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教師為護偏癱父親砍死鄰居，被控故意殺人｜律師：正當防衛

山東費縣一男子因照顧身患偏癱、不能自理的老父親，被鄰居嫌棄家中“有味”，多次發生爭執。據指控，事發當日，鄰居酒后上門質問其家中異味問題，雙方再次發生爭執，并引發肢體沖突。男子辯稱遭鄰居持棍擊打后，為保護年邁患病的父親將鄰居砍傷，最終致鄰居經搶救無效身亡。

該男子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依法提起公訴，該案于5月21日、22日在費縣看守所一審開庭審理，目前案件尚未宣判。

男子涉案行為屬于故意殺人還是正當防衛？5月29日，一場針對該案的研討會在京召開。

（從左到右依次是：葉希善律師、馬某玲、譚某龍四叔、連大有律師）

多家媒體的編輯記者現場參與了旁聽與討論。與會專家認為，綜合案情判斷，被告人行為屬于正當防衛。

起訴書顯示，被告人譚某龍原為費縣第一中學教師，與本案被害人張某民為對門鄰居。譚某龍的父親譚某春身患偏癱等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自2023年10月起在譚某龍家中居住。因譚某春穿紙尿褲、墊尿墊等致譚某龍家中異味明顯。加之日常垃圾清理、開門通風等問題，對張某民家生活造成不良影響，張某民因此與譚某龍產生矛盾并多次發生爭執。

2024年9月20日18時許，張某民酒后到譚某龍家質問其家中異味處理問題，雙方再次發生爭執。

起訴書顯示，譚某龍辯稱，二人爭執過程中，張某民進入其家中先掐其脖子、后推其額頭撞擊鐵門框，又欲對其父親進行毆打，其從餐桌處隨手抄起東西向張某民揮舞驅趕，張某民向外跑。后譚某龍持砍柴刀追逐張某民，在六樓至五樓樓梯轉角處對張某民頭頂枕部等部位進行多次砍擊，致張某民經搶救無效死亡。

檢方認為，被告人譚某龍故意殺人，致一人死亡，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向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旁聽人員透露，譚某龍辯稱，自己為護住“老父親”，被張某民以一根4公分粗、89公分長的木棍擊打后腦勺，致木棍斷為兩段，1000度的近視眼鏡被打落在地，后在警方偵查人員訊問時還曾嘔吐，辯護律師認為符合腦震蕩典型癥狀。

但在案對譚某龍的身體檢查照片中，并沒有譚某龍右側后腦部位的細節照片，亦未對其進行傷情鑒定。

譚某龍辯稱，自己遭掐脖、木棍擊打后，視線模糊之下，聽到老父親遭到張某民用拳頭毆打的慘叫聲，遂隨手抄起東西向張某民揮舞驅趕，事后才發現自己拿的是菜刀。

旁聽人員透露，譚某龍的辯護律師當庭播放的，事發后譚某龍報警錄音中，可以很清晰地聽到被害人張某民的聲音：“剁了他”“我張某民撕了他”等言論。

譚某春的病例顯示，事發兩小時后入院診斷為“軟組織多處挫傷”“腦震蕩”，但起訴書中并未提及譚某春傷情。

據了解，事發后譚某龍向偏癱的老父親磕了三個頭：“對不住，以后不能再孝順您了。”

“2023年11月份我婆婆去世之后，公公的身子一下子就垮了，自己照顧不了自己。”譚某龍的妻子馬某玲告訴“法度Law”，“老人身體好的時候都住在村里，我們周末才回去一次。我丈夫覺得對我婆婆照顧不夠，所以堅持要親自照顧我公公，想方設法的想讓他多活幾年。”

（馬某玲供圖）

馬某玲稱，為了更好地照顧譚某春，譚某龍還自學了山東中醫藥大學中醫學的課程，并獲取了醫學學士學位，日常也會在家里為譚某春熬藥，照顧老人十分精細。2024年11月18日，即在事發之后，譚某龍還獲得了由臨沂市民間中醫交流協會頒發的“先進個人”稱號。

