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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冒充銀行客服的詐騙電話,到偽造高速公路通行費欠繳短信,再到利用人工智能克隆親人聲音索要錢財,數字時代的騙局正變得前所未有的狡猾。
詐騙分子不再靠花言巧語單打獨斗,而是將手機、互聯網、自動化工具乃至AI武裝起來,編織出覆蓋全球的犯罪網絡。
據測算,去年詐騙者從全球受害者手中竊取的金額高達1.03萬億美元,超過除19個最富裕國家以外任何國家的GDP。
面對這一嚴峻挑戰,中國正在構筑多層次的技術防線。
公安部近日披露,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業累計核查處置涉詐高風險電話卡近2億張、互聯網賬號超4億個,從源頭斬斷詐騙通信鏈條。
與此同時,全國移動電話卡和互聯網賬號“一證通查”服務已為民眾提供查詢超3.7億人次,幫助人們及時注銷不再需要的賬號。
境外來電提醒、12381涉詐預警短信等便民服務也在持續發揮作用,累計預警和提醒達數十億次。
詐騙的危害不僅在于金錢損失。
一份涵蓋全球1100多家商戶的調查顯示,欺詐正侵蝕商家與客戶之間的信任。
商戶每年約3%的電商收入因欺詐而損失,另有近6%的訂單因懷疑欺詐而被拒絕,其中不乏“誤傷”真實客戶的案例。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首次不當使用”,即客戶利用退貨政策漏洞惡意獲取免費商品在快速蔓延,超過六成商戶反映此類欺詐在過去一年有所增加。
國際合作也在加碼,美國特勤局之前在克利夫蘭、西雅圖、丹佛等多座城市展開聯合行動,重點打擊針對電子福利轉賬卡和支付卡的盜刷設備。僅在一次行動中,執法機構就檢查了數千臺取款機和銷售終端,移除數十個非法讀卡裝置,避免了數千萬美元的潛在損失。
萬事達卡也與德國電信及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攜手,試圖打通電信與金融數據之間的壁壘。研究發現,80%遭受詐騙的銀行客戶在授權轉賬時正與詐騙者通電話。
在一個暴利行業中,生產要素不會因為監管打擊而憑空消失。資本會流向成本更低的地方,技術會尋找監管更松的土壤,人力會遷徙到風險更小的區域。
以中國為例,這場史無前例的反詐戰役,在境內戰場取得了壓倒性勝利的同時,是否也無意間充當了全球網絡犯罪產業地理格局重塑的催化劑?那些被查繳的21萬個“貓池”設備之外,存量技術團隊和設備流向何處?核查處置的2億張電話卡背后,詐騙產業鏈為何能運轉到如此天文量級?
這些問題,或許是我們下一階段尤為值得思考的部分。
1.為什么詐騙產業涉及2億張電話卡?
在詐騙黑產的話語體系里,一張電話卡從來不是可以長期使用的“資產”,而是一件快速消耗的“彈藥”。一旦某個號碼被用于群發釣魚短信或被標記為騷擾電話,它的“轉化效率”就會斷崖式下降,攔截系統會在幾小時內將其拉黑,潛在受害者也會對陌生號碼產生警惕。
因此,“卡商”必須維持一個極其龐大的號碼庫存,用數量對沖被關停的速度。
就像零售業的庫存周轉率,一批卡進來,兩周內消耗殆盡,下一批必須頂上。
核查處置的2億張卡,我認為某種意義上,只是這個高速運轉的“流水線”上被抽檢出的樣本,而非詐騙分子手頭號碼存量的全部。
這個產業背后,還有其獨特的成本收益模型,比如一張通過灰色渠道獲取的預實名電話卡,黑市價格通常在數百元。而一次成功的電信詐騙,受害者損失少則數萬元,多則數百萬元。
用一個極其保守的比例來測算,假設一張卡的成本為300元,一個詐騙話務組日均消耗100張卡,日均成本3萬元。
只要這100張卡觸達的受害者中有一人上鉤,單筆詐騙金額超過3萬元,這一天的“運營”就實現了盈虧平衡。
現實中,一個中等規模的“貓池”窩點可以同時運行數千張卡,自動化群呼系統每天能撥出數十萬通電話。即便攔截系統已經攔截了99.9%的詐騙通話,剩下的0.1%仍然足夠讓這個模式持續運轉。
這正是“貓池經濟學”的核心,用規模化攤薄單卡成本,用概率博弈反制攔截技術。
這種極致的規模化運營,催生了一個高度專業化、模塊化的產業鏈。
今天,這條產業鏈已經演化出清晰的分工結構,幾乎可以稱為“詐騙即服務”模式。
第一層是“料商”。
他們是數據的源頭,負責通過數據泄露、內鬼販賣、釣魚網站等手段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然后按照“新鮮度”和“顆粒度”進行分類定價。
一條包含姓名、身份證號、銀行卡號、手機號的“四件套”數據,黑市價格遠高于零散的單一信息。
第二層是“卡商”和“號商”,這是產業鏈的設備運營者。
他們利用“貓池”設備批量管理手機卡,接收短信驗證碼,在各大互聯網平臺批量注冊賬號,甚至通過模擬終端環境來繞過平臺的“實人認證”。
此次被核查處置的2億張卡,大部分沉淀在這一環節。
