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德斯蒙德莫里斯《藝術中的肢體語言》：身體的屈服，靈魂的跪拜

德斯蒙德·莫里斯

德斯蒙德·莫里斯是英國動物學家，主要代表作《裸猿》。

《藝術中的肢體語言》

《藝術中的肢體語言》這本書中涉及了大量的繪畫、雕塑、手抄本插圖和宗教圣像等藝術創作，和從人體和身體以及各種肢體語言來解讀人性。其實這本書表面上說的是各種肢體語言所代表的含義，但他不是什么所謂的讀心術，通過一些肢體語言能讀懂我們內心的想法，看穿人，其實這些都是不存在的。

人性和人的內心是復雜的，雖然一些語言和肢體語言能反映出一些人內心的想法，甚至肢體語言還不會撒謊，但遠不是我們認為的就能通過這些真正的去了解一個人，甚至是人性，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是我首要認為的。

所以只能理解這層含義，才能真正讀懂莫里斯這本書的真正內容，他不是再教你所謂的讀心術，而是在研究人性和文化。因此，雖然書中有很多類目，問候、祝福、低位、侮辱、威脅、苦惱、自我保護、放松等等，但我感興趣的還是問候中的下跪和跪拜。

身體的屈服，靈魂的跪拜

莫里斯在“問候”一節里梳理了下跪的禮制淵源。他將之與屈膝禮做了精準區分：屈膝禮只是雙膝彎曲、右腿仿佛要跪到地上的“半跪”姿勢，象征性的謙恭；而單膝跪地，則實打實地“完成了下跪的動作”，更明確地表現了從屬關系。

在西方，單膝下跪通常有兩層含義——求愛，或者英國騎士授勛的儀式。即便如此，白金漢宮仍要事先詢問“能否下跪”，以避免發生尷尬事件。這種謹慎本身就耐人尋味。一個連走形式都要反復確認的禮儀，背后一定是千年的神經反射。

相比之下，《圣經》里亞比篩在大衛面前欲跪又止的“猶豫”，丹麥畫家亨德里克·丹克茨描繪約翰·羅斯向查理二世敬獻菠菜的“愉悅場景”，都展示了下跪在西方文化中相對克制、相對儀式化的一面。它是禮節，是身份表演，但不是生活的全部。真正讓下跪成為“奴役文化”標本的，是東方。

莫里斯筆下東方世界的跪拜，帶著一層冷靜的學術距離。他提到穆斯林禮拜時的“五次投地”——梵文意“像一根棍子一樣趴在地上”：雙臀伸向神明，俯臥于地，膝蓋、大腿、腳、手、胸部、頭、眼睛七處必須接觸地面。這是“完全屈服的象征，提醒跪拜者尊重神明、保持謙遜”。

在古代中國，跪拜則被納入了一整套精密的政治技術。“三跪九叩”——跪三次，每跪叩三次頭——是臣僚朝見皇帝時必須嚴格執行的禮節。莫里斯在書中清楚指出：“根據場合的莊嚴程度，跪拜可分為不同幾種。”

日本神道教的“土下座”則更為極端：先以正坐姿勢直接跪到地上，然后彎腰低頭，頭部低到與地板接觸。這種姿勢不僅用于宗教儀式，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來表示對家庭長輩、重要客人、武士的尊重，“當然還包括對天皇最大程度的尊重和服從”。

在莫里斯的分類里，這些都是“最夸張的跪拜姿勢”——“整個身體都放平，趴到地面上”。他在書里描述了一塊公元前825年的黑色方尖碑，上面刻著亞述國王撒縵以色三世擊敗五王的畫面：“裝飾了五塊獨立浮雕，刻畫了統治者亞述國王撒縵以色三世打敗另外五位國王的故事，其中包含以色列王耶戶在內。耶戶在撒縵以色三世面前跪拜，同時進貢金、銀和錫等貴品。”

他接著提到了一個更古老的典故——公元前490年希波戰爭后，希臘士兵斐迪皮德斯跑回雅典報捷后衰竭而亡。這個故事被畫家呂克-奧利維爾·默森畫成《馬拉松士兵》。但莫里斯淡淡補了一句：“事實是，斐迪皮德斯的距離更遠……這一流傳百年的事跡是虛構的。”

讀到這里，我們很難不聯想到另一類畫面——古代中國史書里，那些長跪在丹墀之下、口中喊著“萬歲”的臣子；那些被押往刑場時仍須跪受圣旨的囚徒；那些用膝蓋丈量權力距離的、卑微的身體。

莫里斯用動物學家的眼睛檢視人類行為時，無意中完成了一場關于“國民性”的考古。他筆下下跪的演變史，幾乎可以平行讀作一部專制社會的身體馴化史。

第一階段：神化。跪的對象從凡人轉移到神祇——“五次投地”的梵文本意是對神明的徹底屈從。這是權力合法性的最初來源：神授。東方專制君主一旦將自身與神性綁定，臣子的跪便不僅是政治儀式，更是宇宙秩序的復現。

第二階段：制度化。中國“三跪九叩”的誕生，是這種神化被官僚系統吸收的標志。跪不再是個人的虔誠表達，而是身份的法定刻度。從皇帝到官員，從官員到百姓，跪的角度、次數、節奏都被精心設計——一個動作即一段社會關系，一段社會關系即一處權力的毛細血管。

第三階段：日常滲透。日本“土下座”在宗教之外用于家庭和武士之間，說明這種姿態已經深入社會肌理。當天皇被奉為“現人神”，對天皇的跪就完成了從"對神的禮敬"到"對人的崇拜"的轉身。莫里斯沒有展開，但他的描述恰好對應了日本近代"萬世一系"的天皇神話——一個需要全民長期跪拜的政治發明。

也就是我常說的，長期生活在專制高壓下的民眾，身體的每一次下跪都在強化一種心理定勢：上面有一個不容挑戰的權威，下面有一個必須順從的自己。當這種姿勢被千百萬次重復，被一代又一代人傳承，它就從外在的禮儀規訓，內化為骨子里的奴性意識。正如魯迅在《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所刻畫的，那個向聰明人訴苦的奴才，他需要的不是改變，而是安慰；他恐懼的不是被壓迫，而是連做奴隸的資格都失去。

魯迅曾痛心于國民的奴性，但他也知道，奴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上千年的專制鐵屋子鍛造出來的。當一個人從幼年就被訓練下跪，當他的膝蓋、額頭、手掌無數次接觸冰冷的地面，當每一次跪下都被獎勵以“安全”和“歸屬”，他的靈魂不可能直立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