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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樊美筠、劉璐、高凱歌
內容提要:小約翰·柯布博士是世界著名生態經濟學家、過程哲學家、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領軍人物,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學者。40余年來他一直堅持不懈地對西式現代化的種種弊端進行深刻反思,致力于探索一條整合傳統與現代優秀資源的生態文明之路,他高度肯定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道路上不斷取得的新進步。本書首先對柯布的生平及學術思想進了回顧,然后分別從后現代生態文明觀、后現代生態文明經濟觀、后現代生態文明農業觀、后現代生態文明教育觀、后現代生態文明哲學觀五個方面,對柯布的生態文明思想進行總結及反思。
第三,中國仍擁有廣大的鄉村,仍保存著鄉村文明。柯布生態文明觀的一個重要理論內容是,強調建設生態文明應從農村開始。柯布認為:“美國的鄉村文明已經消失,它在幾十年前就被毀滅了。”現在,美國的農民僅占全美總人口的1%。相反,中國的農村仍然存在,中國還有大約6億的農村人口。而且近年來,有統計表明,回到農村的人已經呈現出高于走出農村的趨勢。同時,中國的農村還未實現完全依賴于石化燃料的農業工業化,也就是說,還未完全被綁上農業工業化的“戰車”。總之,中國的農村還在,因此在建設生態文明中,中國比美國更有希望。
第四,中美教育也有很大的區別。美國的學校教育倡導“價值中立”,高等教育在“價值中立”的大旗下,實際上已經淪為市場的奴仆,成為工作培訓而非育人的機構。教育與其他經濟活動相比并無任何不同。因為對于家長與學生來說,高等教育成為一種投資,其目的就是追求對投資者的高回報,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畢業后獲得報酬高的工作,強調學生的自我實現,而非關心現實,關心人類與星球的命運,教育“百年樹人”的宗旨已經迷失在金錢的大潮中。相反,中國的教育即使在高等教育中,也從未真正舉起“價值中立”的大旗。教育還是一條成人的途徑,學生通過教育,完成自身的升華以最終服務社會、服務人民。
第五,中美政府對生態文明的態度也存在巨大差異。柯布指出:“美國從未認真探討過實現生態文明。我們努力建設生態文明的一些小成就也被當前政府所剔除。”“我們的政府甚至拒絕做很小的讓步來達成行動。”相反,中國政府近年來在建設生態文明方面的所作所為則讓柯布博士看到了希望。據新華社報道,“2012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首次把‘美麗中國’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十八大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寫入黨章,作為行動綱領;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去年金秋十月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五大發展理念’,將綠色發展作為‘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理念,成為黨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性認識的最新成果。超越和揚棄了舊的發展方式和發展模式,生態文明、綠色發展日益成為人們的共識,引領社會各界形成新的發展觀、政績觀和新的生產生活方式。政績考核,去除‘GDP緊箍咒’。政績考核的‘指揮棒’,越來越清晰地指向綠色低碳。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2013年底,中組部印發《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規定各類考核考察不能僅僅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作為政績評價的主要指標,要求加大資源消耗、環境保護等指標的權重。去年8月出臺的《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強調顯性責任即時懲戒,隱性責任終身追究,讓各級領導干部耳畔警鐘長鳴。”
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并決定將生態文明寫入憲法。
這些都鼓舞了柯布,讓他看到了希望,更加堅信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他說:“中國政府對建設生態文明的鄭重承諾,以及在生態文明建設上所取得的成就,我為之感奮。”
在他看來,中國政府率各國政府之先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在一個新的高度上對有機整體主義的弘揚,這是中國對世界范圍的后現代運動的獨特貢獻。
那些以為柯布對中國知之甚少的人不知道的是,這位老人已經9次到訪中國,最近一次是于2019年9月赴浙江省麗水市與云南省普洱市考察。他目睹了中國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巨大發展,尤其是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變化與成就。麗水市蓮都區設立的“柯布生態文明院士工作站”以及普洱柯布院士工作站更是為他提供了一個近距離觀察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平臺。其足跡不僅深入蓮都碧湖鎮魏村的有機稻田、下南山村民家里、三生谷胥嶺生態村的山道,而且遠涉那柯里的茶馬古道。在他克萊蒙的一方陋室中,他也接待了數以百計前來拜訪的中國學者、政府官員與NGO人士等,與他們在“朝圣地”的“社會主義大食堂”共同進餐,相談甚歡。這些經歷使他有理由相信:“中國在保護生態平衡上將會大有作為,因為中國政府可以說是當今世界最關注社會正義與生態正義問題的政府。”
在美國的許多場合,柯布多次指出,“生態文明”概念的提出,昭示著中國作為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大國已經在扛起這份生態責任。美國則由于資本主義制度作祟,財富過度集中在超級富豪手中。區區幾千人基本控制著國家的財富,實際上也就是控制著世界的財富。柯布認為,指望他們(美國政府)實現為了共同福祉的生態文明,無異于與虎謀皮。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生態文明建設正在廣泛而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面貌”,他說:“為什么我看好中國,認為生態文明希望在中國,就是因為我通過中國的這些變化以及中國政府的決定,知道他們的確在走向生態文明”。他相信,盡管被壓抑了近一個世紀,但中國的傳統文化依然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在未來的生態文明建設中將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柯布反復在國際社會宣講“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他說,“有跡象表明,中國或許可以引領世界走出這種體制化的殘酷和毀滅。這個過程或者可以使得人類的幸存成為可能。”2019年9月17日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報告中,柯布明確指出:“在我看來,中國提出走向生態文明這個偉大的主張,是21世紀中國對世界做出的巨大貢獻。”國家行政學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張孝德教授也認為,“如果說十八世紀以來西方為世界貢獻了工業文明模式,那么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為世界文明做出貢獻的世紀,這個貢獻就是生態文明新時代。”