第三層是“話務組”和“技術組”,他們是詐騙的直接實施者。
他們從“卡商”處購買通信資源,利用AI換臉、語音合成、深度偽造等技術搭建詐騙場景。
據萬事達卡與德國電信的一項聯合分析顯示,在遭受詐騙的銀行客戶中,80%的人在授權轉賬時正在與詐騙分子保持通話,這說明“即時通話”仍然是操控受害者心理的關鍵手段。
第四層是“水房”和“通道商”,負責資金的快速洗白。
他們利用跑分平臺、虛擬貨幣混幣器、跨境貿易對敲等方式,將贓款拆分轉移。
2024年全球電商支付與欺詐報告揭示了一個新的趨勢,首次不當使用和退款濫用已成為影響全球近半數商戶的欺詐類型,而這些“購買后”的爭議場景,恰好為詐騙資金提供了一個看似合法的出口。
所以,這大概就是為什么2億張卡并非一個“過量”的數字,而是一個黑色產業在高速運轉中留下的痕跡了。但問題在于,當中國開始用系統性力量掐斷這一鏈條時,這條產業鏈上的數百萬從業者、海量技術設備和“運營經驗”真的就憑空消失了嗎?
在我看來,并不一定。
2.當“中國鐵拳”成為全球犯罪地理的攪動力量
“斷卡”行動、“一證通查”服務、工信部12381預警系統、境外來電強制提醒——這些組合拳構成了中國反詐政策的“供給側沖擊”。
于是,其結果就是,中國監管部門大幅抬高了境內從事“貓池”犯罪的成本,使供給曲線急劇向左移動。
具體來看,這種沖擊體現在三個方面。
設備方面,“貓池”硬件被批量查繳,市場流通量銳減,黑市價格飆升數倍,小型“卡商”難以負擔。
卡源方面,手機卡實名制、一證通查服務讓冒名辦卡幾乎絕跡。據工信部數據,“一證通查”已累計提供查詢服務超過3.7億人次,這意味著大量用戶主動清理了名下不用的號碼,擠壓了“卡商”的生存空間。
風險方面,AI驅動的實時攔截系統每年能截獲64.8億次詐騙電話和短信,精準溯源讓話務窩點的存活周期從過去的數月縮短到數周甚至數天。
在國內運營一線詐騙的預期懲罰成本,已經遠遠超過了預期收益。
然而,只要終端收益足夠高,犯罪活動就不會被消滅,只會發生“產業轉移”。
存量的“貓池”設備、尚未落網的技術人員、積累了多年話術經驗的詐騙頭目,這些生產要素需要一個出口。
這個出口就是全球“數字鴻溝”制造的監管洼地。
GSMA移動網絡貿易協會的數據顯示,全球近半的人口每周都會遇到詐騙。
而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正經歷移動支付的爆炸式增長,如實時支付、先買后付、數字錢包在東南亞、南亞、非洲快速普及。
可是,這些地區的反欺詐基礎設施幾乎處于空白狀態。
當移動支付滲透率已經超過部分發達國家,而反詐能力卻停留在十年前的水平時,這種“不對稱”就構成了巨大的套利空間。
于是,我們看到了兩條清晰的轉移道路。
第一,指向東南亞、南亞和部分中東、非洲地區。
這些地方正在成為新的“硬件級”詐騙呼叫中心聚集地。大量“貓池”設備和話務團隊向緬甸、柬埔寨、菲律賓、迪拜等地轉移,在一些邊境地帶形成了專門針對中國大陸的詐騙“包圍圈”。
這些地區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寬松的執法環境,以及低成本部署通信設備的技術條件。
犯罪組織甚至發展出了“園區化”的運營模式,將數百名話務員集中管理,統一提供設備、住宿和話術培訓,形成流水線作業。這種模式與合法產業的“產業園區”邏輯如出一轍,只生產詐騙。
第二,指向歐美發達國家,但形態發生了質的升級。美國特勤局在克利夫蘭、辛辛那提、西雅圖、丹佛等城市進行的聯合執法行動,移除了數十個非法竊取裝置,防止了超過4200萬美元的潛在欺詐損失。
這些行動揭示了一個新趨勢:“貓池”相關技術不再僅僅用于撥打電話,而是演變為數據竊取和身份偽造的底層基礎設施。
犯罪分子在ATM和加油站安裝微型讀卡器,竊取EBT福利卡和信用卡信息,再通過“貓池”設備模擬受害者的手機環境,繞過金融機構的風控驗證。這是一種針對特定脆弱系統的“軟件級”精準攻擊,其技術含量和隱蔽性遠高于傳統的廣撒網式詐騙。
這兩類道路似乎已經表明了,全球網絡詐騙產業在形成一種基于各國“比較優勢”的新國際分工。
中國等個人信息高度數字化的經濟體,仍然是主要的數據泄露源頭,部分“內鬼”和黑客持續從金融、電商、物流等平臺竊取公民信息,這些“料”經過分類加工后,流向全球各地的詐騙團伙。
東南亞、南亞和部分非洲國家扮演了“勞動力密集型操作中心”的角色,提供廉價的話務員、寬松的監管和低價的技術部署。
而全球電商平臺和加密貨幣體系則成為“洗錢終端”,詐騙分子利用退款濫用、首次不當使用等機制,通過購買高價值商品再轉賣,或通過混幣器將贓款洗白。
2024年全球電商欺詐報告顯示,商戶平均每年因支付欺詐損失總電商收入的3%,而首次不當使用在過去一年影響了全球超過六成的商戶。
這些數字說明,洗錢出口的規模正在與詐騙產業的規模同步擴張。
萬事達卡全球科技、媒體和電信垂直業務負責人提出的一個判斷切中要害:“欺詐者不會區分數據來源,那我們為什么要區分呢?”
