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湖總師范學堂概況

朱峙三

我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兩湖總師范學堂，到辛亥革命時，隨著學堂結束而離開。茲就記憶所及，概述該學堂的一些情況供參考。

―、辦學宗旨

甲午以后，全民希望國家富強。張之洞總督湖廣，以致力于富強自任。張氏認為富強基于新學，故著重教育人材，提倡新學。意在迎合國人要求富強的熱望，羅致熱血青年使不致有越軌過激行為。當時除辦農務、礦業、自強、方言、武備、將弁等學堂，并聘德、日教習主講軍事、科學外，還以師資缺乏，借材外人為心事，乃有提高師資教育之舉。

朱峙三

張氏辦理學堂的宗旨，見張氏所訂《奏定學堂章程》一書。這一章程極突出地把忠君愛國作為辦理兩湖各學堂的主旨。他的所謂忠君愛國的含義，可以從以下各點來看：

張氏在兩湖總師范學堂開學之日的演說（當時稱訓話為演說）的大意：爾等都是好青年，故國家選拔爾等加以培養，成為有用之人才。我朝廷深恩厚澤，對爾等讀書一切都是官費，爾等要體諒朝廷培育人才之玉意。到堂后好好研習經史及各種科學，力圖自強以保國家富強。千萬不可相信海外（指日本）傳來的邪說（指康梁學說及孫中山革命學說），感本朝厚恩。

“正學堂”（兩湖總師范內的禮堂）所掛對聯：“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為鵠臣鵠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法我先圣先師?！?/p>

張氏所著《勸學篇》，列為學生必讀文章。其內容無非是說，強國必在教育，教育首推經學；有了經學作基礎，國家再選送學生到外洋留學，學到外人的科學才能自強。

二、兩湖總師范學堂的命名

兩湖總師范學堂的前身可追溯到兩湖書院。

兩湖書院結束后，曾就原址開辦兩湖師范學堂速成科，肄業期為一年。這一期畢業生送往日本留學的達四分之一。速成科結束后，又辦湖北省師范學堂簡易科，一年畢業。畢業學生約一百二十人，也有十余人派送日本留學。其時，湖北辦學居全國之先，省內各府縣也先后辦學，教師極感不足，尤以中學教師最為缺乏。創辦速成學堂只能解決小學師資，這種速成師范一時設立的也很多，如支郡師范設有八堂，每堂一百二十人。省級似無再設速成師范的必要。因此有兩湖總師范之創辦。

先是張之洞奏請朝廷核準創立“兩湖優級師范”，準備分為本科和選科，旋又擬改名為“兩湖支師范”，均未正式掛牌，只在向各府縣招生文告中有此名義。及到招生考試后，總督發榜時才懸牌定名為“兩湖總師范學堂”。

三、教學設備

兩湖總師范即以原兩湖書院舊址為堂址，講堂、寢室就原齋舍略加修改（其房舍即現在湖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院址，大門口的八字門及一對石獅子還保存原物），齋名也沿用書院的，分為仁字齋、義字齋、禮字齋等。

教學用的理化實驗室為當時最突出的，有兩棟樓，一棟用作上理化課，一棟用作實驗，內藏許多儀器藥品。堂內有南北兩書庫，藏書四萬余卷，經史子集之書均皆備有，乃湖北歷屆書院的藏書。設有管理員一人經管。但監督劉鴻烈不許學生借閱，庫門終年封閉，學生一再要求開放都不得結果。到宣統元年湖北開辦省圖書館，即以這些藏書作基礎。

在體育設備方面，有各種器械體操用具，如鐵杠、雙杠、秋千、浪橋等。當時學生對球類運動不重視，學堂雖備有足球，但很少人去玩。宣統二年增加軍事操，每人發一支漢造來復槍，重七斤半，并配有子彈盒和木頭子彈。因學生不愿擦槍，學堂專雇兩名工人干擦槍工作，充分表現師生對體力勞動的鄙視。

學堂對學生食宿醫藥洗澡等都有適當設備。

四、教職員

學堂總監督由湖廣總督兼任。監督為梁鼎芬，廣東番禺人，翰林出身，時為臬臺（按察使），薪資每月三百元（與洋教習同等待遇）。教務長（又稱學堂長）為曹履貞，江陵舉人?？倓臻L（亦稱庶務長）為陳樹屏，安徽宿松翰林，時為武昌府同知。齋務長為易奉乾，應城廩生，時為大冶教諭。監學四人，在仁字齋的是周鳳璋、王春元，在義字齋的是蘇鐘正、權國垣。