然而,這僅僅是一個希望。柯布博士呼吁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抓住這一希望。他滿懷感情地說:“直接進入生態文明的發展抉擇,帶給中國一個千載難逢的偉大機會。這個機會是中國獨有的領導世界的機會。抓住這個機會,將是選擇生;重復西方的錯誤,將西方工業化模式強加給農村,則是選擇死。我懇請你們:請選擇生!請抓住直接進入生態文明這一千載難逢的偉大歷史機遇。”
與此同時,柯布的“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這一觀點正在西方學術界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西方著名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福斯特在2016年第十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上的發言中就明確指出,雖然中國在當前的發展道路上面臨著深層的生態與社會挑戰,但“西方的科學家們,諸如著名的美國氣候學家詹姆士·漢森,都因為西方的資本主義和解決氣候問題的無能而深感不安。他們越來越轉而認為,中國可能是希望之源”。
福斯特強調,這個觀點“在環保暢銷書《西方文明的崩潰:立足于未來的觀點》中得到生動的演繹。該書由兩位領軍的科學史學家內奧米·奧利斯克斯和埃里克·康威寫于2014年。該書的背景是2393年,假借中國的一位無名氏歷史學家之手寫的,說的是科幻的歷史,其中24世紀末的一位中國歷史學家回顧氣候變化如何在全世界導致了巨災,以及最后西方文明和它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如何崩潰的。該書大部分都在發出警告,它討論了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歷史上有記載的事件。特別集中討論了何以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未能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最終導致了自己的崩潰。那位匿名中國歷史學家在該書中也講述了21世紀的中國是如何以一種有計劃的、協調的方式,比如說,設法讓它的人民向內陸撤離,以應對海平面的上升,挽救了它的人民和文化的”。
福斯特問道:“為什么西方的科學家和科學歷史學家如此傾向于把中國看成可能是人類紀中必要生態轉型的希望之燈塔呢?”在福斯特看來,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對斯威齊于1989年寫的一篇論述“社會主義與生態學”的文章進行了分析。斯威齊在文中寫道:
“過去大約70年的歷史經驗教訓并非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必然是破壞環境的……如果或者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在趕上及防止資本主義方面,以及保護和維護環境——人們認為它很快就要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方面,重新表現出優越性,人們就不能不假思索地否認計劃經濟制度適于為新形勢的需要服務。”
這就是為什么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于人類克服當前的危機而存活下來是很重要的。盡管無人能確保人類能存活下來,但至少社會主義是一種具有潛力的制度,那種潛力,資本主義制度由于無限制地追求資本積累而全然缺乏。
正是為了這一理由,再加上人類紀造成越來越令人絕望的條件,人們才寄予中國如此大的希望。斯威齊的最大擔心不幸成為事實,社會主義世界確實幾乎普遍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全然放棄了社會主義。福斯特認為,中國“并未全然放棄它的社會主義目標,沒有全然放棄計劃經濟制度”。因此,與資本主義制度在生態危機上的無能為力相比,社會主義制度至少在解決生態危機上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最具潛力的。在這里,福斯特教授與柯布博士的觀點殊途同歸,均得出了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這一結論。
由于不竭余力地為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鼓與呼,柯布被人們稱為“中國生態文明的義務代言人”。柯布自己也堅稱自己“一直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堅定的支持者”。在一封公開信中,他更明確坦承自己的心聲:“我的使命就是將人類從自我毀滅中拯救出來。不久之前,我還認為我只對美國人民負有使命。不管成功與否,我都將努力在美國促進生態文明。但如果我們在中國也能起到一點作用,那我也很高興把我的使命延伸到中國。”在給中國青年學者柯進華《柯布后現代生態思想研究》一書所寫的序言中,他更是直抒胸臆:“我此生的思想和經歷對中國有意義是我今生最大的喜悅之一。盡管美國的掌權者不可能允許威脅到他們的積極改變,但中國的領導人似乎真正能夠聽取具有智慧的想法并調整政策和實踐。我祝賀中國。盡管它面臨廣大和復雜的問題,無法保證生態文明建設一定成功;但作為一個國家,我相信它是真正為人民謀福祉的;它在解決地方問題時同時也是關切全球問題的。我相信,懷特海的思想可以使中國擺脫西方現代性的弊端,并有助于發揚中國自身的偉大智慧遺產。如果我對此有所助益,此生足矣。”此等超越國界的悲憫情懷令一切高尚的人心生溫暖,心懷敬意,這份無疆的大愛也正激勵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踏上生態文明的征程。
本文系《柯布與中國:直觀柯布后現代生態文明思想》
第七章下半部分,內容稍有修改。
上半部分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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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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