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律所里的律師

一個年輕律師的轉所困境與行業之殤

2023年秋天，鄭州的一家律所靜悄悄地完成了轉讓。

沒有鑼鼓喧天，沒有賓主盡歡。一份協議簽下去，律所的主人換了，公章換了，主任換了。對于所里的大多數律師來說，這件事就像窗外的秋風，吹過了，也就吹過了。

沒有人覺得這會與自己有關。

二十六歲的李明（化名）也不例外。他1998年出生，2022年實習結束，在這座城市剛剛扎下根。作為一名執業不滿兩年的年輕律師，他每天想的是怎么把案子辦好，怎么在這個行業里活下去。律所轉讓這種事，在他看來是“上面的事”，與自己這個小律師無關。

實控人——也就是他父親的朋友、律所真正的掌舵者——跟他說：“所轉讓了，但我們還是獨立的團隊，你接著跟我干就行了。”

他點點頭，繼續埋頭辦案。

他不知道的是，從這一刻起，他已經不知不覺地走進了一個死胡同。而這個死胡同，將用整整三年的時間，教會他一個殘酷的道理：

在這個行業里，有時候，你連離開的資格都沒有。

二

2024年，相安無事。

李明繼續跟著實控人做案件。實控人談下案子，開好公函，交給他去辦，給他發報酬。對面的新團隊搞銀行不良資產業務，跟他們業務不交叉，從不開會，也不分案子給他們。大家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日子就這么過著。李明覺得，雖然律所換了牌子，但活兒還是那些活兒，人還是那些人，沒什么不一樣。

他錯了。

2025年3月，平靜被打破了。

律所的現任主任突然發難，說有人偽造律所的公函辦理案件，點了李明和另一位原所律師的名。話講得很重——“偽造”“報警”“一查到底”。

李明懵了。

什么偽造？我辦的案子都是實控人開的公函，怎么就成了偽造？

緊接著，主任話鋒一轉，拋出了一個條件：除非前任登記主任把這個所“接回去”，并且賠償她的損失，否則這件事沒完。

李明這才明白過來——所謂的“偽造公函”，從來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是一場談判的籌碼。

是一個把人逼到墻角的工具。

三

李明要求轉所。

主任不給開公函，不給辦手續。理由翻來覆去就是那一句：這個所問題很大，偽造問題要一查到底。但如果“接回來+賠償損失”，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翻譯一下：你想走？可以。先讓我滿意。

李明去律協維權。2025年7月1日，律協組織調解。主任在會上說，2023年11月就把公章換了，不是從她這里開的公章她不認。

律協問：換公章，你通知涉事律師了嗎？

答：沒有。

李明當時就不愿意了——你換了公章不通知，我們怎么知道？這不是坑人嗎？

調解不成。主任在律協辦公室當場打了110。

事情開始變得荒誕。

四

2025年9月，李明接到經偵大隊的電話：律所指控你們沒經過律所接案件，涉嫌偽造印章罪和職務侵占罪。

李明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跟警官講了一遍。說完他問：“警官你們怎么看？”

警官的回答很有意思：“我考慮這就不是我們管的事。私自收案收費，這不是律協和司法局管的嗎？我們也有駐所律師，我們也研究了，就是個新舊公章的問題，沒有犯罪事實。這完全是內部管理問題，不歸公安管。”

頓了頓，警官又說：“我們當場就解釋了原因，你們主任不依不饒，不認可我們的說法，那我們沒有辦法。”

不依不饒。

這四個字，精準地描摹出了李明這一年多來的處境。不是他有問題，是對方不讓他沒有問題。不是法律站不住腳，是有人拒絕讓法律站住腳。

李明和實控人、另一位涉事律師一起去經偵大隊做了筆錄，交了轉讓協議。案件撤銷。對方申請復議，被駁回。

刑事這條路，走不通。

五

刑事走不通，就走民事。

2025年12月，主任以個人名義起訴實控人和三名原所合伙人，要求解除《律所股份轉讓協議》，賠償129萬元損失。1月開庭，被告問：合同都履行完畢了，律所你都經營兩年了，怎么解除？

對方支支吾吾，說律所有一堆問題，但說不出來到底是什么問題——沒有任何處罰，沒有任何投訴，沒有任何糾紛。

開庭沒幾天，撤訴了。

2026年3月，換了個姿勢再來。這次以律所名義起訴，案由是侵權，把李明也列為了被告。指控私自收案收費，要求返還律師費13萬余元。

4月23日開庭。律所抱來一大堆案卷，2003年的流水賬都翻了出來，說實控人控制的十年間轉出了幾十萬資金。訴訟標的額當庭改到了80多萬。

李明答辯：律協和司法局沒說我違規，公安也說沒事，年審你也把我審過去了，現在來起訴？

法庭說改訴訟請求了，重新指定舉證期與答辯期。

五一過后，律所又撤訴了。

兩場訴訟，兩次撤訴。像兩記打在水里的拳頭，聲勢浩大，水花四濺，但什么都沒擊中。

然而對于李明來說，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這個過程里，他的時間被消耗了，他的執業被凍結了，他的生活被懸在半空中，兩年了，落不了地。

