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民黨視角看紅軍大渡河之役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其重要原則之一是牽著敵人鼻子走，牢牢把握戰爭主動權，也就是《孫子兵法》所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1935年5月下旬的大渡河之役中，國民黨軍布防存在諸多失誤，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紅軍隱真示假、聲東擊西、行動神速所致，體現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紅軍指揮員卓越的指揮藝術。此役是中央紅軍與國民黨軍圍繞強渡與阻擊在大渡河兩岸發生的一系列攻防戰斗，其中尤以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兩次戰斗最為著名，在長征中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長期以來，對這段戰史的研究多從正面著手，筆者試圖轉換視角，從國民黨軍失誤的角度看紅軍部署對敵人的調動。

一、誤判紅軍主攻方向，致大渡河沿岸整體布防東重西輕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紅軍從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會理至西昌大道繼續北上，準備渡過大渡河進入川西北。蔣介石急忙調兵遣將，企圖憑借天險南攻北堵，將紅軍圍殲于大渡河以南區域。國民黨軍部署重兵于富林（屬漢源縣）至雅安一線及以東地區，但對后來戰斗最激烈的安順場至瀘定一線布防相對薄弱。

▲“中國夷（彝）民紅軍沽雞（基）支隊”隊旗。

東重西輕的防御態勢體現出對主攻方向的誤判，其中主要因素可歸結為三點。一是不確信紅軍能承受歷史陰影帶來的心理壓力。1863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及所部在大渡河邊的安順場遭清軍圍剿，最終全軍覆沒。蔣介石知曉毛澤東的歷史功力，認為毛沒必要非走石達開的老路。當時《四川日報》的一則新聞，題為《蔣介石委任楊森為大渡河守備指揮并以駱秉章誘殺石達開相勖勉》，文曰：“……十五日蔣委員長自昆明來電，任命楊森為大渡河守備指揮，并撥二十一軍、川康軍一部約四旅，歸其指揮調遣，借以鞏固雷[雷波]、馬[馬邊]、峨[峨邊]、屏[屏山]防務，保障川南。……”此處的雷波、馬邊、峨邊、屏山4縣，均位于通往大渡河的大路以東區域，蔣介石并未把防御重點放在冕寧正北的安順場，說明他不相信熟讀史書的毛澤東會選擇石達開當年的進軍路線，而事實是毛澤東的心理承受力遠超預期。二是低估了共產黨少數民族政策的感召力。中央紅軍先遣隊于5月20日抵達西昌以北的瀘沽，從這里到大渡河有兩條路，其中大路偏向東北，從越西到河畔的大樹堡鎮，渡河即達富林鎮，然后可通成都；小路偏向西北，經冕寧過彝區抵達安順場，渡河后可進抵雅安。小路必經彝區，而彝區不準漢人通行，這是國民黨當局長期奉行民族歧視和壓迫的結果。國民黨軍上層普遍認為紅軍會在過彝區要面臨的困難前止步，但劉伯承認為如果川軍死守富林，那么紅軍從大樹堡渡口渡河將極為困難，因此擬建議中革軍委走小路從安順場渡河。劉伯承和聶榮臻統一意見后給軍委發報，建議從瀘沽分兵，其中紅軍主力秘密走小路，另一支執行佯攻任務的部隊沿大路前進。中革軍委于21日收到電報的當天，下達了向安順場前進的命令。過彝區前，毛澤東說：“順利渡過大渡河的關鍵是和彝人關系的處理。”在給劉伯承率領的先遣隊送行時，毛澤東特別囑咐，先遣隊的任務與其說是打仗開路，不如說是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紅軍在剛進入彝區時，確實受到了阻撓和刁難，但以劉伯承為代表的紅軍指揮員模范并創造性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最終贏得包括沽基家族頭目小葉丹在內廣大彝族同胞的信任和尊重，那面授予小葉丹的“中國夷（彝）民紅軍沽雞（基）支隊”隊旗成為永遠代表民族團結和平等的光輝旗幟。紅軍通過彝區對國民黨軍而言可謂出乎意料，但也正因如此得以奇兵突進，為后來迅速拿下安順場右岸陣地創造了條件。三是受到紅軍在富林方向佯攻的干擾。那支走大路執行佯攻任務的隊伍由紅1軍團參謀長左權和第2師政委劉亞樓率領，于23日抵達富林對岸的大樹堡附近，恐慌的川軍從左岸渡過來1個連欲行燒街，但未等放火即被紅軍擊潰，川軍連長被俘，其余爭相上船逃回對岸。紅軍在大樹堡渡口附近大造渡河聲勢，迫使川軍在對岸的富林緊急布防，除當地地主武裝外又調來5個團。紅軍的佯攻行動有力牽制了楊森麾下大批川軍，亦使蔣介石至少在25日以前尚不能確定紅軍強渡大渡河的確切位置。

