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劇本出演》：真正推動世界的，是人、關系，以及無數臨場決定

編者按：生活無劇本，每天都是即興演出。《無劇本出演》作者王軍用40年的親歷，把基層治理中的博弈、人性與細節用文學一一呈現，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真實的中國運轉方式。他用“無劇本”來寫時代變化和個人命運的交織，這本書既記錄了體制內的真實經歷，也補充了許多當代中國社會的細節，讓個人經歷在微觀史中有了更特別的意義。

▋微觀史展現的，

恰恰是歷史最真實的底色

《無劇本出演》的敘事起點，是一個“下馬威”。1982年夏天，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王軍，被分配到西安市委宣傳部。第一項工作是起草一篇市委領導講話，他“吭哧吭哧整了兩天兩夜，熬出洋洋灑灑五千言”，呈給處長。十分鐘后退回，“十八頁稿子，打了十八個大紅叉，只保留了講話標題，還有‘同志們’仨字和后邊的冒號”。

這個場景，是體制內寫作規則的無言宣示，也是一代知識分子進入體制時遭遇的第一次規訓。處長那句“看看中文系水平”，輕描淡寫卻意味深遠。文字功夫是官場的基本功，而“材料”則是體制運轉的核心媒介。

“寫材料”一節引了一句行話：“喝釅茶，尿黃黃，費電熬眼，耽擱睡覺。”

十二個字，道盡筆耕之苦。王軍寫道，有時任務急，晚上布置早上就要，“有些有參考資料還好，有些是無米之炊，倆眼瞪到快天明，一個字也寫不出。當時就胡思亂想，要來場地震或者火災就好了，我第一個去救，就把寫不出材料這事糊弄過去了。”

這段自白，既有自嘲，也有對體制內文字工作者的深切理解。材料寫作不是文學創作，它是政治意志的文本化，是決策與執行之間的中介環節。王軍從寫材料起步，最終成為“老手”，一年經手的調研報告和情況反映被中宣部采用十三篇，列全國第一。這個上升軌跡，本身就是一段微觀的政治史。

但《無劇本出演》的價值，不止于記錄個人成長。它提供了大量關于八十年代基層官場生態的珍貴細節。

“部長老左”工作較真，愛批評人，“本來臉就黑，一批評人臉就更黑”。但他對寫作者既嚴且愛，“每次改完我寫的材料，還要把我叫到辦公室，把他修改的部分一句句念給我，讓我把先后幾稿改動部分整理出來，還要問我為什么要這樣改”。這種師徒式的傳承，是機關內部知識傳遞的典型方式。

▲許倬云和王軍

老左也不總是黑臉，“午休時間組織大家打撲克拱豬，一贏他就很大聲笑。但較真還是照舊，親自算分記賬，一絲不茍，誰被拱成豬，他就在誰名字上（當然也包括他自己）畫一頭豬，三筆兩筆，很傳神。年底部里聯歡，都有一個保留節目，由我（老左任命的‘豬協’秘書長）來宣布全年拱豬成績，并頒發獎項若干”。這些細節，使抽象的“體制”具象為可觸可感的人際網絡。

“干事老趙”的故事，更具社會學意義。王軍1982年剛當干事，工資五十八塊五，“每月存十五塊準備娶媳婦兒用，剩下的還得省著花”。老趙大他二十多歲，工資七十二塊，兩口子加起來每月也就一百來塊，“三個兒子站一起像一堵墻”。

王軍問這點錢咋養仨小伙子，老趙操著洛陽話：“一個禮拜一只羊……”看王軍吃驚，才抖出包袱，“羊……架子。”周末下班菜市扒堆，“剔得干干凈凈的羊骨架五毛錢一副，大鍋一煮，掌點粉絲，掌點蒜苗，掌點味精，一人倆大蒸饃往湯里一泡羊肉泡饃。”禮拜一打斷一條腿，又是一鍋湯；禮拜二再打斷一條腿，四條腿次第打斷，一周就天天吃羊肉泡了。