律所和律師的年審全部暫停。他想轉所，轉不了。他想執業，執業不了。他像一只被關在透明玻璃罩里的鳥，看得見外面的天空，卻怎么也飛不出去。

六

2026年1月，市局律管處領導親自出面調解。領導很直接，對律所主任說：“給個面子，先恢復律師的執業。該提留提留，按律所的規矩來，得讓律師吃飯。”

律所沒答應。

面子不給。規矩不認。飯不讓吃。

2026年5月，李明和另外三名同樣被困的律師，一起起訴了律所。訴求很簡單：配合轉所，賠償停業損失。

案子交到法院，立案庭研究了十天。最終答復說，他們也沒見過這種案件，不過還是考慮調解，把這個案子流轉到綜治中心去調。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石沉大海，沒人聯系他們。

李明說：“法院都沒見過這種案子。那我們算什么？被困在律所里的人，連一個案件類型都算不上。”

最近一次調解，在區律管辦。更抽象了。律所主任壓根不說轉所的事，一張嘴就是：“我要從嚴治所，要求交十萬元保證金。”

敲竹杠可以敲得這么清新脫俗，李明也是服了。

律協懲戒委調解的時候，再三強調：“投訴是把雙刃劍，要罰都得罰。”話里話外還是和稀泥，希望他們能調。但“十萬保證金”一出口，李明就知道調解無望了。

律協還說，要給他一個處分，理由是沒從所里拿公函。李明喊冤枉，但也無奈。

“真罰我也認了，但還是解決不了吃飯問題。依舊遙遙無期。”

七

寫到這里，我想起李明在深夜發給我的最后幾條消息。

他說：“要不是我是鄭州本地人，家里還有點錢，這兩年無法執業、轉所，我早餓死了。”

他說：“走不了也執業不了，殺人的心都有。”

他說：“我只是個初出茅廬、人微言輕的小人物。”

我對著屏幕沉默了很久。

一個小人物。一個2022年才執業的年輕律師。一個認認真真辦案子、老老實實跟著實控人干的年輕人。他沒有做錯任何事，卻要為一場與他無關的律所轉讓、一次他沒有參與的權力交接、一個他毫不知情的公章更換，付出三年青春作為代價。

而那個困住他的人，可以在刑事、民事、行政各個領域之間來回切換，可以報警、起訴、撤訴、再起訴，可以在調解桌上獅子大開口，可以把一個人的職業生涯當作談判的籌碼，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出“交十萬保證金”這樣的話。

因為在這個游戲里，主動權和規則解釋權，從來就不在李明的口袋里。

八

李明的遭遇，不是一個孤例。

它是一種行業生態的縮影。在這種生態里，律所主任掌握了律師的“轉所審批權”，而這個權力的邊界在哪里，沒有人說得清楚。它可以被用來解決糾紛，也可以被用來制造糾紛；可以被用來維護規則，也可以被用來綁架規則。

當一個律師連離開的自由都沒有的時候，這個行業的健康，是需要打一個問號的。

轉所制度的設計初衷，是為了管理的規范、秩序的穩定。但當它被異化為一種要挾的工具、一種報復的手段、一種敲詐的籌碼時，它就從一個制度變成了一堵墻——一堵困住律師的墻。

李明的案子，公安說不歸他們管，律協調解不成，司法局推不動，法院訴訟被反復撤訴又重來，連綜治中心也石沉大海。每一個機構都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做了該做的事，但沒有一個機構能夠真正解決他的問題。

因為他的問題，從來就不是“法律問題”。

是一個人的惡意，披上了制度的外衣。

九

夜深了，李明問我：能不能把這些經歷寫成文章？

我說可以。

他又問：有風險嗎？

我說，用化名吧。但故事本身，值得被記住。

值得被記住，不是為了控訴誰，而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在這個行業的某個角落，有一個年輕律師，因為一場與他無關的紛爭，被剝奪了執業的權利，被困在了一個他不想待的地方。

也為了讓那些制定規則、執行規則、維護規則的人知道：當一個律師連轉所都成了奢望的時候，這個規則的齒輪，一定是哪里卡住了。

李明說他想過去學個別的技術養活自己。

語氣里有疲憊，有無奈，有心灰意冷。

但我知道，他不會真的走。

因為他是一個1998年出生的年輕人。他還有大把的時間，還有滿腔的熱血，還有一個法律人對公平正義最樸素的信仰。

他不會讓一個爛人，毀掉他的一生。

只是，在他重新出發之前，這個行業欠他一個交代。

欠所有像他一樣被困住的年輕律師，一個體面的、自由的、不需要看任何人臉色的出口。

（本文根據昨晚一位律師跟我講述的真實經歷整理，文中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