這句話的深層含義是,當詐騙產業鏈已經高度全球化,任何單一國家的努力都只能取得局部的、階段性的勝利。
中國核查處置2億張卡,打掉11.7萬個窩點,是一場漂亮的“區域性戰役”。
但全球反詐的“持久戰”,才剛剛進入新的階段。
3.全球反詐思維要升級了
這場產業鏈的全球轉移,不僅是犯罪分子的流動,也伴隨著防御技術的反向輸出。
中國在攔截量級上的經驗正在形成一種技術標準。
工信部與200余家電信和互聯網企業實現技術對接,構建的實時技防體系,每天處理的是全球最大體量的反詐數據。這種在極端壓力下訓練出的AI模型,在詐騙模式識別、異常行為檢測、實時攔截響應等方面積累的能力,正在通過像萬事達卡這樣的全球支付網絡向外部輻射。
2024年全球電商支付與欺詐報告顯示,超過六成的商戶計劃在未來一年內采用AI或機器學習驅動的欺詐管理工具,六種主流AI工具的計劃采用率均超過50%。
這意味著,AI正在成為反詐戰爭的“通用武器”,而中國在這場技術對抗中扮演的角色將從“受攻擊者”逐步轉變為“技術貢獻者”。
但這種技術擴散也有另一面。
生成式AI和大語言模型的快速迭代,正在為詐騙分子提供前所未有的能力。克隆聲音、偽造面容、生成千人千面的個性化詐騙腳本,這些曾經只在電影中出現的技術,如今已經進入黑產的日常工具箱。
有資料說,“人工智能能夠克隆愛人的聲音或編造高度個性化的信息來愚弄潛在受害者”,其中的事實就是,AI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它在為防守方提供更強盾牌的同時,也在為進攻方鍛造更鋒利的矛。
因此,未來傳統“貓池”硬件的作用可能會在1到3年內逐步衰減。
取代它的將是SIM卡漫游、流量劫持、物聯網卡濫用等更隱蔽的通信劫持手段。
而治理焦點則需要從實體電話卡擴展到更廣泛的數字身份層,在3到5年的尺度上,隨著eSIM技術普及和基于行為生物特征的“無密碼”認證體系成熟,傳統的“盜號”“養卡”模式生存空間將被極致壓縮。
但這并不意味著詐騙會消失。
相反,利用多模態大模型生成的實時互動式AI詐騙將成為絕對主流,那種能夠根據你的語氣、情緒實時調整話術,用你最熟悉的社交方式侵入你決策鏈路的詐騙,其迷惑性將遠超當下所有已知形態。
處置2億張涉詐卡意味著什么?它意味著中國在境內反詐戰場打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
大量“貓池”設備被物理銷毀,數以萬計的犯罪窩點被連根拔起,數十億次詐騙通信被實時阻斷。這些成就不應被任何“外部性”討論所消解。
我們也需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反詐的真正終局,不可能由一個國家單獨達成。
當詐騙產業鏈按照“比較優勢”重新布局,當數據泄露源頭、技術操作中心和洗錢出口分布在不同的大陸,任何地區的監管漏洞都會成為整個體系的“最薄弱環節”。
正如萬事達卡在與德國電信和GSMA的合作中所實踐的那樣,只有當電信運營商愿意分享通話時的實時數據,金融機構愿意開放賬戶間的異常交易信號,各國執法部門能夠跨越司法管轄的壁壘共享情報,我們才能構建一個真正覆蓋詐騙全鏈路的防御體系。
這大概是目前唯一的可行解?
處置2億張涉詐卡是第一步,它告訴世界中國在這條路上的決心。但這條路的盡頭,需要整個國際社會共同走進同一個戰場。
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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