這段對話，既是物質匱乏年代的生活哲學，也是普通人應對壓力的幽默姿態。老趙的“羊架子智慧”，是民間生存智慧的典型表達。

《無劇本出演》的社會史價值，正在于此。它不是宏大敘事的復述，而是微觀歷史的填充。那些被正史忽略的細節——紅叉、燒雞、羊架子、被鎖在門外的老太太——恰恰是歷史最真實的底色。

▋治理現場，如何破局？

從機關到基層，王軍的筆觸隨之轉換。書中大量篇章涉及他主政一方時的治理實踐。這些記錄，不僅是個人政績的展示，更是中國基層治理邏輯的微觀呈現。

“周至費干部”一節，披露了八十年代縣域政治生態的復雜性。王軍寫道：“那時剛從十年非常時期走出來，一些造反起家的‘鬧’字號干部還把持著一些崗位，加上周至剛從咸陽地區劃歸西安市，市上派來的一些干部常常融不進去，歪風邪氣盛行，工作局面很難打開。領導干部也不安心，班子頻繁調整。”

一位B姓縣委書記被搞得心力交瘁，“以割闌尾為名到西安住院，躲幾天清閑。誰知幾個‘鬧’字號也沒放過他，追到病房，拿草繩綁個蘿卜，說：‘B書記，聽說你腸子壞了，我們來看看你。咱周至窮，也沒啥好禮行，喈，地里拔了個蘿卜，你坐下。’”

另一位L姓書記，在西安也算能力強的干部，“有文化，愛書法。最早把道教圣地樓觀臺開發成旅游熱點，其中主要的石碑是他題寫”，后來也被整得灰頭土臉調回西安時，某局長拉住不讓上車，說：“L書記，你坐了周至幾年車，先把這些年來回的油錢算一下。你走了，咱周至也沒啥土特產送你，你把你在樓觀刻的碑子背回去當禮物。”

這些近乎荒誕的場景，背后是轉型期權力格局的劇烈重組。王軍寫道，后來“市委下決心剎住周至的歪風邪氣”，市委副書記率領工作組蹲了大半年，“下硬手撤了幾個‘鬧’字號”，局面才漸漸走上正軌。這節文字，呈現了治理回歸常態的艱難過程。

“清風正氣”一節，集中體現王軍主政一方的治理理念。對付文山會海，他有一套辦法：合并會議、劃小時間單元、講短話。全區計劃生育大會的講話全文是：“講話發給大家，不念了。計劃生育是一票否決制，數字硬，工作也得硬。”當市委宣傳部部長時，每年發行會必開，他的講話全文是：“宣傳部考核硬指標不多，《人民日報》發行是其中一項，要重視。”這種“干貨”作風，是對形式主義的無聲抵制。

而“擰瓶蓋”“扯紙”“拉車門”三件瑣事的批評，更見其抓風氣從細微處著手的思路。他講“擰瓶蓋”：“開會、下基層，常常遇到下邊同志拿瓶水，幫你擰開蓋，塞你手里，也不問你喝不喝。這時，我會說，你這一個動作，有三個毛病，一是我不喝造成浪費，看你辛苦我勉強喝也是浪費；二是這瓶蓋是剛擰開的還是早擰開的？我可能覺得不衛生甚至不安全；三是你瞧不起我，認為我手無縛雞之力。”抓風氣，就從這些小事抓起。

“開墻透綠”與“雁翔路”兩節，展現城市建設中的博弈智慧。處理某部屬大學拒拆門面房一事，對方放出“全校幾千名師生都很憤怒，紛紛要求到區政府堵門”的話。王軍將座機按到免提，當著對方撥通公安分局局長電話：“我剛剛接到某大學某主任報告，學校幾千師生要到區政府堵門，現在正是敏感時期，要高度重視，馬上調查處理。”

手機正在回話，座機里就傳來主任聲音：“王區長，區長……我……不是這個意思，不是這個意思，意思……”十分鐘后，大學書記打來電話：“剛才某主任胡說咧，我們已研究好了，全面按區上方案辦。”

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應對，既守住原則又避免正面沖突。雁翔路修通過程中，村民搶占莊基地，鄉政府兩次貼《通告》無效。王軍調來四臺推土機，問鄉土地所長帶頭村干部的莊基界線在哪兒，所長鏟一锨白灰在院墻下畫了一條線。