事發前，夫妻二人還曾找中介看房，打算十一假期就買新房搬家。馬某玲表示，其丈夫還曾將此事告知張某民夫婦。

事發當天，正是譚某龍任費縣第一中學教師公示期的最后一天。馬某玲向“法度Law”感慨道，“他備考了4年，每次都是差一點。好不容易考過了，結果在公示期的最后一天就出了事。我想他是沒有當老師的命。”

事發之后，譚某春的狀態急轉直下。譚某龍的妹妹譚某飛向“法度Law”透露，其父親譚某春目前住在養老院，有時神智不清醒。但事發之后，譚某春曾告訴譚某飛：“要不是你哥，我就被打毀了（意為“打死了”）。”

譚某飛稱每天下班后她都會去看看父親，幫忙擦洗，哄著吃碗飯。開庭前她告訴父親：“我明天和后天沒時間過來了，我哥開庭，你要聽話哦。然后我爸帶著哭腔答應了我，眼角流出眼淚了。這時候我一看我爸，他應該是懂的，他就是說不出來。”

檢方指控該案屬于“故意殺人”，但譚某龍的辯護律師認為屬于正當防衛。研討會上，與會專家亦認為該案存在諸多爭議。

北京市北斗鼎銘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式寬律師向“法度Law”分析認為，從檢察院的起訴書指控的內容來看，確實存在表述不精準、不恰當的問題，比如：1、張某某飲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是多少？是否達到醉酒的程度？2、在審查查明的事實中，表述為“譚某某辯稱”。3、沒有查明被告人譚某某及其父親的受傷情況。4、未表述被告人譚某某可以從寬處理的情節。

王式寬表示，司法機關需要堅持法定的“證據規則”，精準查明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如果被告人譚某某系防衛，司法機關應當勇于捍衛“法不得向不法讓步”的法治精神，同時做好釋法說理工作，用心化解矛盾，實現良好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

北京京本律師事務所主任連大有律師向“法度Law”表示，譚某龍根本不具有故意殺人的“主觀故意”，指控的罪名不應當成立。

連大有表示，首先，從事后方面看，在對方坐下后，譚某龍并沒有再次傷害對方，且立即報警等待警察的到來。因為對方無論從身高、體形上，還是力量、氣勢上都具有優勢，如果有故意殺人和傷害的故意，等對方坐下后，應當繼續傷害對方；其次，從事中的角度看，譚某龍主觀目的只是不想讓病重的父親受傷，是正當防衛行為；再次，從事前的角度看，譚某龍已經和家人商量搬家，并告知張某民家，更不可能存在想傷害張某民的故意；最后，從更宏觀的維度考慮，身為山東人，譚某龍在外地創業返鄉后，經歷了連續4年考編，且案發日是教師編公示考察最后一天。連大有認為，指控譚某龍在編制公示最后一天故意殺人，于情不忍，于理不通，于法不合，于禮不周，于義有虧。

連大有認為，譚某龍的行為應為“正當防衛”，對于一個酒后甚是醉酒后闖入他人家中尋釁滋事、毆打他人，甚至是毆打病重老人的行為，為社會所不能容忍。根據2020年兩高一部《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判斷時要立足防衛人視角，要充分考慮：“不法侵害的性質、手段、強度、危害程度；防衛人所處的緊張、恐懼情境；不能苛求防衛人在緊急情況下作出完全理性判斷”。

前公安大學副教授、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葉希善律師向“法度Law”表示，本案中，檢方以故意殺人罪對譚某龍提起公訴，但其事實認定存在明顯矛盾、重大遺漏與舉證偏頗，結合全案情節與法律規定，不能排除譚某龍行為成立正當防衛的高度可能性。

