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1日,劉強東在APEC工商領導人中國論壇上說了一句話,在物流圈引發了巨大震動:"將來都是機器人送貨了,根本不需要快遞員。但是我并不希望我們70萬兄弟沒有飯吃、沒有工作。"
他隨即披露了京東內部的"涅槃計劃"——與全國120所學校簽約,把70萬快遞員等藍領員工分批送回學校,學習機器人維修與保養,從風吹日曬的"配送工"轉型為室內技術崗的"維修技師",實現"藍領白領化"。
消息一出,外界反應兩極:有人覺得這是企業家難得的社會擔當;有人質疑這不過是裁員前的漂亮話。
兩種反應都有道理,但都還沒觸到這件事真正值得追問的核心——讓快遞員去學習修機器人真的可行嗎?
一、機器人會搶走多少快遞員的飯碗?
物流鏈條里,機器替代人早已經不是科幻片了。
首先,倉庫分揀環節,已經逐步被機器人攻陷。
數據顯示,一臺 AGV 分揀機器人日均處理 5000 件包裹,是人工分揀員的 10 倍。更關鍵的是成本 ,某第三方物流企業測算顯示,機器人替代后單位包裹處理成本從 0.85 元降至 0.32 元,人力成本占比從 68% 直接砍到 23%。
也就是說,一個中型分揀中心,原來需要 120 人,引入機器人系統后只留 35 人,人力成本年省 680 萬元以上,分揀失誤率下降 90%。
其次,在配送環節的無人車也越來越常見。
截至2025年9月,全國3600個區縣中超過1900個已經支持無人車上路,覆蓋率超過53%。全行業無人配送車保有量從2024年的1萬多臺,猛增到2026年第一季度的4.7萬臺。
增長這么快,是因為無人配送車的成本優勢巨大。綜合測算,傳統人工末端配送單票成本在 1.53-1.99 元之間,其中包含社保、管理、損耗等剛性支出;而無人車的單票成本僅 0.50-0.73 元,還能以每年 15% 的速度持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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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別說無人車 24 小時待命,不用繳五險一金,不會請假,沒有情緒波動。
目前對于機器替代人唯一的難點在最后100米,城中村的羊腸小道、暴雨天的積水路面、高層小區的電梯等待、收件人要求送貨上門的溝通需求…… 這些非標場景,機器人處理起來依然笨拙。
但有人預測,未來10年隨著機器人的發展,這些場景也可以逐步的攻克,或者 "人機協作" 只保留少量的人力快遞員崗位。
所以,替代不會一夜之間發生,但方向是確定的。
二、快遞員能學會修機器人嗎?
這是這件事最難回答的問題,也是最關鍵的。
劉強東的邏輯很簡單,機器總會出故障,故障還得人來處理。但從"會騎三輪車"到"會修機器人",這兩件事之間有多大的鴻溝?
坦白說,鴻溝不小。
工業機器人和物流無人車的維修,至少涉及三個能力維度——機械結構與液壓系統知識、傳感器與電路故障診斷、基礎編程與系統調試。正規的機電一體化或工業機器人技師培訓,通常需要1-2年,考取相應職業資格證書。
以某公司發布的“無人車運維工程師”崗位為例,普遍要求大專及以上學歷,機電、自動化或計算機專業背景,熟悉Linux系統和ROS,最好持有低壓電工證,能看懂電路圖并處理傳感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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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修機器人不光是擰螺絲,還涉及抽象的邏輯判斷和代碼知識,這對長期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來說,本身就是一道極高的隱形門檻。
美團研究院的數據顯示,騎手群體中高中及以下學歷占比約76%,其中初中學歷占到了40%。快遞員的學歷結構與之高度相似。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技術起點低,學習時間有限,年齡結構也偏大,大量40歲以上的成熟配送員。
就算學校簡單培訓勉強通過的,日常工作也以換電池、擦傳感器、簡單重啟為主,遇到復雜故障,仍需遠程工程師介入。這更像是“機器人保姆”,和真正的“維修工程師”有本質不同。
對極少數年輕、學習能力強的快遞員,也許這是一條可行的上升通道。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轉型的窗開得極小。
三、機器人維修崗位夠用嗎?
這是"涅槃計劃"最根本的悖論所在。
簡單算一筆賬,工業設備的維保人員配比通常是1比10到1比50——一個維修工管10到50臺設備。
按照這個比例推算,快遞、外賣行業一旦大面積自動化,需要轉行的可是數百萬人。即便機器人規模達到幾百萬臺,全國需要的維修技師也就在幾萬到十幾萬人之間,崗位容量完全不在一個量級。意味著最多只有 10% 的人能通過修機器人實現轉型。剩下的 90%,必須尋找其他出路。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機器人會不會修機器人?
未來的趨勢是機器修機器,人只是最后一道兜底程序,需要的人力只會更少。
現在無人車已經實現了模塊化快換,出了故障自己開回站點,機械臂直接拆走故障模組,插上新模塊繼續跑。
具身智能機器人正在加速迭代,部分簡單重復的設備檢測工作(如傳感器自檢、軟件升級)已經可以自動完成。特斯拉的Optimus人形機器人,瞄準的場景之一就是設備維護。長遠來看,維修工作本身也會被部分自動化,所以"修機器人"并非鐵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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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算到這里,結論已經很清楚——機器人維修不是千萬配送大軍的終極歸宿。它能吸納一小部分學習能力強、年紀較輕的從業者,卻裝不下所有人。
所以,劉強東的設想,只能給極少數人一條出路,卻無法為整個被技術替代的群體兜底。
但這番表達背后也有積極的一面,這是中國大型企業面對AI浪潮時,少見的一次主動承擔轉型成本的表態,比多數企業選擇的"靜默優化+自然減員",已經難能可貴。
在AI時代,如何重新定義普通人的勞動價值?如何讓2000萬人都能上車?
考驗的不只是京東一家,而是對整個社會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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