王軍一聲令下：“推！”四臺推土機一字排開，從公路向白線推，“水泥樓板磚頭瓦塊轟轟隆隆全堆到了他家院墻上”。其他村民紛紛表態：“不勞政府大駕咧，我們自行恢復原狀。”王軍對鄉長說：“看來這些村民不認你這《通告》，只認我這推土機。”這一“推土機邏輯”，背后是執法剛性的必要彰顯，也是基層治理中“威懾”與“執行”的辯證法。

▲大雁塔

治理現場的微觀實踐，是《無劇本出演》的重要維度。王軍沒有抽象地談論治理理念，而是將理念嵌入具體的場景、事件、人物之中。讀者看到的不是“應該怎樣”，而是“實際怎樣”；不是“原則”，而是“實踐”。

這種寫作方式，使這本書具有了“治理文本”的價值。對于研究者而言，這些案例是理解中國基層治理邏輯的寶貴素材。對于實踐者而言，這些經驗具有可參照、可反思的意義。

▋到群眾中去：

在群像中洞察人性

《無劇本出演》最動人的部分，是對人物的刻畫。王軍筆下的官員、百姓、文人、藝人，寥寥數筆即鮮活靈動。這種刻畫能力，源于西北大中文系的底子，也源于長期的基層工作經歷——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是基層干部的必修課。

“山民老楊”一節，寫一個講究的山里人：“藏藍布衣，手工制作，針腳細密；頭帕包法，別出心裁，原創專利；煙袋鍋，竹竿銅嘴銅鍋皮煙袋，锃亮難掩滄桑歲月。隨便一開口都是‘木訥’‘相跟’‘吶喊’‘觳觫’這樣的文言雅詞。”深山里的文化遺存，就藏在這個老農身上。

“光棍老黃”的故事，更為沉重。1986年冬，王母嶺村光棍老黃十六歲的閨女被人販子拐跑了，王軍走二十里山路去了解情況。“他屋里只有一口吊鍋，半樁玉米，比別人家要小一號的土炕上堆著一床破棉被。我很難想象他和他的閨女是怎樣共同生活在這小黑屋里，甚至想他閨女離開這里會不會更好。”

不知怎樣安慰老黃，告別時，“我掏出身上僅有的五塊錢塞到他手里，轉身沿著彎彎的小路下山。走到半坡時，突然看到老黃從山上直線跑下來，橫在我面前，捧著一頂裝滿核桃的破軍帽硬塞到我手中。”這種“給予—回贈”，有民間道義的溫度，也有基層干部與群眾的樸素情感。

“菜農張社教”的故事，則呈現了另一種生命軌跡。九十年代中后期，王軍在雁塔區當區長，有次道路選線，在丈八鄉趕上飯口，看到一片菜棚，進去想摘個西紅柿嘗嘗。

“一進菜棚，看見地上蹲了五六個菜農正在吃飯。他們看見我和局長、鄉長進來，忙起身招呼。我一看地上擺的蒸饃、豆角燒豆腐，正合吾意，也沒客氣，抄上筷子拿了個饃就吃起來。”

問這棚種的啥苗，回答七彩菜椒，菜農指著三十出頭的小伙說“讓‘大拿’說”。原來這“穿著解放鞋、勞動布工裝的‘菜農’就是農技站技術員張社教”。張社教如數家珍般介紹這些年推廣的蔬菜新品種，讓王軍大開眼界。“他靦腆樸實的形象和沾滿泥土的解放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后來研究干部，要提一位懂農業的街道副主任，王軍提議張社教，“大家都說好”。

二十多年后，王軍去秦嶺腳下東石村看望老同事，張社教從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崗位退下來，“就住在村上。寬敞農家院扎了個塑料大棚，我進院子時他正在蒔弄他的菜地”。菜棚中間放個凳子，“他吹葫蘆絲時坐”，“大棚沒風暖和，正好對‘菜’彈琴”。王軍感慨：“從菜農，到領導，再到菜農，這是個好輪回。”這種“輪回”，是個體生命軌跡的自然歸位，也是對官場進退的一種從容理解。