▲彝海結盟。

▲當年瀘定橋。

國民黨軍的誤判造成東重西輕的布防態勢。大渡河之役主戰場安順場至瀘定一線防務主要由劉文輝任軍長的第24軍負責，自26日開始又根據新截獲情報向左岸緊急調派兵力，但即便如此實力仍不如東集團。綜合各類戰史資料，梳理與紅軍接戰的川軍番號及地點如下：大渡河左岸，安順場渡口，第24軍第5旅第7團的1個營；挖角壩（有的資料稱瓦壩），第24軍第5旅第21團；海子山，第24軍第4旅第11團；化林坪至龍巴鋪（有的資料稱龍八布）一帶，第24軍第4旅第10團；瀘定城，第24軍第4旅第38團的2個營。大渡河右岸，安順場渡口，“彝務指揮官”鄧秀廷屬下的2個連；猛虎崗、菩薩崗至磨西面一帶，第24軍第2旅第3營及特務連。富林至雅安一線及以東地區主要部署楊森任軍長的第20軍主力及劃歸楊森指揮的川軍第21軍第6旅，總兵力約7個旅。綜上，川軍第24軍的設防部隊僅第4旅建制相對完整，安順場至瀘定一線總兵力不足2個旅，跟東部防區的實力不可同日而語。川軍兵員素質和武器裝備質量本來就差，加之人數少，火力密集度自然有限，為難抵紅軍凌厲攻勢埋下伏筆。

二、安順場守軍被走大路的紅軍迷惑，在本就兵力薄弱的基礎上未嚴格執行掃清射界任務

安順場左岸守軍是1個營，右岸守軍是2個連，合計不足2個營，這個兵力規模應對中央紅軍的火力覆蓋和頑強戰斗精神自然力不從心。其中，右岸2個連是從西昌潰逃至此的“彝務指揮官”鄧秀廷屬下，由營長賴執中率領。賴執中在安順場一帶有不少私產，因此極力阻止渡河而來一位連長的燒街行為，并且扭打到左岸第5旅第7團團長余味儒那里。賴執中向余團長保證紅軍主力已沿大路趕往大樹堡、富林方向，安順場是安穩之地，如果紅軍殺到他立刻帶頭燒街。半信半疑的余團長默許了賴執中的行為。回到右岸的賴執中還違反軍令私藏一只渡船，以供自己逃命之用。這樣賴執中就犯了至少兩個致命錯誤：一是以他的軍事嗅覺和戰術素養，其反應快不過擅長兵行險著的紅軍；二是渡船能供他逃命，也能助紅軍渡河。5月24日夜，紅1軍團第1師第1團第1營在團長楊得志率領下，冒著大雨分3路向安順場猛撲過去，正在工事里唱川劇的川軍在驟然響起的槍聲中亂作一團，倉皇逃命的賴執中哪里還顧得上燒街。20多分鐘后戰斗結束，安順場右岸陣地及賴私藏的那只渡船均落入紅軍之手。其后的25日晨，紅1團第1營第2連的18勇士登上渡船，在當地船工協助及后方強大火力支援下向對岸渡口奮勇突擊，直至登岸、占領并鞏固陣地。隨著第二船、第三船……往返擺渡，突擊隊員陸續登上對岸，1個營的守軍被徹底擊潰。如果說在紅軍占據安順場右岸之前，川軍布防確實存在失誤的話，那么從奪得渡船到強渡成功，守軍在戰斗意志、重機槍火力、迫擊炮射擊精準度等方面均無法與紅軍相提并論，這一階段可以說素質決定成敗，已經很難拿“失誤”說事了。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寧夏與強渡大渡河的勇士們合影。