當時教學以經學、教育學為重點，其他功課有修身、文學（中國文學）、博物、物理、化學、史學、地理、英語、音樂、圖畫、簿記、習字、官話、體操、手工、算學等。經學每周六小時，教習為黃福、王劭恂（俱沔陽舉人），尹潮（鄂城舉人）、李文藻（江夏舉人）、王廷梓（云夢舉人）、杜宗予（松滋歲貢），多為當時有名的經學家。這些先生都系兩湖書院學生，迂腐而有學問。教育學亦每周六小時，教習先為日本人渡邊幾治，訂約未久即辭去，改請金華祝（黃陂廩生）、吳賜保（漢陽人），金、吳俱日本留學生。

文學教習為楊宏發（鎮江主事，主事比翰林低一級）、黃福、劉尚桓（漢陽舉人）、葉恭綽（廣東南海人）。博物教習為日人高桑良心。物理教習為日人三澤力太郎?；瘜W教習為日人稻并幸吉。史學教習為雷豫釗（蒲圻舉人）、張繼煦（枝江舉人）、李步青（京山廩生）。地理教習為汪鸞翔（廣西解元）、黃鵠翔（孝感廩生）、周龍驤（麻城廩生）。英文教習為金昭（鎮江人，日本留學生）、張銘（安徽人，日本留學生）。音樂教習為蘇鐘正（浠水人）、權國垣（江夏人），俱日本留學生。圖畫教習為黃桂芬（廣東順德附生）、沈塘（吳江人，湖北候補知縣）。習字教習為李鑄（應城舉人）、吳寶衡（江夏附生）。體操教習為余光輔（興山拔貢）、徐寶?。ㄏ尻柛缴瑫r為營長）、王映琨（江夏附生），余為正教習，徐、王稱助教。簿記教習為洪某。官話教習為張某。算學教習為李克佐（長沙廩生）、黃乾元（孝感廩生）。手工教習為江瑞生、張卓。

教習最低工資為二十元一月，鐘點多的（每周六小時）可拿到六十元。在當時湖北學堂中還算較高的。

五、學生

兩湖總師范學堂于光緒三十二年春開始招收學生，總定額為四百八十名。其中湖南六十名，由湖南巡撫負責考送；外省二十名，就武漢所居外省人中招收，被錄取的有四川、浙江等省人士。余四百名由湖北各府縣考送，報考資格規定為年在二十歲以下的廩生、增生、附生，祖籍屬湖北省。當時分配湖北十府一州，大縣送十名，小縣送二至四名；由各府縣學“教諭”負責選拔合格者編冊送省應考。在省復試時要求很嚴格，以致第一次錄取者只有二百人。為了補足定額，乃舉行第二次招考，將報考年齡放寬為二十五歲以下。到光緒三十二年五月才考試完畢，學生陸續入學，九月十六日正式開學。這四百八十名學生分住仁字齋和義字齋。

不久，張之洞又奏準添收天津學生十名，貴州興義府學生三十名。因張系天津屬南皮縣人，張父曾充興義府知府，故意作點人情。為避免兩湖人士物議，這四十名學生伙食自費。而其余學生全系官費，衣履被服伙食均相當講究。

光緒三十三年總師范招收第二期新生六十名，住禮字齋。接著還開辦三年制的理化專修科，由留日學生陳英才任堂長。光緒三十四年又招收第三期師范新生六十名（現在省文史館的曾榆村就是這期學生）；同時還設立博物專修科，也是三年制，由留日學生譚錫恩任堂長。

兩湖總師范學堂規定五年畢業。每月一小考，每季一大考。第一期學生在五年學習期內被淘汰（由于不及格或患病或犯規）者約三十余人，其余均于辛亥年八月畢業。

總師范還附設一所小學，地點在現在的湖北藝術學院。小學堂長為胡柏年（沔陽拔貢）。規定六年畢業，學生年齡也有近二十歲者。

六、思想狀況

辛亥革命以前的幾年，正是反滿排滿思潮高漲的時候，兩湖總師范的學生當然受到這一思潮的沖擊。雖然張之洞辦學的宗旨在“愛國忠君”，而結果只適得其反。時代巨輪不是任何人所能扭轉的。

