存在未成年人保護盲區。收到建議后，某縣檢察院立即按照貴州省人大常委會、貴州省人民檢察院制定的《人大代表建議與檢察建議雙向銜接轉化工作暫行辦法》規定，采取針對性辦理措施，邀請相關人大代表共同研判、聯合調查。針對該校偏遠、女童占比較大、缺乏女性教職工開展性自我防護教育等問題，檢察機關聯合婦聯、衛健等部門組成宣講團，到該校開展生理健康、預防性侵害等專題知識宣講，并建立“檢察護未”電話熱線。宣講結束后，“檢察護未”熱線收到家長關于該校門衛李某某猥褻學生的舉報，檢察機關隨即向公安機關移送線索。

（二）依法開展立案監督，嚴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公安機關調查后，認為李某某隔著衣服摸2名被害人胸部的時間較短，情節較輕，遂對其處以行政拘留十四日。檢察機關認為李某某利用學校保安便利多次實施猥褻，其行為已超出行政處罰評價范圍，達到刑事立案標準。檢察機關依法向公安機關發出《要求說明不立案理由通知書》，公安機關于2024年7月17日以涉嫌猥褻兒童罪對李某某立案偵查，并查實李某某猥褻多名女童的犯罪事實，最終法院以李某某犯猥褻兒童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四個月，并禁止其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

（三）以公益訴訟推動源頭治理，破解村級教學點保護難題。針對本案暴露出的村級教學點未成年人保護隱患，檢察機關主動邀請人大代表共同對全縣11個鄉鎮所有教學點進行摸排走訪，發現62個教學點存在學生安全教育缺乏、安保設施欠缺、安保力量薄弱，學生人身安全面臨風險等問題。某縣教育部門具有保障校園安全，監督、指導學校落實校園安全責任的職責，但怠于履職，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十五條：“學校、幼兒園應當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對未成年人進行安全教育，完善安保設施、配備安保人員，保障未成年人在校、在園期間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第四十條：“學校、幼兒園應當建立預防性侵害、性騷擾未成年人工作制度。”及《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第七條：“教育行政部門對學校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職責：全面掌握學校安全工作狀況，制定學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標，加強對學校安全工作的檢查指導，督促學校建立健全并落實安全管理制度”等相關規定，且部分教學點師資匱乏、辦學條件簡陋、長期無法正常辦學。檢察機關向縣委專題報告，于2024年10月28日以行政公益訴訟立案，并向教育部門發出公益訴訟檢察建議，建議加強學校安全和教職工隊伍管理，及時開展教職工警示教育，指導學校做好防性侵教育；完善村級教學點調整規劃，定期對偏遠教學點辦學條件、師資配備、教學質量、生源狀況等進行動態監測。教育部門高度重視，在縣委、縣政府支持下啟動“村級教學點優化整合計劃”。充分征求家長意見基礎上，配套解決學生交通、寄宿條件等問題，并將涉案學校43名學生就近并入條件更好的小學，其余62個村級教學點也完成優化整合。

（四）強化跟蹤問效與建章立制，構建未成年人保護閉環。案件辦結后，檢察機關邀請人大代表共同開展整改回訪，依托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和監督職能，推動解決整改易反彈、措施短期化等問題。注重凝聚人大代表、黨委政府、檢察機關等多方力量，推動教育部門健全《某縣“校警聯動·護苗安園”校園保安管理核心指標考核標準》、《某縣教育系統未成年學生保護突出問題治理專班工作機制》等制度，重點規范校園安保力量履職不規范、風險預警缺乏等問題，實現從代表建議、檢察監督、整改反饋、聯合回訪、完善機制的有效銜接，推動源頭治理。

【典型意義】

檢察機關立足法律監督職責將人大代表建議精準轉化為檢察監督線索，通過立案監督、檢察建議等監督辦案方式，推動問題實質性解決。同時，主動邀請人大代表共同參與調查核實、整改回訪及機制建設，增強監督的公信力和實效性；借力代表扎根基層、熟悉民情等優勢，有效破解檢察監督線索匱乏、問題整改易反彈等難題，實現從個案辦理向源頭治理延伸，形成“建議辦理—監督整改—機制建設”的完整閉環，以高質效檢察履職將代表建議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

來源：檢察日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