▋《無劇本出演》：

人物真實的歷史位置

作為回憶錄，《無劇本出演》的價值首先在于見證。書中寫到的安啟元、白紀年、王雙錫等人物，都有真實的歷史位置。

寫安啟元的一節，是全書篇幅最長、筆力最沉的一篇。安啟元出生在臨潼與渭南交界的零口塬上“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祖祖輩輩沒有讀書人”。腿有殘疾的老父親斷氣前留下話：“把兩臺地（塬坡地兩層臺階）賣了，讓老三讀完中學。”靠著傾家蕩產，安啟元上了臨潼最好的學校華清中學。

初中畢業恰逢新中國成立，“他靠著政府助學金，讀完了高中，又考上了西北大學地質系”。五十年代中期，“正是國家用人之際”，在西北大學地質系學了不到兩年，他們作為新中國第一屆地質專業學生提前畢業，“各地石油地質勘探單位紛紛搶人”。他們喊出的口號“‘我為祖國找石油，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五十年代的大雁塔

安啟元五十年代末從西安地質所報名參加大慶石油會戰。在會戰中，他曾擔任會戰指揮部秘書科長，服務總指揮獨臂將軍余秋里。后來又到一線井下作業處任處長，“與鐵人王進喜睡在一個炕上，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在動亂年代，“他與王鐵人并肩戰斗也并肩挨斗，在熱氣騰騰的屋里批斗完又拉到冰天雪地游街，剛被汗水浸濕的棉襖立刻凍成冰殼子，后來就落下了氣管炎的病根”。

七十年代初，安啟元被國家選派到阿爾巴尼亞擔任專家組長和石油勘探大隊長。“兩年的國外生活，津補貼相當一部分花在了生活困難的工友和農村親戚身上，回國時只買了一支國產的‘紅雙喜’球拍，送給愛打乒乓球的兒子。”

九十年代初，王軍陪安啟元在大雁塔接待剛剛退出領導崗位的耿同志，“當年的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一見到啟元同志，就連稱老戰友”。回國后，他擔任石油部物探局長，“那是石油系統最大也最有錢的單位”。在當時“再造十來個大慶”的氛圍下，他率團出訪歐美采購裝備，“雖然手握巨額外匯，他錙銖必較，花好每一筆外匯”。

1976年唐山地震后，“經李先念、方毅同志點將，他臨危受命，擔任國家地震局主要領導”。1988年，中央派他到陜西工作，先后任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和省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1991年初，王軍調到省委做安啟元秘書。安啟元“工作要求嚴，生活上要求更嚴”。

▲九十年代的西安

黨的十四大后，安啟元擔任中紀委常委，王軍臨時到中紀委工作一段時間。1994年11月，安啟元回到陜西擔任省委書記。來陜前，他把王軍召到北京，“在京西賓館向我傳達中央主要領導的指示，交代我起草回陜就職講話，強調團結，強調發展。后來這個講話以省委文件的形式下發”。

王軍在安啟元身邊只工作了短短兩年，分別時，安啟元告誡他：“別人是大樹底下好乘涼，在我這兒是大樹底下苗不長。你到我這兒是正處級，回去還按正處級安排，以后要靠自己，好好工作。”

王軍寫道：“從秘書崗位退下，雖然當時職務沒有提升，但我從啟元同志那里學到的好傳統、好作風、好方法也讓我受益終生，啟元同志對我如師如父的情誼也伴隨了之后的歲月。”這篇長文以一副挽聯收束：“律己嚴格，待人寬厚，秦嶺巍峨存浩氣；大慶風雪，震區泥濘，渭水安瀾系民情。”

安啟元的故事，是“干部”一詞的完整注腳。他從最底層走出，靠個人奮斗和國家培養成為高級干部；他在多個重要崗位工作過，歷經各種考驗；他對自己嚴苛，對他人寬厚；他在大事上清醒，在小事上較真。

王軍寫安啟元，不避其功，不隱其細。那些看似瑣碎的細節——兩箱蘋果、石子饃、自行車專車——恰恰使一個高級干部的形象豐滿起來。這種寫法，是王軍對“干部”的理解：干部也是人，干部的人格是在日常細節中顯現的。