在兩湖總師范的教習中有不少是同情革命排滿的，如丙午（1906年）開始任教習的金華祝、張繼煦、李步青、周龍驤，即為曾在日本編過《湖北學生界》《漢聲》等雜志宣傳推翻滿清統治的人物。他們在學堂內雖未敢公開表露抵滿思想，但在講課中有意帶一點新思想，學生也都能領會。雖然張之洞對“邪說”很仇恨，對有新思想的人也趕走過，但并不能防止新思潮對學生的影響。學生明知金等系同情革命的人物，但都彼此心照不宣。

一般地說，學生對張之洞的富國強兵有相當贊許，對忠君愛國并不感興趣。有少數學生信服康梁學說，志在?；省Ｈ缱蟮峦ㄆ涓赶档琅_）、王季范就在他們的文章中發揮過康梁學說，老師對他們的文章只是加以批駁，并未向上面揭發。這些教習是為避免嫌疑，預為自身開脫。大多數同學則同情同盟會的主張，黃梅人宛師演就是同盟會的活動人物。當時同學參加各種會社的頗多，如蔡大輔就是文學社的，牟鴻勛、譚鳳藻是共進社的。當時有范騰霄先生在日本經常向第一期同學牟鴻勛、周之翰、邢光祖、張祝南、蔡大輔等寄遞革命刊物，如《猛回頭》、《革命軍》、《民報》、《天討》等，還將日本翻印的太平天國所訂史料著作寄來，囑同學與清廷所刊有關史料對照閱讀，最能激發青年的民族仇恨，啟發漢人革命精神。

清廷雖嚴禁革命書刊，但郵局工作人員均系漢人，這些書刊的寄遞毫無困難。在學堂內這些書刊指定由朱鼎元（峙三）負責分發保管。傳達室收到書刊后就交給朱鼎元，由朱轉發給可靠同學閱讀。轉發和保管書刊的地點是在調養室（學堂內病房），這個地方是校監不去的，而同學以看病友為名隨時可去，參加革命活動的同學大小事都在此碰頭。后來幾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學閱讀革命書刊。盡管交接手續比較嚴格，但人多了總會出問題的。好在人心大多趨向革命，少數不愿參加者也不予為難。有一次一位粗心大意的同學沒有遵照規定，在寢室內看《天討》，被同室一位叫方榮華的官家子弟（其父為湖北臬臺）看到了。方當時只勸他不要看這種書，看了很危險。方并且還表示不會把問題向上面揭發，一再說：“這一點義氣和美德我還是有的”。我們當時也相信方的表白。又一次在1909年放暑假時，同學楊伯康收檢行李疏忽大意，把一本《天討》掉在寢室內，被齋夫拾去交給校監。校監將這本書轉交劉鴻烈，劉馬上對此進行追查，齋夫答以在寢室墻角拾的，究竟是何人所有不能確定?？赡軇⒄J為此事如果鬧出去，自己也將獲罪，三百元的薪資也撈不到了，因與校監商量作罷。我于暑假后回校得知此消息，雖然感到有些緊張，但也自信劉鴻烈不敢追究。

帝（光緒）后（慈禧）死了之后，兩湖總師范同學羅天衢獨出心裁制造一道謠言，說北京有電致總督陳夔龍稱：“帝后逝世，各王爭立，速調新軍來京以備不虞?！蓖瑢W據此到處散布，參加革命社團的同學尤其振奮，互相詢問消息。有的還說只候廣東的消息一到，我們武漢就會響應了。過兩三天謠言才止息，我們后來才知道是羅天衢制造出來的，但也沒有人告發。有的還說羅是個一人才。

己酉（1909年）十月，學堂里忽然傳說“誰要革命就把辮子剪”。居然有仁字齋同學劉予璘、劉予兄弟及張世祿，義字齋同學蔡天民、羅天衢、張國恩等六人首先帶頭把辮子剪了，一時轟動全堂。監督劉鴻烈馬上采取高壓手段，揚言要上報總督派兵捕，并限令這六個同學立即寫書面悔過。一時許多同學主張全體剪辮以示抗拒。但一些同情革命的教習極力勸止同學不要擴大事態，認為革命在乎意志堅定，不應盲目行動，不應在形式上暴露身份。醞釀的結果，是這六個同學寫了悔過書，并暫時裝上假辮子。