三、紅軍超乎尋常的神速迫使川軍向瀘定倉促增兵，計劃、決心、布防等各環節均存漏洞

飛奪瀘定橋戰斗并非紅軍既定部署，而是在安順場渡船運力有限情況下逼出來的行動。紅軍在安順場強渡成功后，掌握的渡船由1只增至4只，但即便如此，經劉伯承計算，大軍全部渡河需要1個月時間，這顯然不現實。危急情況下，分2路夾江而上的方案產生：紅1軍團第1師和干部團繼續由安順場渡河，然后沿大渡河左岸向北突擊至瀘定城，接應奪控瀘定橋的部隊；其他包括中央縱隊在內的主力隊伍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其中前鋒紅1軍團第2師第4團負責掃清前進障礙并奪取瀘定橋。解放后，聶榮臻元帥詩云“兩軍夾江上，瀘定決分曉”形象地指出2路縱隊隔河相望、平行機動的態勢。5月26日，中革軍委以朱德的名義向各軍團發布命令，亦可視為破釜沉舟的決定。命令較長，揀要緊的摘錄幾句：“……決改向西北，爭取并控制瀘定橋渡河點，以取得戰略勝利。其部署：我第一師及干部團為右縱隊，歸聶、劉指揮，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軍團軍團部、二師主力及五軍團為左縱隊，循大渡河右岸，均向瀘定橋急進，協同襲取該橋。……”

▲圖為朱德關于強渡大渡河給各軍團下達的行動命令（左）和紅軍某部偵察員于1935年5月28日在搶占瀘定橋前的偵察報告（右）。

26日當天，紅軍分兵奔襲瀘定的命令即被國民黨軍情報部門截獲，蔣介石緊急調整“圍剿”計劃，川軍第24軍軍長劉文輝立刻調派增援力量。國民黨軍的情報工作可謂給力，但最終還是未能阻止紅軍從瀘定橋通過，這其中自然存在失誤。一是可派往瀘定城的兵力過少。雖然劉文輝向安順場至瀘定一線增派兵力，但無法扭轉東重西輕的基本態勢，后來的一系列失誤幾乎都與這個根源性失誤有關，簡單說就是兵力仍然捉襟見肘。而且，大渡河左岸川軍要抗擊向北進攻的紅軍右縱隊，不可能都派往瀘定城。最終被派往瀘定城的僅有川軍第4旅第38團的2個營。其他在左岸的川軍與紅軍右縱隊交戰的基本情況為：第5旅第21團在挖角壩被擊潰，第4旅第11團在鐵絲溝、海子山一帶被擊潰，第4旅第10團在化林坪、龍巴鋪一帶被擊潰，第4旅旅部在龍巴鋪、冷磧一帶被擊潰。當29日第38團團長李全山從瀘定給第4旅旅長袁國瑞打來求援電話時，袁旅長已經是自顧不暇了。二是奔向瀘定的川軍因未能識破對岸紅軍而大幅削弱了時間優勢。擔負奪橋任務的紅4團沿右岸晝夜兼程向瀘定橋殺去，途中在猛虎崗、菩薩崗至磨西面一帶擊潰川軍第24軍第2旅一部。軍團長林彪給紅4團團長黃開湘、政委楊成武發來了限期奪橋的命令，該團官兵進入超越生理極限全速奔跑的狀態。同樣向瀘定機動的川軍部隊番號是第38團第2營和第3營，其中第3營在營長周桂三率領下走在前面。28日夜間，舉著火把行軍的紅4團被對岸周桂三營發現，川軍發出詢問信號，紅軍在俘虜指點下用號音答復，使對岸川軍誤以為是“自己人”。雙方并行奔跑幾十里后，周桂三營熄滅火把宿營，但紅4團以更快的速度向瀘定橋方向奔跑。由于川軍未能識破對岸紅軍，導致時間優勢大打折扣，周桂三營的先頭連僅比紅4團早2個小時抵達瀘定橋。當第38團團長李全山率領第2營趕到時，對岸紅軍的子彈已射了過來。在川軍第38團趕到瀘定之前，瀘定城并無國民黨軍的野戰部隊，所以第38團的2個營是倉促投入防御，并非像某些文藝作品中描述的那般周密布防。還有一個令后世爭論不休的問題，就是劉文輝為何不提前下令炸橋？其實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并不難理解。周桂三營的先頭連僅比紅軍早到2個小時，其官兵因勞累和犯煙癮以致拆橋板都不徹底，在短時間內選好炸點并埋設大量炸藥又談何容易；而且，瀘定橋作為川康地區咽喉要道，對四川軍閥的經濟價值不言而喻，在當時地方軍閥的意識中，銀元沒得賺、中央軍賴著不走比紅軍過境更可怕，因此糾結炸橋亦在情理之中。三是守橋川軍在左右夾擊下并無堅守決心。紅4團占據陣地高于左岸川軍陣地，擁有地利之便，而且據楊成武上將回憶集中“全團百余挺輕、重機槍”實施火力壓制。紅軍奪橋確實面臨千難萬險，但川軍2個營的壓力也小不到哪兒去。當左岸的紅軍右縱隊先后擊潰川軍第11、10團逼近瀘定城的時候，川軍第38團就陷于腹背受敵的境地。29日下午，紅4團22勇士奪橋成功，后續梯隊陸續過橋與敵展開巷戰，此時川軍第38團團長李全山得知沿左岸北上的紅軍即將殺到，堅守決心頓時全無。李團長令周桂三營長率部掩護團主力撤退，周營長又將掩護任務交給先頭連連長，而先頭連連長也沒傻到原地死戰，自行逃命去了。傍晚時分，夾江而上的紅軍左、右縱隊在橋頭會師。