《無劇本出演》的文學表達，繼承了中國筆記傳統。每篇不過千字，人物寥寥數筆即鮮活靈動。歷史見證與文學表達的結合，使《無劇本出演》兼具史料價值與審美價值。它不是正史，但比正史更接近歷史的溫度；它不是文學，但比文學更貼近現實的紋理。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

正是一個“無劇本”的時代

書名《無劇本出演》，是理解全書的一把鑰匙。王軍在“后記”中寫道：“從政大約是一次無劇本出演，有大邏輯，沒有固定模式，要靠演員在大邏輯框架下臨場發揮，甚至編寫劇本，自導自演，設計場景，以及臺詞，才能演好角色。”

“無劇本”有三層含義：

第一層，指官場生涯的不可預設。組織找你談話，你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文件批下去，你不知道后果是什么；遇見的人，你不知道后會還有期還是無期。四十年職業生涯，沒有一樁是按照劇本來的。

第二層，指個體在大時代中的被動與主動。時代有大邏輯，個人只能在大邏輯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但“無劇本”不等于“無作為”，恰恰因為沒有劇本，個人的臨場發揮才顯得重要。

第三層，“無劇本”意味著沒有既定的評價標準。官聲這東西，“不在檔案里，不在媒體上，也不在選票中，實實在在在老百姓心中”。沒有劇本的演出，最終的評價權在觀眾——也就是老百姓手中。

“無劇本”的隱喻，還指向一個更深層的時代意涵。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正是一個“無劇本”的時代。計劃經濟時期，一切都有劇本——五年計劃、年度計劃、生產指標、分配方案。

改革開放打破了這些劇本，代之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邏輯。沒有現成經驗可循，沒有固定模式可套，一切都要在實踐中摸索。王軍的職業生涯，恰好與這個“無劇本”的時代同步。他從基層做起，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每一步都是在探索中前進。他的個人經歷，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真正推動世界的，

是人、關系，以及無數臨場決定

《無劇本出演》讀到最后，會想起王軍寫五號院的那句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本書也當得起這八個字。它不言，卻讓一代人的腳印從字里行間走出來。它不言，卻讓官場規則、治理智慧、人情冷暖、個體命運，都在紙上站住了。

作為個人信史，《無劇本出演》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份來自體制內部的觀察筆記。作者親歷改革開放后中國基層治理的諸多現場，以個人經歷為線索，勾連起四十年社會變遷的豐富細節。

這里有官場規則、治理智慧、人情冷暖，也有對時代問題的直面與思考。王軍筆下的人物，無論是高級領導還是普通百姓，都被平等地觀察、理解、書寫。這種平視姿態，使作品既有歷史厚度，又有人性溫度。

作為時代側影，《無劇本出演》的價值在于它記錄了那些容易被正史忽略的細節。紅叉、燒雞、羊架子、被鎖在門外的老太太、草繩綁著的蘿卜、暖水壺混進人民日報社、推土機前的白灰線、蘆葦叢中驚飛的大雁、湖中小島上的“月登閣”——這些細節，構成了歷史的肌理。沒有這些細節，歷史就是干枯的骨架。

作為文學文本，《無劇本出演》的價值在于它繼承了中國筆記傳統。每篇不過千字，人物寥寥數筆即鮮活靈動。語言洗練，不煽情，不矯飾。敘事克制，卻有內在的張力。這種寫法，使這本書在當下回憶錄泛濫的出版環境中顯得獨特。它不是“官場回憶錄”的套路，不是“成功學”的變種，不是“心靈雞湯”的包裝。它是王軍個人的，也是這個時代的。

在一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這樣一部扎根泥土、見人見事的個人史，是對過往的備忘，也是對未來的提醒。提醒我們，大時代由無數小人物構成，小人物的悲歡，正是歷史最真實的底色。王軍用他四十年沒有劇本的出演，替這些小人物，也替他自己，留下了一份底稿。這份底稿，值得后人捧讀，也值得后人續寫。感興趣的讀者，掃描下方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

本文節選自西安文理學院副教授、青年評論家張蕾《王軍〈無劇本出演〉與一個時代的治理密碼——論中國基層干部書寫的社會史價值》一文，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先知書店尊重原創，版權為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