葉希善認為，首先，檢方對作案工具的表述前后不一，先稱譚某龍隨手抄起物品驅趕，后直接認定其手持砍柴刀追逐砍擊，未對工具轉變作出合理解釋；同時，檢方完全遺漏被害人持4公分粗、89公分長的木棍擊打譚某龍后腦勺致木棍斷裂、譚某龍高度近視眼鏡掉落并出現腦震蕩嘔吐，以及譚某龍聽到父親遭被害人毆打慘叫等關鍵防衛情節，且警方未對譚某龍進行傷情鑒定，案卷也缺失其右側后腦受傷的細節照片，取證存在明顯瑕疵。

其次，本案應劃分為屋內與樓道兩個現場綜合判斷不法侵害是否持續，在第一現場即譚某龍家中，爭議集中在第二現場，即六樓至五樓樓道轉角，依據最高法關于正當防衛的指導意見，不法侵害暫時中斷或被制止但仍有繼續侵害現實可能性的，應認定侵害仍在進行。本案中被害人被砍后仍揚言要搞死譚某龍、毆打其父親，對立與攻擊情緒未消除，被害人放置在五六樓平臺處的粗木棍可被用作高度危險暴力工具，且被害人酒后情緒失控、體型明顯占優，結合此前多次鄰里沖突，其仍具備繼續施暴的現實危險性，因此樓道內的砍擊行為仍可成立防衛。

此外，葉希善認為，譚某龍本是備考四年即將入職的中學教師，為人孝順，為照顧父親自學中醫并獲得學位，事發前已計劃搬家避嫌，無主動傷人動機，沖突完全由被害人酒后上門挑釁引發，綜合全案事實與證據，譚某龍的行為具有明確防衛性質，檢方故意殺人罪的指控事實不清、證據存在瑕疵，法庭應重點審查正當防衛是否成立，而非徑直定罪。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趙朋樂律師告訴“法度Law”，綜合全案證據來看，這是一個“孝子在家中為保護病父而反抗酒后暴力入侵者”的悲劇。雙方此前因生活瑣事產生的矛盾，并非案發直接原因。直接誘因是鄰居張某民醉酒后主動上門，非法侵入住宅并毆打譚某龍身患偏癱、無自理能力、年近七十的父親。控方敘事完全繞開了對正當防衛的必要審查，其邏輯是“死了人—構成故意殺人”，這是典型的“唯結果論”，與“兩高一部”《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中堅決防止“誰死傷誰有理”的司法精神背道而馳。

趙朋樂認為，譚某龍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特殊防衛”（無限防衛權）。

趙朋樂指出，第一，不法侵害的性質屬于“行兇”。張某民從酒后非法侵入住宅，到徒手掐脖攻擊，再到使用足以致命的粗棍猛擊譚某龍后腦（導致木棍當場折斷），并持續毆打其毫無反抗能力的患病父親。這一系列在短時間內密集發生的暴力行為，整體已構成“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即法律意義上的“行兇”。這正是適用無限防衛權的前提。

第二，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狀態從未中斷。本案中，根據報警錄音等證據，張某民跑出家門后，在樓道內仍高聲叫囂要“撕了”、“剁了”譚某龍。同時，樓道平臺處還有他本人放置的另一根長棍。這清晰表明，侵害人主觀上沒有放棄侵害，客觀上仍具備立即反撲的意圖和條件，危險狀態持續存在。譚某龍后續的行為，是在這種持續威脅下，為徹底消除危險而采取的防衛行為的自然延伸，目的是防衛。

第三，評判防衛行為必須立足防衛人當時的極端情境。必須正視譚某龍當時的真實狀態，他在毫無防備下遭襲，近視1000度的眼鏡被張某民打掉，視線嚴重模糊，在頭腦發蒙中還要面對父親被持續毆打。在這種精神高度緊張、視線受阻的生死關頭，要求他在瞬間精準判斷侵害是否停止、并理性選擇所謂“更溫和”的工具，是強人所難，違背基本人性。

趙朋樂強調，該案的認定取決于法院是否采納“立足于防衛人情境”的司法理念。將譚某龍的行為認定為正當防衛，不僅是本案事實與法律的正確適用，更是向社會傳遞“法律堅定保護守法者反抗不法侵害”的清晰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