那時武昌各學堂都有很盛的革命風氣。到1909年，參加革命團體的同學更多了，幾乎占總數的二分之一，絕大多數屬于共進會。在抱冰堂初一、十五的聚會，各學堂都有人參加。對此，清政府當然也有所聞。有一次總督趙爾巽（編者注：趙爾巽于1908年三月即已調任四川總督）來師范學堂演說，也講道：“聽說學生不圖報恩，有的聽信邪說，閱看日本寄來的《天討》，這非找出來不可?！北O督劉鴻烈在這一演說之后，為了減輕自己的責任，借故開除學生蔡大輔，又想出了一個讓第一期學生提前畢業的主意。他上書總督，美其名曰學生功課很好，建議第一期學生在辛亥年八月提前畢業（編者注：按本文所述第一期于光緒三十二年九月正式開學，至辛亥年八月，適有五年。此處所說建議提前的時間，顯然不準）。意在加重學生功課負擔，使無暇搞革命活動。第一期學生結業后，剩下二三期少數學生就好用高壓手段管教了。這樣他的監督地位也不至于動搖。學生識破了劉的居心，加以平時很恨劉之為人，所以有一些人就故意破壞劉的聲譽。首先是同學嚴錫藩上書總督趙爾巽，指責劉不負責任。接著，同學王季范又上書總督，除指責劉鴻烈“除水閣廳（學堂內小廳）吃酒外，未聞監督車馬之音”，并揭發堂長曹履貞只知鉆營，不通文墨。劉鴻烈自己不便上書爭辯，由曹履貞一面掛牌開除嚴王二生，一面上書總督說明情況。曹對嚴王二生平素就很恨，這次又很沖動，所以用舉人名義上書給總督。其中有“該生與總督有香火之緣（嚴與趙爾巽有關系），舉人無權力處理請核示”之語，引起趙爾巽不高興。趙乃采取牌示的方式批復曹書云：“所稱香火緣三字不知何解，唯輕者記過，重則除名，該舉人尚得謂無權力何？不知所謂權力者意在何所底止”。一時傳為笑談。曹竟因此不得不離開學堂。同學談論此事時，總說“閻（嚴）王勾走曹舉人”。雖然劉鴻烈沒被趕走，在那個封建禮教時代，同學與反動統治者進行合法斗爭的勇氣還是很大的。

第一期學生于辛亥八月（陰歷）三日考試完畢，這時已臨辛亥革命前夕，同學在未離校時活動比較自由。其時革命同志在小朝街舉行秘密會議，籌劃起義事宜，同學牟鴻勛代表參加，與彭劉楊三烈士一同被清廷逮捕。清吏詢知牟系兩湖師范學生，乃電話劉鴻烈查問有無此人，劉堅不承認有這樣一個學生。恰其時總務長陳樹屏以知府資格參加陪審，乃證明牟系學生，并言秀才絕無造反之事，一定是誤捕。陳意在為牟開脫。清吏決定將彭劉楊三烈士處死時，問到牟鴻勛為什么要造反，平時所讀為何書。牟答以“我讀的是《猛回頭》《警世鐘》《革命軍》”。清吏據此亦判牟死刑。陳樹屏又說牟恐系神經病。清吏不依陳說，仍欲立即執行。陳又力爭候明日再殺不遲。結果只將彭劉楊三人立即執行死刑。以后革命，牟得以免死?！吨腥A民國公報》為此事曾對劉鴻烈大加指責。因陳樹屏有這一點貢獻，后來起義同志曾邀請他出任教育廳長，陳堅辭未就。

革命爆發后，兩湖總師范同學參加革命的幾達三分之二。雖然革命后兩湖總師范未再恢復，可是同學有三分之一在軍政界工作，如牟鴻勛、張國恩、李范一、周之翰、朱煥奎等。其余也都從事教育工作，大家都認為自己能教書，自食其力，不再與聞革命。其在《中華民國公報》負責宣傳革命工作者也不少。

（一九六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