四、因舊軍隊頑疾及紅軍戰術得當導致川軍內部協同不力，第24軍未得到有效支援

縱覽安順場至瀘定一線戰斗，川軍軍一級番號僅出現劉文輝的第24軍，楊森任軍長的第20軍及劃歸其指揮的第21軍一部并未出現。富林至雅安一線及以東地區川軍雖兵力雄厚，但未能對第24軍實施有效支援。舊中國軍閥相互掣肘是常見現象，因爭搶地盤、自保實力而矛盾重重是當時軍界的基本格局，即便川軍內部也無法逃脫這個鐵律。楊森、劉文輝早年間就因為爭奪四川霸權多次交戰，那時楊森落于下風；而劉文輝長期對蔣介石的指示陽奉陰違，蔣對其“地頭蛇”的印象頗深。大渡河之役前，蔣任命曾落于下風的楊森為“大渡河守備指揮”，在川軍將領之間實施制衡的意圖明顯；而楊森為保實力，盤算只要紅軍渡河北上離川即可，對派兵支援劉文輝的第24軍不那么積極自然在情理之中。除了上述的舊軍隊頑疾，與紅軍的謀略及神速亦不無關系。一是受制于紅軍佯攻。以朱德名義于5月26日下達的命令中有這樣一句：“第五團仍留大樹堡及萬公堰、大沖南岸，續行佯渡，惑敵一天，并準備二十八號向海棠、洗馬姑轉移。”這里的“第五團”是指由左權和劉亞樓率領的紅1軍團第2師第5團，按照命令，他們執行佯攻任務要到28日，其后才能去追趕主力。在大造渡河聲勢的紅5團未撤之前，富林方向川軍自然不敢分散過多兵力。二是紅軍進展神速制約了川軍增援的意義。紅軍夾江而上的命令于26日下達，此時安順場的紅軍距瀘定尚有約160公里路途，而且大部分是山路，這對基本靠徒步奔襲的紅軍而言確實充滿艱險。但僅兩天半之后的29日下午，紅軍2支縱隊在瀘定橋頭會師，這不得不說創造了陸軍作戰史上的奇跡。右岸作為先鋒的紅4團一路斬關奪隘，“飛”奔至瀘定橋；左岸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的紅1軍團第1師和干部團同樣進展神速，從安順場向北攻擊，至抵達瀘定之前先后擊潰川軍3個團和1個旅部，直接動搖了川軍第38團堅守瀘定的決心。以紅軍的攻擊速度，即便楊森從第20、21軍抽調兵力支援安順場至瀘定一線，恐也只能落得望背興嘆、鳴槍送行的結局。

▲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碑。

縱覽大渡河之役，紅一方面軍指戰員憑借高超的指揮藝術、頑強的戰斗意志、出奇制勝的戰術運用及強悍的火力優勢，牢牢掌握戰場主動權，實現了最大限度牽制、調動敵人，并最終贏得戰役勝利。國民黨軍的失誤大部分與紅軍部署有聯動關系，亦從側面反映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縣安順場鎮安順村的中國工農紅軍強渡大渡河紀念館。

90余年歲月飄逝，大渡河兩岸早已地覆天翻、換了人間，唯有閱盡滄桑的瀘定橋和奔騰向東的河水在默默昭示共產黨人的戰爭智慧和信仰偉力，以及永遠不可遏阻的歷史潮流。

作者：高慶軍

文章來源：“黨史博采”微信公眾號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