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讀了“海邊的西塞羅”的兩篇文章:
《新馬的啟示:內耗的民主與精進的威權》
《極左,為什么是人類一次又一次踏進的深坑》
《新馬的啟示:內耗的民主與精進的威權》一文,闡述了二戰以后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如何走上了兩條各自不同的發展道路?文章認為,馬來西亞的模式是“內耗的民主”,而新加坡的模式是“精進的威權”。馬來西亞“內耗的民主”的一個集中表現,就在于身份政治。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對少數族裔實行優待、傾斜政策,而馬來西亞是世界上少有的對主體民族實行優待政策的國家。無論是大學錄取還是政府招公務員,都給主體民族馬來族分配了配額,馬來族所占的比例必須達到或超過這個配額。用小西兄弟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國家的體制不再獎賞“優秀”,而開始獎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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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宣布競選國會議員后走下樓梯
《極左,為什么是人類一次又一次踏進的深坑》一文,則談到被全網下架的一部電影《監獄來的媽媽》。這篇文章認為,《監獄來的媽媽》這部電影本身扭曲了案件的真相,認為那名女性兇手并沒有遭到家暴,而受害者則被污名化為“家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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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監獄來的媽媽》劇照。
當然,對于這部電影,我更傾向于女性兇手確實遭到了家暴,她本身既是受害者,后來才成了加害者;而被殺害的男性確有家暴行為,并不是完全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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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監獄來的媽媽》引發爭議。
這個案件本身是有爭議的,但我謹慎贊同小西兄弟在這篇文章中得出的結論:
一種曾經讓我們中國人上一代人似曾相識的思維模式,正在全世界范圍內沉渣泛起,而極端女權主義,其實只是這種思維方式的一個浪花。這個思維模式,我們不妨就將其稱之為極左敘事。
極左敘事的共同特點是什么?就是把人看作一個又一個群體,階級、性別、膚色、族裔,而不是作為真實的個體去看待。
簡單地說,這種所謂的“極左敘事”,它的實質是一種“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則是這些年來歐美左翼堅持的“政治正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政治正確”,對于“身份政治”,我是怎么看的呢?首先,我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有一套必要的、起碼的“政治正確”,因為這是一個社會的底線。任何一個社會,比如西方歐美社會,有一套人們公認的“政治正確”,有一套人們約定俗成的規范和禁忌,有一套人們應該共同遵守的底線,這本來是很正常也很必要的。但凡事過猶不及,物極必反,什么事一旦走了極端,越過了必要的尺度,就會走到它的反面。“政治正確”一旦過了頭,“身份政治”就會被固化。比如,一些由西方經典童話故事或神話故事改編的好萊塢電影,把這些經典童話或神話故事里的一些角色強行安排黑人演員來演。比如,即將于7月17日上映的好萊塢大片《奧德賽》,導演諾蘭就選擇了一位黑人女演員來扮演傳說中的絕世大美女海倫。這就是“政治正確”過頭、“身份政治”固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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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版《特洛伊》和2026版電影《奧德賽》的對比。
再比如,我們剛才說到馬來西亞是世界上少有的對主體民族實行優待的國家,而美國則恰恰相反,自從上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以后,美國是對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實行優待的。比如,美國部分高校所推行的“平權行動”和種族配額制,即在錄取學生時,不僅會看學生的成績,還會看種族成分,并還給不同種族設置了專門的配額,保證黑人、拉美裔等處于弱勢地位的種族按照一定比例擁有被大學錄取的名額,以實現“種族平等”。白人和華裔學生和家長對這種“不僅看成績,還看種族成分”的入學政策不滿,是因為這種做法意味著他們有可能即使學習努力,成績優秀,也無法進入這些大學讀書,可那些成績比他們差不少的黑人學生卻可以。雖然平權法案是本著利好弱勢族裔的目的而設立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漸漸變了味兒,很多人感覺它漸漸遠離了初衷。為了滿足平權目標而刻意招收一定比例的某些種族的學生,硬性規定招收某族裔學生比例,而其他種族真正優秀的學生則會失去機會。一些白人和亞裔學生抱怨受到“逆向歧視”:即使他們成績優秀,但因為一些名校招生時為黑人、拉美裔學生保留固定名額、給予優先錄取,導致白人和亞裔學生入讀名校的門檻被抬高。所以,反對該政策的人認為,這不僅不公平,而且對白人、華裔和亞裔構成了一種“逆向種族歧視”。這實際上是固化了人們對黑人、拉美裔這些種族刻板的弱勢印象,這些原本的弱勢種族,反而變成了特權種族。正如美國保守派黑人大法官托馬斯所說:“種族主義不能用不同或更多形式的種族主義來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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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裔集會抗議“平權法案”。(資料照片)
今天的南非也有這種類似的情況。1994年南非實現民主轉型之后,雖然廢除了白人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壓迫和歧視,但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實行強制平權法案和種族配額制,因為“政治正確”追求結果平等,而不是機會平等。實行“黑人經濟賦權”政策,規定在政府公務員、大專院校等需要保留“鐵飯碗”的部門,推行種族比例制,以實現平權。甚至連橄欖球隊都要按照黑白種族比例組成球隊,這樣,大批優秀的白人運動員被拋棄,造成球隊的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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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和他當時的妻子溫妮從南非開普敦的監獄獲釋
但是,我們也不能只批判“左翼敘事”中這種對“身份政治”的固化。歐美的那些極右翼人士呢?很多歐美的極右翼、“川粉”、MAGA黨們,一提起黑人、穆斯林等特定的種族、宗教或群體,就表現出本能的反感和抵觸,這難道不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身份政治”嗎?極右翼、“川粉”、MAGA黨們口口聲聲反對被他們所攻擊的“白左”的那一套“身份政治”,但這種針對特定種族、宗教和群體的歧視和抵觸,難道不是一種反方向的“身份政治”嗎?高喊“美國優先”實質上是“美國白人優先”的特朗普,玩弄的難道不是另外一個方向上的“身份認同”“身份政治”嗎?他打的難道不也是一場“身份戰爭”嗎?歐美的極右翼、“川粉”、MAGA黨們,打著反對“政治正確”“身份政治”的旗號,但自己搞的卻是另外一套變相的“身份政治”、“逆向身份政治”,同樣是把事物“標簽化”,搞的難道不是一種西式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嗎?正如“海邊的西塞羅”所說:
排外的本質也是把一切外國人都當作一個簡單粗暴的標簽化客體去對待,把人按國籍、族裔、宗教歸類。
(極左和極右)這兩種看起來水火不容的意識形態,在折磨人類大腦、和制造苦難的手法是一模一樣的:它們都只見群體,不見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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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會議中心發表講話。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證明了我一再強調過的那個觀點:極右和極左同樣有害,殊途同歸,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底層邏輯是一致的,他們愛的都是某種政治符號,而從不把活生生的人當作人來看。政治光譜并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個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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